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八約意蘊豐

官箴是古代官員為官從政的經驗結晶與箴言訓誡，其鮮明的價值導向、生動的實踐智慧和豐富的文化內涵，為后世留下一份厚重的廉潔文化遺產。清代的孫嘉淦是一位敢於直言的廉能之臣，《清史稿》稱“嘉淦諤諤，陳善閉邪，一朝推名疏”。他的《居官八約》言約意豐，是流傳很廣的古代官箴，仔細品味，可探尋其為政理念。

立身以正

孫嘉淦（1683—1753）是山西興縣（今屬呂梁）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考中進士。此后，他的兄弟孫鴻淦、孫揚淦也中舉，“一門三進士”的成績在當地極為罕見。三人之中，以孫嘉淦的仕宦經歷最為出眾。他為官四十年，歷康雍乾三朝，曾任刑部、吏部、工部尚書，直隸、湖廣總督等要職，逝世后獲“文定”謚號。

他曾制定《居官八約》，是一份自我規訓，也是一套勸誡他人乃至教導子孫的箴言。“以清費廉取”“以守獨避人”“勢避其所爭”是其中的三約。對於他而言，清廉、慎獨，如兩道清冽的溪流，穿過萬石嶙峋之后仍水流潺潺，這是他的人生底色、為官本色。

“以清費廉取”，意思是為官要清廉節儉，做到小節不縱、大節不失。這是孫嘉淦面對物質誘惑時筑起的銅牆鐵壁。清代官場賄賂公行、陋規遍地，孫嘉淦則視“清廉”若泰山，絕不可撼動。

雍正九年（1731），孫嘉淦被欽點為會試同考官（副主考）。這在許多人眼中是“肥差”。清代科場弊案頻發，屢有考生賄賂考官之舉。會試前，先后有九人攜重禮登門拜訪孫嘉淦，希冀他為子弟“斡旋”。孫嘉淦不為所動，一概嚴拒，並以此為契機整肅考紀。

及至乾隆三年（1738），孫嘉淦被任命為吏部尚書，掌管天下官員銓選，位高權重，一些官員借機給他送來“冰炭敬”。夏天炎熱，消暑有“冰敬”，冬天寒冷，取暖有“炭敬”，一片情意之中，包含的是各種各樣的歪主意。孫嘉淦對此一概拒絕，並告誡送禮者“潔身自好，清介自持，不可造次”。

在孫嘉淦仕途遭受嚴重打擊時，雍正對他的評價是“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不愛錢”是他最重要的特質，是他給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正因此，方有其告老還鄉時箱子裡裝磚頭充場面的民間故事。民間流傳未必為真，卻反映了百姓對他的廉潔品質的贊賞。

孫嘉淦是清朝理學名臣。儒家重視“慎獨”，《中庸》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獨處之時，沒有別人的監督，能否依舊恪守准則、如履薄冰？孫嘉淦所言“以守獨避人”，並非消極的離群索居，人是社會性的動物，離群索居到底也做不到，但在各種環境中堅持自己的原則，獨善其身，是可以做到的。

孫嘉淦還有“勢避其所爭”一約，當與“以守獨避人”合起來看。在個人修養上“守獨避人”潔身自好，在為官從政時“避其所爭”，拒與他人結黨營私，避讓爭權奪勢之處，隻以國事、民事為重。

因敢於直諫而觸動他人利益，孫嘉淦屢遭他人嫉恨。曾有人誣告他貪財受賄，徇私枉法。雍正知曉后半信半疑，詢問重臣鄂爾泰，得到的回答是：“孫某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為查清真相，雍正派鄂爾泰之弟鄂爾奇調查，最終還孫嘉淦以清白。當時鄂爾泰與張廷玉明爭暗斗，孫嘉淦並不依附任何一派。他還曾上書批評過鄂爾泰的一些舉措。能夠讓批評過的人稱贊其名節，可見孫嘉淦對自我的約束是十分嚴格的。

“清”與“守”互為表裡。清廉，使他腰杆挺直，無私則無畏﹔守獨，使他內心澄明，內省則自安。這是一位儒者“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的堅持。

唯有自身立得正、行得穩，所謀之政、所發之言、所倡之議，才有感召力。后世稱贊孫嘉淦的錚錚鐵骨，稱贊其推動諸多利民改革的魄力擔當，其力量源頭何在？正在這看似朴實無華、實則堅固無比的“清”“守”二字之中。

任事以實

孫嘉淦身居要職，努力任事，形成了以“實”為核心的鮮明施政風格。“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功藏於無名”三約，如鼎之三足，共同支撐起他務實、高效、低調的為政理念，將儒家的經世理想轉化為具體可感、惠澤黎庶的治理成果。

“事止於能去”，體現的是結果，為官要敢於興利除弊，多為百姓解決實際問題，方不負其殷切期盼。乾隆三年十月，孫嘉淦履新直隸總督，第二年兼管直隸地區河務工作。永定河是北京、河北地區的重要河流，它提供水源，也帶來許多水患。

在治理永定河上，孫嘉淦用心良多。除了坐鎮衙署指揮外，他親自踏訪各處河堤水澱，了解實情。基於認真仔細的調研，他提出系統的治河方略，向朝廷上《奏明永定河疏》《會勘永定河道疏》等。孫嘉淦在直隸總督任內，開河五百八十余處。經過他的治理，永定河水患得以減少，農民受益良多，水害去而水利興，“凡田間道旁，皆穿溝洫。河之湮者浚之，使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澱，互注遞泄，無有停滯”，建構起一張有層次的水網。

