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績觀

　　在延安這片黃土地上，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把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轉化為具體施政實踐，形成以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自力更生為核心內涵的政績創造與檢驗體系。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政績為誰而樹”這一首要問題作出了鮮明回答。1944年，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演講，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明確為黨的根本宗旨並寫入黨章，從根本上界定了延安時期共產黨人政績的歸屬與目的。

　　當時，陝北地區地瘠民貧，加上國民黨當局的經濟封鎖，軍民生存面臨極大困難，黨中央和邊區政府明確將“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作為經濟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由此展開，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減輕人民負擔，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親自開荒種地，紡線織布﹔部隊、機關、學校紛紛投入生產，王震率領三五九旅開墾南泥灣，將荒山野嶺變成陝北好江南，便是踐行這一宗旨的生動縮影。在政治領域，真正讓人民當家作主，實行“三三制”政權原則，確保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中各階層、各黨派、各方面人士的民主權利﹔普通農民通過“豆選法”等朴素方式，選舉自己信任的干部﹔創立巡回審理、就地辦案的“馬錫五審判方式”，方便群眾訴訟，公正解決糾紛，讓邊區群眾真切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些昭示著，政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是人民的利益與意志，政權因服務人民而有力量，政績因造福於民而有價值。

　　在解決實際問題中凝聚人心

　　延安時期，共產黨人注重從實際出發，把工作落到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具體事務中。

　　在經濟上，聚焦發展生產與改善生活。打破封鎖，組織群眾運鹽，發展對外貿易﹔鼓勵婦女紡紗織布，提高棉布自給能力﹔建立消費、運輸、信用等各類合作社，抵制中間商盤剝。這些舉措，實實在在地增加了群眾收入，穩定了邊區經濟。邊區政府號召提出“耕三余一”甚至“耕二余一”增產積糧目標，許多地方率先達成甚至超額實現，邊區糧食產量大幅增長，群眾生活有所改善。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用大量篇幅詳細論述如何具體組織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鹽業生產建設，其細致程度反映出共產黨人創造政績的務實風格。

　　在社會事業上，致力於普及教育與保障健康。普及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創辦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等學校，培養干部與人才，在農村廣泛設立冬學、夜校、識字班，掃除文盲。面對邊區缺醫少藥、嬰孩死亡率高的狀況，黨中央號召中西醫結合，建立醫院、保健社，培訓助產士，推廣新法接生，發起群眾性衛生運動，努力降低疾病和死亡率。這些工作未必能立竿見影，卻在提升人民素質、保障生命健康上發揮了作用。

　　在作風上，真正與群眾同甘共苦。延安時期的干部，上至黨的領袖，下至普通工作人員，普遍保持著艱苦朴素、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毛澤東穿著打補丁的衣服作報告，朱德被稱為“伙夫頭”，周恩來和群眾一起紡線。干部們深入農村，幫助群眾制定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調解家庭矛盾，正是通過解決一樁樁、一件件關乎群眾柴米油鹽的具體問題，共產黨和邊區政府贏得了民心，凝聚了力量。

　　調查研究與領導帶頭

　　如何科學地創造政績？延安時期進行了積極探索：深入調查研究和領導干部率先垂范，這兩者共同構成了當時創造政績的重要方法論。

　　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並進行了大量典范性的實踐。1941年，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設立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從制度上推動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張聞天率團赴陝北等農村進行長達一年多的調查研究，這些扎實調查，為邊區政府的各項政策，如減租減息、勞動互助、稅收優化等提供了重要參考，避免了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調查研究成為共產黨人連接理論與實際、領導與群眾的重要橋梁，確保所創造的政績是群眾真正需要、能切實受益的。

　　延安時期，黨的領導人不僅是決策者，更是積極的實踐者和示范者。在大生產運動中，領袖們親自參與勞動﹔在學習運動中，毛澤東等帶頭刻苦攻讀馬列著作和史學、文學﹔在整頓黨風中，領導干部帶頭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這種以上率下的示范作用所產生的凝聚力、動員力，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無形的政績，塑造了延安軍民飽滿的精神風貌和戰勝一切敵人的堅定信念。

　　民主制度與整風育人

　　延安時期的政績觀不僅關注干什麼、怎麼干，還重視如何保障干好以及用什麼標准檢驗，其答案就在於民主制度建設和全黨思想的統一。

　　以民主制度保障政績的公共屬性。陝甘寧邊區實行參議會制度，這是當時中國地方政權中具有鮮明民主色彩的政權組織形式。邊區、縣、鄉三級參議會由人民普選產生，擁有立法、監督、任免等重要權力﹔邊區政府向參議會作工作報告，接受質詢和監督﹔財政預決算公開，稅收政策經過參議會民主討論，這種政權開放和民主監督，使得政府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政績必須經得起民意機關的審視。同時，邊區厲行廉潔制度，頒布《陝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嚴格的法制和監督，確保了政績的創造過程清正廉潔，成果惠及人民。

　　以整風運動夯實創造正確政績的思想基礎。1942年開始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從思想根源上清除了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錯誤傾向。通過整風，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深刻認識到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要性，進一步夯實了從實際出發、聯系群眾開展工作的思想基礎。

　　以民心向背作為政績的最終尺度。延安時期，黨和邊區政府始終將人民擁護與否作為一切工作的試金石。邊區的擴兵、征糧、支前等工作的開展，建立在群眾自願的基礎上，反對強迫命令。華僑領袖陳嘉庚訪問延安后，感慨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一判斷正是基於民心所向。延安的巨大向心力，正是正確政績觀贏得最廣泛民心的明証。

　　回望延安十三載崢嶸歲月，中國共產黨在陝北黃土高原譜寫了創造政績的輝煌篇章，深刻回答了政績為誰而樹、樹什麼樣的政績、靠什麼樹政績、如何評價政績等問題。這份在戰火與困苦中淬煉出的智慧，將始終警示和啟迪我們，真正的政績必須扎根於人民的沃土，必須經得起實踐的淬煉、人民的評判和歷史的檢驗。

　　【作者為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