老一輩革命家如何反對形式主義

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形式主義的危害。1929年，他針對紅四軍內恢復軍委的主張批評指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的說法，“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紅四軍隻有4000多人，且多處於行軍游擊狀態，格外需要集中敏捷，在已有前委、縱委的情況下，設立軍委是“在實際上不需要的”。

抗戰時期，毛澤東進一步深刻剖析形式主義的本質和危害，從思想根源上糾治形式主義，使黨內很多同志真正懂得了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解決問題，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來裝點門面。經過整風學習，有的同志認識到自己“理論與實際的脫離”，表示，“我對於我過去是否一個真正的唯物論者這一點，發生懷疑了”。“一個共產黨員是否真正的唯物論者，不僅在他口頭上是否承認或宣傳唯物論的普遍原則，而主要的要看他在實際行動上是否真能這樣做”。

周恩來一貫反對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力倡要做實實在在的對人民有利的事。興建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過程中，個別領導未經報批設計就倉促開工，邊施工、邊設計、邊勘測，導致工程暴露出很多問題，但葛洲壩工程是毛澤東批准的，誰也不敢就此停工。身患重病的周恩來1972年11月連續三次主持召開葛洲壩工程匯報會，他以水利工程是“關系人民生命財產的問題”的高度責任感，強調“長江出亂子，不是一個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問題”，果斷決定大壩主體工程暫停施工，進一步修改設計，由此避免了因脫離實際可能造成的失誤，為工程后續順利進行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前夕，鄧小平到廣東視察。他批評“現在農村中好些東西是搞形式主義”。針對“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的怪象，他明確指出“這是錯誤的”。面對改革開放姓“社”姓“資”的爭論，鄧小平指出，這個問題要用實踐來回答。“實踐這個標准最硬，它不會做假”。判斷姓“社”還是姓“資”，不能形式主義地看“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於”標准棄絕了各種形式主義的干擾，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摘編自《百年潮》2026年第2期 劉慧娟 黃亞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