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潤民心 政留青石

在鄉野道旁、城邑通衢，常可見到一方方古舊石碑。石質或已斑駁，字跡或已漫漶，但若細細辨認，仍能認出“德政”“遺愛”“去思”等字樣。這些石碑，是古代百姓為紀念離任官員的政績而刻立的紀念碑，史稱德政碑。它們是民間對官員治理成效的直接評價。透過這些沉默的石頭，我們可以窺見古代社會對官員政績、為政理念的認知，亦能為今天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提供一份厚重的歷史參照。

古代德政碑的核心在於記錄官員治理實績和離任后百姓的感念。鐫石頌德，乃古代表彰勤政官員之舊章。據考，歐陽修在其金石學著作《集古錄》中記載了一方隋文帝開皇十一年（591）的《梁洋德政碑》，這是有文獻記載較早的德政碑實例。

及至唐代，立碑程序有詳細規定：“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績可稱，州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聞，乃立焉。”即先由地方吏民向朝廷申請，經尚書省考功司審核無誤后，最終由朝廷批准方可立碑。這一過程表明，立碑是建立在百姓對官員政績認可的基礎之上，同時也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獲得朝廷的認可，因此立碑是一個嚴肅的行為。德政碑的主角，多為與百姓朝夕相處的地方官員。他們的一舉一動，直接關乎黎民冷暖，百姓有切身的感受。

細檢歷代相關碑文，政績記載翔實。從漢唐到宋元再到明清，其評價標准雖因時而異，然核心始終未變。

民生為本 重在實利

碑文中最常見的，是官員興修水利、勸課農桑的實績。

唐元和二年至五年（807—810），韋丹任江西觀察使。據《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的記載，在任期間，韋丹“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發展水利﹔鼓勵種桑養蠶，改進紡織技術，“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帶領百姓致富。

他針對當地民居多為竹制、易發火災的問題，捐出俸祿“教人陶瓦，伐山取材”，推廣磚瓦建筑。不到兩年，境內“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極大地改善了百姓居住條件。韋丹離任后，其政績長久被百姓懷念。

韋丹是在元和五年去世的，在去世近四十年后，唐宣宗為樹立循吏典范，特意下詔為韋丹立碑，由時任史館修撰杜牧撰文。杜牧在碑文中詳細記述了韋丹的政績，充分體現了古代社會對務實為民官員的尊崇。

民生之艱，常集中在特定行業與特定人群身上。山東萊蕪有悠久的冶鐵史，元代設立了濟南萊蕪等處鐵冶都提舉司管理相關事宜，然而監官卻隨意增減稅額、仗勢欺壓百姓，富戶與貧戶之間在賦役方面差別巨大，富戶得以用各種辦法免除相關負擔，而貧戶卻長期被囚服役，怨聲載道。

直到崔冀到任，局面才豁然改觀。收錄於《萊蕪縣志》中的《崔公提舉德政碑》記載了崔冀的原話：“天地間惟人為貴。設官置吏本以為民，今反荼毒之，誠何心哉？方今國家以仁愛之道保安天下，豈忍坐視而不救？”於是他在很短時間內掃除積弊，郡得大治。在萊蕪耆老尹政等人的倡議下，崔公的政績得以勒之貞石，碑文最后以“勉撫其實”四字收筆，可見注重實績正是這類石碑最朴素的書寫倫理。

清慎明著 吏治為先

唐代官員考課有“四善”之標准，“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清慎明著”“公平可稱”亦是立碑之重要緣由。

《大唐萊州刺史唐府君德政碑》記載，唐貞休在任萊州刺史期間，在整頓吏治上毫不手軟，“貪官黠吏，委以澄清”。他深知吏治腐敗直接損害百姓利益，因此將整肅貪吏作為施政重點。這一政績被寫入其德政碑中，成為他受到百姓愛戴的重要原因。

唐代碑刻中類似記載頗多，如張知古任漢州雒縣令時，面對吏治渙散、百姓不信任官府的狀況，“躬六曹之務，先五美之訓”，率先垂范，使得“下官斂手，牟食革心，人始翕如也”，貪腐者洗心革面，民心很快歸於和順。

碑文中提及的“先五美之訓”，指的是將孔子所倡導的“五美”作為優先落實的治理准則。《論語》記載，孔子對子張說“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何謂“五美”？孔子的回答是“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在古人看來，清廉不僅是官員的個人操守，更是勤政為民、整飭綱紀的前提。

