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各個根據地的首席政府”

　　延安時期，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陝甘寧邊區政府不僅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立為根本宗旨，更通過一系列開創性政策與扎實作風，將其轉化為“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的具體行動，構建了“隻見公仆不見官”的清明政治生態，深刻回答了“政績為誰而樹、樹什麼樣的政績、靠什麼樹政績”的根本問題，被毛澤東同志贊譽為“全國最進步的地方”。

　　聞過則喜：雷擊事件為政績鏡鑒

　　1941年6月，陝甘寧邊區政府縣長聯席會議開會時，會場遭遇雷電襲擊，造成一死七傷的慘劇。其中，延川縣四科科長（代縣長）李彩榮當場被雷電擊死。有老鄉的一頭驢也在這場暴雨中被雷打死。有的農民開始借故發泄對邊區公糧負擔過重的不滿，逢人便講：“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因公糧負擔過重發出怨言，毛澤東同志並沒有下令追查，而是敏銳地將其視為政策得失的“晴雨表”，深刻反思“群眾講得有道理，說明群眾對共產黨的政策有怨言”，共產黨首先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幫助群眾解決他們的“救民私糧”問題，然后才能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去解決救國公糧問題，否則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隨即決定將公糧任務從20萬石減至16萬石，並由此推動了大生產運動與精兵簡政兩大決策。

　　在大生產運動過程中，從邊區政府主席到鄉級的所有行政人員都要參加勞動。另外，通過建立革命家務、軍隊屯田、開墾荒地、開源節流、實行統一累進稅等綜合措施，邊區民眾的公糧負擔到1945年降至12萬石，政府實現了自給自足。

　　在雷擊事件的鏡鑒下，土地、勞動、災難民、禁煙禁毒、抗戰傷殘軍人撫恤、兒童、婦女識字教育、防疫衛生等老百姓關心的問題都成為邊區政府施政的重點。

　　精兵簡政：俸以養廉樹政績本色

　　精兵簡政最早由黨外人士李鼎銘等11人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毛澤東看到后認為，“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經中央研究討論后，1941年12月13日，黨中央正式向各抗日根據地下發了精兵簡政的通知，轟轟烈烈的精兵簡政運動隨即開展開來。

　　1941年12月-1944年1月，陝甘寧邊區共進行了三次精兵簡政，通過裁撤冗余機構、縮減脫產人員，農民公糧負擔比例顯著下降。據統計，1943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機構裁並了四分之一，直屬機關從35個減至20個，政府工作人員精簡了40%，部隊機關學校減少脫產人員8000余人，節省糧食1.3萬余石，行政費用的佔比由1938年的20.9%壓縮至1%。

　　如果說精兵簡政為邊區清廉政府創造了客觀條件的話，那麼，與之配套的俸以養廉“津貼”制度，則從源頭上塑造了干部的公仆本色。上至邊區政府主席，下至鄉政府鄉長，都不發薪餉，實行最低的津貼制度。邊區政府主席每月津貼5元，鄉長每月津貼1.5元。整個鄉政府，隻有鄉長一人脫離生產，並無薪金，除津貼一元五角外，每天公糧一斤四兩，菜錢四分。除鄉長外，其他委員、行政村主任、村長，都沒有任何薪俸和津貼。

　　同時，“津貼”制度與嚴格的辦公費限額同步執行，確保行政成本極度壓縮。早在1937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前身中央臨時政府駐西北辦事處就作出決定：政府辦公費實行最節儉的原則。縣政府辦公費每月規定30元。即便是在行政專員駐在地，其辦公費得酌量增加的情況下，每月最多也不得超過50元。至於區一級政府辦公費每月規定為3元至4元，鄉政府經費，則每月由邊區政府津貼6元，辦公費包括在內，且鄉長不另支伙食、鞋襪費。

　　邊區公務人員雖然待遇不高，但能保持基本生活，加之邊區政府俸以養廉舉措，妥善解決了其后顧之憂，起到了有效抵制腐朽氣息的侵蝕，保持干部廉潔的作用。

　　“精兵簡政”與“津貼”制度並舉，使得“隻見公仆不見官”成為邊區干部的普遍形象，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二屆參議會上作政府報告時感慨道：“廉潔奉公，已成為政府人員一般具有的品質。”“我們的工作人員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們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戰與人民的整個利益。”

