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不會忘記

推開紅軍長征翻越夾金山紀念館沉重的木門，一股雪線之上的風便從90多年前的時空裂縫裡倒灌出來。館裡很靜，靜得能聽見自己血液流動的聲音，像源自光陰深處的紅色回響。

展廳盡頭，柔和的射燈燈光下，一件褪色的單薄軍裝吸引我的目光。它的布面被風雪漂洗，呈現暗淡的灰白色。我站在這件軍裝前，想起了一段關於海拔4114米的往事。

牆上的地圖，紅線如刀鋒劃過。從磽磧藏族鄉到王母寨埡口，那截幾乎垂直的攀升線，在1935年6月，不是地理標識，而是懸在萬余紅軍頭頂的生死線。

在磽磧的“紅軍誓師坪”，每一名即將翻越夾金山的戰士領到的御寒“裝備”，僅僅是幾個干癟的辣椒和一塊老姜。對戰士們而言，勝利的希望就在前方——只要翻過這座終年積雪的“神仙山”，就能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先頭部隊紅四團的指戰員在6月12日凌晨出發，藏族向導馬登洪一遍遍囑咐：“不可大聲說話，山神會發怒﹔不能坐下，坐下就起不來……”

爬雪山，步步驚心。沒有路，前面的人用刺刀、工兵鏟，在凍雪覆蓋的坡面鑿出僅容半隻腳的淺坑，后面的人必須精准地將腳揳入這正在急速重新凍結的凹陷裡。隨著海拔升高，有人開始流鼻血，鮮血滴在雪地上，綻開觸目驚心的紅花，又迅速被凍成暗紅的冰珠。頭痛欲裂，視線因缺氧而模糊、晃動，世界變成旋轉的、白茫茫的一片。

比缺氧更暴虐的，是山巔的“變臉”。

上午還是陽光普照，雪地反射的強光毫無遮攔地刺入眼睛，許多戰士出現雪盲症狀，淚流不止。他們撕下綁腿的布條，蒙住雙眼，后面的人扶著前面人的肩膀或牽著衣角，摸索著前行。轉瞬之間，不知從何處涌來的烏雲吞沒太陽，狂風裹挾著核桃大的高原冰雹，劈頭蓋臉地砸下。

那不是“落下”，是“射擊”。冰雹打在單薄的軍帽上、肩膀上，噗噗作響。沒有遮蔽處，無處可躲，只能縮著脖子，用胳膊護住頭頂，等待這輪“襲擊”過去。濕透的單衣緊緊貼在皮膚上，旋即結了一層冰殼，行動時發出“咔嚓”的輕響。草鞋早已被雪水浸透、凍硬，有的戰士干脆赤腳踩在雪裡，腳從紅腫到青紫，最后失去知覺。

真正的死亡，往往以寧靜的姿態降臨。

紀念館裡一份泛黃的回憶錄手稿，用平靜的筆觸記錄下驚心動魄的一幕：“走到半山，我看到前面一個宣傳隊的小戰士，背著快板，靠著塊石頭坐下了。我喊他，他不應。走過去推他，他身子一歪，倒了。臉上還帶著點笑，像是累了，睡著了。可再也叫不醒了。”這不是孤例。極度的寒冷與疲憊，會麻痺人的神經，產生一種虛假的、溫暖的舒適感。停下腳步，坐下休息，成了致命的誘惑。那些“坐下”的戰士，常常低著頭，仿佛只是在沉思，或是打了個短暫的盹兒。然而，體溫在靜坐中飛速流失，心臟在疲憊中緩緩停跳，飛雪很快為他們蓋上潔白的“被子”。從山腰到埡口，這樣的“隆起”越來越多，他們是雪原的一部分了，是路標，也是無言的警示。后續部隊經過時，會默默看一眼這些被新雪半掩的戰友，沒有人哭泣，也沒有時間悲傷，只是把綁腿再扎緊些，把懷裡可能已經凍硬的干糧再焐一焐，咬著牙繼續向上、向上。

食物，被用來對抗死亡。攜帶的少量炒面被雪打濕，凍成冰疙瘩，只能用體溫焐化一點點再啃下來，混著雪水艱難吞咽。辣椒和姜，成了難得的藥物。在意識模糊、手腳麻木的臨界點，咬一口辣椒，那尖銳的灼燒感從口腔直沖天靈蓋，能強行將魂魄從凍僵的軀體裡拽回。就是靠這片刻的清醒，戰士們拖著仿佛不屬於自己的腿，再挪動一步又一步。

翻越埡口，並非苦難的結束。下山的路，被許多老紅軍回憶為“比上山更可怕”。山勢陡峭，積雪下是隱藏的冰面。體力耗盡、雙腿發軟的戰士，很容易失控滑倒，墜入茫茫雪谷。他們採用各種辦法：坐著往下溜，抱著槍往下滾，用槍托做支撐一點一點挪……

希望，在山的另一面孕育。6月12日下午，當紅四團的指戰員到達達維鎮木城溝時，遇見另一支同樣頭戴紅星軍帽、正在修筑工事的隊伍。片刻的死寂，雙方都愣住了。緊接著，試探的詢問，方言的碰撞，然后是難以置信的確認——是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嘶啞的歡呼、哽咽的吶喊、緊緊的擁抱……會師的消息，像一粒火種，沿著那條用生命鋪就的雪路燃燒。

后續幾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率中央縱隊和大部隊翻越夾金山。毛澤東把馬讓給傷寒發作的警衛員，自己拄著木棍前行﹔周恩來一路上給大家鼓勁﹔朱德則搶過傷病員的擔架……至6月18日，中央紅軍主力部隊成功翻越夾金山，到達懋功（今小金）地區。

走出紀念館，陽光刺眼，遠處的夾金山頂峰依然積雪皚皚。我知道，雪山不會忘記那些消失在風雪中的年輕生命。他們化作山峰的脈搏，化作每年6月依然會刮起的、帶著凜冽記憶的風。那風掠過耳畔，我轉過身，面對巍峨的雪山，深深鞠了一躬。（鄧一非）

來源：中國國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