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生清風 滿紙養廉心

揚州博物館藏鄭板橋《行書“船中人”詩卷》（局部），本圖選了此卷前六首詩，從右至左分別是： 1、船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滔滔流不息，問君辛苦到何年？ 2、棗花初落路塵香，燕掠麻池乍頡頏。一片黃雲飛十頃，賣瓜棚下午風涼。 3、紅藕花多映碧闌，秋風初起易凋殘。池塘一段榮枯事，都被沙鷗冷眼看。 4、得福常廉禍亦輕，坦然無畏復無驚。平生秘訣今相付，但向君心可處行。 5、一池荷葉衣無盡，滿地鬆花食有余。剛被世人知住處，卻移茅屋向深居。 6、四十年來海上游，水清魚見不吞鉤。釣竿砍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圖片來源：揚州博物館

鄭板橋以擅長畫竹著稱，這是他的《蘭竹石圖》。 圖片來源：無錫博物院

清代，揚州坐擁漕鹽之利，商賈雲集、文風鼎盛。在此背景下，推崇藝術創新的“揚州八怪”應運而生，鄭板橋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為人瀟洒豁達，為藝“領異標新”，為官清正愛民，於當時有著“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的美譽。但最為人所重者，是他清正廉潔、為民紓困的思想。今天，我們透過其流傳近三百年的詩文書畫，依然能感受到其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和廉潔自守的高尚品質。《行書“船中人”詩卷》就是一件這樣的作品。

創作背景：清正自守鑄豐碑

《行書“船中人”詩卷》現藏於國家一級博物館揚州博物館。它創作於鄭板橋任職濰縣（今山東濰坊）期間，不僅反映了板橋書風過渡時期的特點，更於筆墨間透露出他不隨流俗、清風自許的精神境界。

“七載春風在濰縣”，對於鄭板橋而言，乾隆十一年（1746）至十八年（1753）在濰縣任職的七年，是他終生難忘的時光，是他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巔峰，是其“清廉愛民”官聲最盛的時期。

初入濰縣，鄭板橋便經歷了魯東大災，赤地千裡、餓殍遍野的慘狀，進一步激發了他憂國憂民的強烈情緒。救災過程中，板橋不計個人得失打開官倉賑濟災民。地方官要動用官倉，須按照程序向上級行文獲得允准才可，面對飢餓的受災百姓，板橋對同僚表示“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責任由他一人承擔，不會連累同僚。

大概在乾隆十二年（1747），板橋在一幅贈給他人的竹畫中，題詩表達自己的心跡：“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面對嚴酷的災情，板橋日夜憂心。

乾隆十三年（1748），出於救災的目的，板橋推出“以工代賑”的政策，招徠災民修繕濰縣城牆，並勸縣中富戶開廠煮粥供應災民。板橋捐資“首修城工六十尺”，在其帶動之下，當地紳士亦紛紛捐資。在板橋撰寫的《修城記》中，他公開表明“本縣一錢一物概不經手，但聿觀厥成而已”，以示自己的清白。

乾隆十八年春，板橋因“請賑忤大吏”而去職。他曾用自己的養廉銀代百姓完稅，離任時，將所有借據燒去。濰縣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畫像以祀”，甚至為其立生祠，足見其受百姓愛戴程度之深。鄭板橋雖然在官場留下了壯志難酬的遺憾，但在濰縣期間的清廉之舉、安民之措，卻於百姓心中鑄就了一座豐碑。

縱觀板橋一生，隨著時代背景、個人經歷及藝術體悟的演變，他的書風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為赴范縣任職之前﹔中期為在范縣、濰縣任職的十二年﹔后期為辭官以后的十余年。板橋書風轉折的過程，也是其民本思想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板橋在濰縣的七年，將“詩書畫”的才情與“清慎勤”的官箴完美結合。他以民命為天的擔當、務實創新的治理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廉潔，塑造了不朽的“板橋風骨”。《行書“船中人”詩卷》正是板橋在濰縣任職期間的作品，也是其書風轉折和民本思想交織變動的寫照和見証。