吏治澄清，方能令德政不虛懸。明代海瑞任淳安知縣時，清丈田畝、均平賦役，自奉極儉，“布袍脫粟，令老仆藝蔬自給”，絲毫不染民膏。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銳意整肅吏治，手定《興革條例》，盡革衙門陋俗，嚴格管理吏役，敢有索取一文者，即以贓論。凡民間冤抑，海瑞皆親為剖斷，不畏勢豪，積年沉案多得昭雪，吏風民風為之一新。

去任之日，淳安百姓沿途設香案相送，后為之立《海剛峰先生去思碑》，碑文不著一字虛譽，隻記他在任四年間淳安錢糧減省幾何、冤獄平反幾起、學田增置幾畝。足見百姓心中那杆秤，最稱得出清官的分量。

教化為重 移風易俗

清官良吏不止於養民，尤重化民。唐代廬州刺史羅珦的事跡，便是教化治理的生動注腳。據《唐廬州刺史本州團練使羅珦德政碑》的記載，羅珦到任前，廬州社會風氣不佳，百姓“不好學而酷信淫祀”，生病時“舍藥物而乞靈於鬼神”。羅珦到任后，一方面“禁其聽神，頒以良藥”，用醫學破除迷信﹔另一方面大力興辦教育，“鄉塾黨庠，緝其牆室”，聘請鄉先生教授儒家經典，“以淹中之《禮》、田何之《易》、上代帝王遺書，與魯《春秋》及百王之言以教之”。他規定，隻有受過良好教育者才能擔任官吏。數年間，廬州風氣煥然改觀，赴京參加禮部會試的優秀學子近四十人，文風鼎盛，宛若鄒魯，由文化僻陋之區，一變而為禮儀之邦。百姓感念其德政，立碑以頌揚。

教化非虛懸口號，必落實於學校之興、經典之傳。元代《臨邑縣尹李君遺愛記》，記載了大德年間河間路臨邑縣令李載興學化民的治績。碑文稱李載“廉直自律，門無私謁”，他曾對胥吏感嘆“夫理民之要，風俗為先。風俗本原，系乎學校”，遂極力興舉縣學，更在公務之暇親率吏屬講解《四書》，發明正道，使得“諸生濟濟，容止進退，咸有可觀”。

羅珦與李載的治理表明，古代良吏的政績不僅在於物質建設，也在於精神引領，通過教化提升民智、改善民風，實現長治久安。

保境安民 維護治安

維持地方安定、平息盜賊寇亂、為民昭雪冤獄，是碑文中反復出現的又一重要政績。

唐朝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安定是百姓最大的心願。據唐代《高公德政碑》記載，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高承簡充任滑州刺史期間，著力修繕城池，加強防御，“戎器未備，則造器者加意，而戎器精焉﹔戰馬或闕，則有馬者增職，而馬政修焉”。碑文稱贊高承簡能夠以自己的“溫仁惠和”在危亂局勢中安撫軍心民心，恢復社會秩序，“字疲人，撫三軍，若治身疾，如理家事”。

元代法令規定：“鞠勘罪囚，仰達魯花赤、管民官一同磨問。不得轉委通事、必阇赤人等推勘。”元朝社會是一個多族群、多語言的社會，這條規定要求地方官和監臨地方的達魯花赤要親自斷案，不得將事情推給口譯、筆譯人員。《達魯花赤教化迪德政碑》記載了太和縣達魯花赤教化迪的政績：“其聽訟也，悉心極慮，獄無系囚。事無大小，咸處之以理，使爭田健訟者即興讓畔之風。”除了親自審案，他“躬兼提督捕盜”，“深察游食不事生理之徒，教之以悔過遷善，鎮之以威刑峻法”，教化與威懾並施。接下來，碑文筆鋒一轉，點出要害：“事雖防於未然，必本之於輕徭薄賦。”一切治安之術，若無輕徭薄賦為基礎，終是揚湯止沸。

毋庸諱言，古代也有一些德政碑，將政績夸大，甚至向壁虛構，違反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也難逃后人的揭露與評判。

綜合來看，德政碑所承載的為政理念，其核心在於“為民”二字，這在今天仍有深刻的鏡鑒意義。一是崇尚務實，摒棄虛功。古代碑文鮮有歌頌奢華宮館、浩大儀典者，其推崇的皆是興修水利、勸課農桑等民生實績。正確的為政理念，當不務虛名，直指民生緊要處。二是注重長遠，甘為潛績。許多德政碑記載的，是官員栽樹、修渠、興學等澤被后世之功，這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與“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三是以民為本，堅守正道。德政碑本質上是民意的表達。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中。比石碑更具有分量的是百姓的口碑。隻有以民為本，踏實做出百姓滿意的政績，才能有口皆碑，傳誦久遠。

（作者單位：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化與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