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如何解決“大黨難題”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持續成長為全國性的大黨的關鍵時期，也是大黨難題不斷形成發展的重要階段。這一時期，毛澤東從思想、組織、作風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解決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所面臨的許多難題，使黨成為更加統一、團結、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構筑思想意識高度統一的大黨

“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通過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創新理論教育黨員干部，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達到了新高度，實現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布爾什維克化，構筑起思想意識高度統一的大黨。

組織發動整風運動，將全黨思想統一到毛澤東思想上來。毛澤東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為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整風運動要求全體黨員在必要的日常工作外，將“二十二個文件的討論、研究，以及工作檢查、思想檢查，放在第一位”。在中央規定的學習文件中，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的著作、中共中央的文件資料佔多數，使得黨內思想認識逐步統一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上來。

加強全黨理想信念教育，夯實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面對大黨難題對黨員干部理想信念的動搖，毛澤東深刻指出：“我們要向黨員進行教育，使他們自覺，懂得社會上還有很多人沒有人格，沒有自由，要為他們的自由而奮斗。”1937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任務報告提綱中強調：“加強對干部的教育、培養與提拔……使我們的干部不但能治黨，而且能治國，要懂得向全中國與全世界人民講話，並為他們做事，要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與政治家的風度。”這一時期，黨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等干部學校，通過抽調各級黨員干部進入各類學校接受教育、因地制宜發起在職干部教育運動，使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更加堅定，政治素養和理論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

推動創辦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科研機構，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中國共產黨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譯介和研究工作。一方面，推動成立黨的編譯機構，翻譯出版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另一方面，成立馬列學院等研究機構，加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研究，不僅為全黨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創造了條件，而且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以“整編黨的隊伍”鍛造堅強有力的大黨

針對延安時期黨員數量龐大、組織結構復雜等情況，毛澤東從組織原則和紀律要求、制度建設、隊伍建設等方面著手，不斷鍛造一個堅強有力的大黨。

強調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要求。一方面，健全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保証按民主集中制來建設我們的黨”，必須無條件執行“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加強紀律教育以嚴明黨規黨紀。毛澤東認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証，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因此，“須制定一種較詳細的黨內法規，以統一各級領導機關的行動”。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文件，就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各地各級黨部的工作規則和組織紀律作了明確規定。

完善黨的制度，為組織原則和紀律要求的執行提供保障。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制度。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明確了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系和上下級關系，強調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一元化”。建立請示報告等制度。在毛澤東看來，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前委負責人等領導同志的自滿自是是最可怕的，主要表現為自己缺乏策略觀點和政策觀點，而又對中央的指示熟視無睹。為此，毛澤東起草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必須“同中央發生最密切的聯系”。健全黨委制。1948年9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定中要求黨、軍、政、民等團體的領導機構“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明確一切重要問題均須委員會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

廣泛發動學習運動來培養大批有學問的干部。針對黨員干部的本領恐慌，毛澤東說：“我們要建設的一個大黨，不是一個‘烏合之眾’的黨，而是一個獨立的、有戰斗力的黨，這樣就要有大批的有學問的干部做骨干。”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向全黨發出了開展學習競賽的號召。1939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提出，要努力“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隨后，中共中央書記處先后發布《關於干部學習的指示》和《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並決定以每年5月5日馬克思誕生日為學習節，總結學習經驗。中共中央詳細規定了高、中、初級班的學習課程和學習計劃，毛澤東親自擔任中央高級學習組組長。經過這場學習運動，廣大黨員干部的政治素養、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都有顯著提高，有效克服了“本領恐慌”。

以“新的工作作風”塑造作風優良的大黨

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培養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1941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提出“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採取具體辦法，加重對於歷史……的調查與研究”，要求各級黨委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圍繞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等內容收集材料並加以研究。此后，全黨上下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調查活動，使黨員干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基本能力，理論聯系實際在全黨蔚然成風。

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培養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針對部分黨員干部脫離群眾、官僚主義的傾向，毛澤東反復警示“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要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黨員干部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要把和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為此，在經濟上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發起大生產運動、精兵簡政運動並實行減租減息政策以改善民眾生活﹔政治上創新“三三制”“豆選”等人民民主形式，擴大了基層群眾的民主政治參與﹔文化上結合民眾需要，創立識字組、識字班、夜校、半日校等教育模式，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這些舉措不僅把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真正給予了人民，更使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成為廣大黨員干部的自覺追求。

聚焦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培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在毛澤東看來，為了“徹底地揭發各地組織內的離開黨的路線的錯誤思想和嚴重現象”，“首先重要的，是在黨內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時期，黨採取公告欄、報紙等媒介方式，深入推動批評和自我批評。斯諾訪問延安時就看到牆報上專門設有黑欄和紅欄，“在黑欄裡，同志們互相進行嚴厲的批評，並批評他們的軍官（指名道姓的）”。毛澤東認為，“工作中間犯錯誤，哪一個人會沒有呢？犯了錯誤就要改正，叫作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使黨員干部能及時發現和改正問題，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始終保持正確方向。

（摘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5 年第6期 李永進 劉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