詩卷內核：清風廉韻入翰墨

《行書“船中人”詩卷》縱17.3厘米、橫140.5厘米，共收錄十五首七言絕句，落款為“板橋居士鄭燮書於濰縣”，有“濰夷長”“鄭燮之印”等鈐印。

這十五首詩囊括板橋自作詩與精心遴選的前人經典，洋洋洒洒數百言。語言通俗明快，意趣盎然，格調於清慎庄重中時見詼諧機鋒，恰似一部生動的“濰夷長”日志——

既有對風土人情、世俗百態的忠實記錄，如“棗花初落路塵香，燕掠麻池乍頡頏。一片黃雲飛十頃，賣瓜棚下午風涼”，寥寥數筆便勾勒出一幅質朴生動的鄉土生活畫卷﹔亦不乏對時政積弊的敏銳洞察與激濁揚清的凜然正氣，“得福常廉禍亦輕”等句，可謂警世箴言，令人深思﹔更有抒發個人志趣、感慨世情冷暖的深沉詠嘆，“船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滔滔流不息，問君辛苦到何年”一詩，既有對追名逐利者的犀利詰問，亦含幾分無奈的嘲諷與疏離﹔至於“自起開籠放白鷴”“回頭卻羨老僧閑”等詩句，則流露出對喧囂塵世的倦意及對歸隱生活的向往。

這一組詩內容駁雜，風格上亦庄亦諧，卻非雜亂拼湊，這正是板橋作為一位身處復雜現實中的文人官員真實而多維的內心世界的寫照。詩卷中隱約透露出他徘徊於仕與隱、濟世與自適、實現政治抱負與追求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心理。

從藝術風格來看，《行書“船中人”詩卷》的書體，已經與板橋早期為應付科舉考試而練習的“館閣體”大不相同，那種書體工整但缺少藝術個性。此時的板橋，功名已成，藝術心智臻於成熟，故能掙脫科舉制式美學的束縛，轉而尋求個性的張揚與情感的釋放。

這一階段，他逐步突破書法形式上的藩籬，講求以畫入字，行隸相參，筆墨恣肆，意圖塑造“怒不同人”的藝術特色和“震電驚雷”的藝術效果。此卷中，用筆或沉著痛快，或輕盈靈俏，提按頓挫間極富節奏變化﹔結體則欹正相生，布局疏密得宜，恰如“亂石鋪街”，於看似不經意的安排中見其匠心獨運。

通篇觀之，書寫的節奏亦完全隨詩境與心境而變：錄閑句時從容舒朗，抄警語時則凝重鏗鏘。這種將個人情感與審美追求毫無保留地訴諸筆端的寫法，使得書法超越了單純的技藝和形式，升華為其人格和精神的動態展示。藝術形式的“領異標新”，與思想內容的“直面現實”，在此達成了高度統一。

卷末“板橋居士鄭燮書於濰縣”的落款及“濰夷長”白文方印，不僅清晰表明了創作的時間與地點，更是解讀板橋雙重身份的關鍵路徑。“板橋居士”之號，彰顯了文人雅士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而“濰夷長”之印，則代表著一縣之長的責任與義務。這組看似矛盾的稱謂，板橋卻巧妙地融於一身，並在此詩卷中得到完美體現：詩篇內容的豐富性、書法風格的多樣性及作詩心境的復雜性，既反映了其作為地方主官體察民情、勵精圖治的責任擔當，又流露了其作為文人藝術家對自由精神的向往、對官場羈絆的倦怠以及對崇高人生境界的思索。

正因此，《行書“船中人”詩卷》不僅是一件杰出的書法作品，更是一位官員、一位藝術家在時代洪流中復雜心路歷程的珍貴記錄。

思想境界：得福常廉復無畏

在濰縣為官的七載，鄭板橋的文學藝術創作亦臻於高峰，其作品往往與施政理念交融互滲，渾然一體。他將濰縣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凝結成“濰縣三行”、《濰縣竹枝詞》以及“一枝一葉總關情”等膾炙人口的題畫詩。