　　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出政績實效

　　面對國民黨的財政斷供和經濟封鎖，開發荒地、實現糧食自給成為緊迫任務。但開墾哪裡？如何開墾？邊區政府沒有盲目決策、四面出擊，而是先行組織科學考察。1940年5月，朱德同志特邀農林生物學家樂天宇等人組成“陝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團”。考察團歷時47天，行程數百公裡，對邊區的森林、土壤、水文等進行了系統勘察。他們在報告中重點推薦了南泥灣：雖然荊棘遍野，但土質是肥沃的黑鈣土和黃綿土，“抓一把都能流出油來”﹔汾川河水源充足，只要稍加水利建設，足以支撐大規模農業。

　　這份翔實的《陝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團報告》，實際上成了南泥灣開發的“可行性研究報告”。黨中央據此科學決策，派遣王震率領三五九旅進駐開墾。開發過程中，部隊遵循考察團的科學建議，實行“宜農則農、宜林則林”的分區規劃，在河谷平川墾荒種糧，在山坡地帶保留植被、發展畜牧，並成功引種水稻，創造了“陝北江南”的奇跡。從科學考察到成功開發，南泥灣成為調查研究引領科學決策、將荒原變沃土的典范。

　　1946年春，面對發展生產的中心任務，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沒有坐在機關發號施令，而是帶頭深入基層“解剖麻雀”。他帶領調查組，到綏德縣郝家橋村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蹲點調查。

　　調查組住在村裡，與農民同勞動、拉家常。他們不是泛泛而談，而是確定了“選擇生活狀況和生產條件不同的上、中、下各兩個農戶進行重點研究”的方法。通過深入調研，他們發現了共產黨員、村主任劉玉厚這個典型。劉玉厚帶領全家精耕細作，組織變工互助，使這個佃戶村糧食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習仲勛總結郝家橋的經驗，認為其在改革農作措施、組織變工互助、改造二流子等方面很有推廣價值。經他提議，地委授予劉玉厚“模范黨員”“勞動英雄”稱號，在全區開展“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的活動。郝家橋的經驗迅速在綏德地區乃至全邊區推廣，極大地推動了生產運動。這次調查，展示了通過深入一點的典型調查，取得經驗，指導全局的“蹲點”工作法的巨大威力。

　　對民負責：上下監督筑政績根基

　　選好人、選對人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自由選舉、選舉好人”是1945年陝甘寧邊區選舉委員會《關於今年鄉選工作致各專員縣市長的信》中確定的選舉方針。雖然各個區鄉對“好人”的標准有所不同，但群眾對區鄉好干部的要求標准有“公道、腿勤、平和、有辦法”四條。

　　像關中分區新寧縣四區六鄉的幾個地主聯名提了鄉長的候選人，並在人民中宣傳原來的鄉長不稱職等，叫人民選他們的人，結果因該人過去鎮壓人民，未選上。另外，四區五鄉鄉長、一區二鄉鄉長、二區五鄉鄉長都因不稱職、耍私情、不公平，私吃老百姓的錢，看不起窮人等原因，被撤職。

　　這類來自群眾反映和基層暴露的問題，構成了人民監督的起點。這些問題自下而上地敲響了警鐘，促使監督機制必須自上而下地主動響應、深入核查。為此，一方面，邊區和各分委、特委組織巡視團，直接深入區、鄉開展巡視﹔另一方面，邊區審計機關成立后，以“審核全邊區行政機關之預算決算的事項”為首要任務，以“審批核銷各機關、部隊、學校的經費、糧秣、被服等項支出”作為重點任務扎實開展工作。這些舉措將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與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貫通起來，形成發現問題、查處問題的完整閉環。

　　陝甘寧邊區政府“厲行民主真行憲、隻見公仆不見官”的形象逐漸樹立起來。開明士紳、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評價陝甘寧邊區政府是“各個根據地的首席政府，在各項政策實施中起到先導和模范作用。”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政績觀與實踐，如同一面永恆的明鏡，提醒著我們：政績的根基，永遠深扎於人民群眾之中﹔政權的生命力，永遠來源於同人民的血肉聯系。隻有時刻端正“屁股”坐向，始終與老百姓同坐一條板凳，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創造出經得起歷史、實踐和人民檢驗的實績，走好新時代的趕考之路！

　　（作者為海南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