“言刪其無用”，指言語表達要簡明扼要，刪除冗詞贅句，不務浮華。孫嘉淦深惡“冗言”“空言”之弊，他曾在奏議中說“空言之是非難定，實事之功過易稽”，一項政策有沒有用，要靠事實來檢驗。他的奏章曾結集為《孫文定公奏疏》，閱讀其中的文章，不難發現他文風朴實，但直擊要害，絕無穿鑿附會的虛飾與繁文縟節的鋪陳。

這種風格也體現在日常政務中，他要求下屬匯報刪繁就簡、注重實效。在他看來，刪除無用之言，就是為了騰出更多時間與精力去處理於民有用之事。

“功藏於無名”，則展現了孫嘉淦不沽名釣譽，盡己所能為國家效力的境界。越是在逆境中，越能見到一個人的真境界。雍正四年（1726），孫嘉淦升任國子監祭酒，這是國家最高學府負責人，且“命在南書房行走”，然而不久他就因事被貶在戶部銀庫“效力行走”。

孫嘉淦老老實實到戶部銀庫當值，當時果親王允禮兼管戶部，疑心孫嘉淦因遭貶到銀庫來，豈會屑於干瑣碎的雜事﹔又聽流言說孫嘉淦沽名釣譽，收銀入庫不認真導致分量不夠。他到銀庫視察，隻見孫嘉淦穿著吏卒衣服，正手執衡器一絲不苟地稱量銀兩，“與吏卒雜坐均勞苦”，又問孫嘉淦經手的銀兩在何處，經認真核查，無絲毫多余或不足。

這份在巨大落差中秉持的認真，比任何慷慨激昂的說辭都更有力量。他藏起了昔日高官的“名”，彰顯了恪盡職守的“實”。官職有大有小，不論在何處任何官職，首先要將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

孫嘉淦一生治水、平冤、整頓吏治等，政績頗多，他從不居功自傲，均視為本職所在，更不以此作為邀功請賞的資本。“藏功”是一種智慧，又何嘗不是一種修養。

處世以和

“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集中體現了孫嘉淦的處世智慧。中國人歷來倡導“中道”。為人中道，並不是做誰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而是在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保持平衡，堅守道義、匡正時弊，抓住機會將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現實。

孫嘉淦所說的“事君篤而不顯”，不免有其時代的局限性，但其中包含的關心國事、忠於職守、敢於直言的精神是有價值的。孫嘉淦最為時人稱道的一件事，是他在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以非凡膽識上《三習一弊疏》，力陳“喜小人而厭君子”的弊端。乾隆讀后十分贊賞，升任孫嘉淦為刑部尚書。

在刑部尚書任上，他明察秋毫，秉公斷案。河南鄭州有疑獄冤案，朝廷曾派欽差前往查辦，但“仍不得實”。孫嘉淦受命前往審訊，查實案情，“十余人盡脫之”，還無辜百姓公道。他認為“獄無輕重，必反覆體察，毫無疑隙而后定”，司法官員筆下所系是一人之性命、一家之幸福，不可因案件大小而區別對待，一定要仔細審視，沒有疑問后，才能做出判決。

孫嘉淦將對國家的忠誠融入一件件為民造福的實事中，出於公心而非為了博取個人名聲建言、為政，這正是古人所說的“公忠體國”。

“與人共而不驕”，體現了他在處理與同僚關系時的謙和修養。這得益於孫氏家族良好的家風。孫嘉淦的祖父孫世藎，仁義厚道，因為民除盜而得到百姓稱贊，曾任教諭、縣令，但無心於官場，辭官回到山西興縣老家，傾囊濟貧。他告誡子孫“裡仁為美”。“裡仁為美”是孔子所言，君子要住在有仁德的地方，跟有仁德的人為鄰，亦以仁德對待鄰居，和睦鄉裡。孫嘉淦的父親孫天繡，讀書甚多，興縣人稱飽學儒生，生活儉朴，仗義疏財，廣濟鄉鄰。

正是這樣的言傳身教，滋養了孫嘉淦仁恕通和的品格。在與同僚共事中，他不因己見而驕人，不因位高而壓人。雍正十二年（1734），孫嘉淦受命管理河東鹽政。到任后，他發現諸多弊端，如養廉銀“實屬浮多”。孫嘉淦以身作則，首先削減自己的養廉銀。這種正人先正己的做法，贏得同僚敬重、民眾稱頌。在治理河工、審理大案等繁難事務時，他注重協調各方，匯聚眾智，力圖有益於國計民生。

據《興縣志》記載，孫嘉淦所屬的家族是當地著名的文化世家，先后有多人考取進士。孫嘉淦的后代中，其子孫孝愉為官有政聲，官至直隸按察使，獲“廉悍”之譽﹔其孫孫鑄整理了祖父的奏議並刊印傳播，使今人能夠讀到孫嘉淦的文字。孫氏家族人才輩出，可見優良家風的教化之功。

孫嘉淦的《居官八約》，不僅是為官箴言，也可視為傳家之道。八約文字雖簡，但“字字如鐵”，其蘊含的立身以正、任事以實、處世以和的精神十分深刻，今天看來仍有價值。古代官箴內容豐富，值得我們挖掘研究，使古訓發出新的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