鄭板橋在濰縣任上所作的《逃荒行》《還家行》《思歸行》並稱“濰縣三行”，論者每每將之比為杜甫的“三吏三別”。《逃荒行》寫災民逃到關外覓食的情景，《還家行》寫逃荒歸來的災民所見到的淒涼故園，《思歸行》流露出板橋歸隱之志，但他接連提出的“何以未賑前，不能為周防﹔何以既賑后，不能使樂康﹔何以方賑時，冒濫兼遺忘”直擊當時官場弊端，振聾發聵。板橋的《濰縣竹枝詞》四十首，則用民間百姓熟悉的竹枝詞形式，記錄下濰縣的風土人情和貧苦百姓的生活狀態。這些作品集中閃耀著鄭板橋深沉的民本思想，真摯的情感與深刻的關懷，使其廣為傳誦、歷久彌新。

鄭板橋的作品中飽含著對清廉品質的弘揚，《修城記》記錄了以工代賑、修城護民的事跡，並申明“一錢一物概不經手”的清廉准則﹔離任時，板橋作《予告歸裡，畫竹別濰縣紳士民》，自述“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更道出其兩袖清風的坦然與豁達。《行書“船中人”詩卷》更是堅定認同“得福常廉禍亦輕，坦然無畏復無驚”，成為板橋在近三百年前向世人發出的勸世良言。

該句並非板橋原創，而是源於南宋陸游的七言絕句《書室名可齋或問其義作詩告之》。人生有順境就有逆境，在得福的順境中該如何自處？板橋同意陸游的觀點，要保持清廉，如此便能遠離災禍，內心坦然無畏。它揭示了一個朴素的真理：廉潔為官，不僅代表著道德上的清白，更是個人行事時無所畏懼的底氣。正是這份底氣，支撐他在濰縣敢於觸犯權貴、開倉濟民。

這種“得福常廉”“坦然無畏”的心境，同樣鐫刻於他在濰縣任內所治的四枚印章——“濰夷長”“直心道場”“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和“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飢債”。這些印章生動展現了他於濰縣任職期間的責任擔當意識和憂國憂民思想。

揚州博物館所藏鄭板橋與羅愚溪合作的一幅《枯樹茅齋圖》中，便鈐有一方“直心道場”印章。綜觀畫意、題跋與印文，畫面雖僅繪出枯樹、茅屋與懸崖等蕭瑟寂寥的景致，卻從題跋可知此圖正是板橋心之所向的“直心道場”，亦是其涵養正直坦蕩胸懷的修行之境，淋漓盡致地彰顯了他高潔的志趣與超凡脫俗的追求。

同樣，《行書“船中人”詩卷》中的詩、書、印，亦共同構筑了板橋以“廉”為基石的精神世界。詩卷的基調雖偶見對現實的諷喻與退隱之思，但其主導精神，仍是儒家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擔當與濟世情懷。書中風格的“怪”與“怒”，實為他不願同流合污的人格宣言﹔筆墨間流淌的真情與“洒落”風神，則根植於心底無私、廉潔自守所帶來的坦蕩與自信。藝術上的自由揮洒，與其政治上的清廉剛正，實為一體兩面。

今日，當我們再次展開板橋的作品，那份由筆墨滋養、因操守而璀璨的“廉心”，依然鮮活如初，具有穿越時空的力量，更驗証了徐悲鴻先生對其所作的高度評價“板橋先生為中國近三百年來最卓絕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書畫尤奇……”這或許正是板橋留給后世最為珍貴的文化啟示：真正的藝術，終將指向精神的崇高與風骨的挺拔。

（作者：揚州博物館、揚州市紀委監委，宗蘇琴、周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