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悠遠丨惟善是取

中華民族歷來重視家庭，古人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國一體是傳統中國社會的組織特征。一個家庭、家族要想自立於社會並家道昌隆，既要處理好家庭內部的關系，又要處理好與外人、與社會的關系，因而以“教家立范”“提撕子孫”為宗旨的傳統家訓文化，在強調睦親齊家的同時，十分重視對后人進行立身、處世之道的教育，要求和睦鄰裡、信義相交、惟善是取。

平等待人 公道處世

傳統家訓的作者認為，一個家庭縱然家境富裕或是門第高貴，也絕不能因此在鄉曲面前趾高氣揚。《袁氏世范》是南宋官員袁採為規范家族、教化百姓撰作的家訓，家訓提出，無論先前富貴還是后來發達，“豈宜以此驕傲鄉曲”，富貴發達不是在鄉親們面前“擺譜”的資本。如若原來家境貧寒，后來因出仕或經商等而致顯貴，也不應“取尤於鄉曲”，即招致鄉親們的怨恨。如果因沾父祖輩的光而成顯貴，在鄉親面前耍威風，那更是可羞又可憐。

袁採還批評了將人分為三六九等、“看人下菜碟”的勢利者。他說這些人“不能一概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曾不少顧恤。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有識見的君子不會因他人的富貴貧賤而區別對待，必以公道處世。

清代的鄭板橋正是這樣的人。他有一批家書存世，情感真摯，往往言他人所不言。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鄭板橋雲：“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夫”。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職業劃分，也暗含著等級劃分，鄭板橋卻能夠不因循社會上一貫看法，發自心底地重視農夫，評價他們“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獲，以養天下之人”。

鄭板橋還告誡堂弟：“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為主人，我稱彼為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田主與佃農雖然在經濟上有差別，但田主不可因此輕視佃農，須以禮相待。這番言論，透露出鄭板橋對底層百姓福祉的關心，他治家是如此，為官亦是如此。

嚴以責己 寬以待人

浙江金華浦江鄭氏，是宋元明三代獲得朝廷表彰的家族。元代鄭文融主持家政時，制定了家規五十八則，后經補充，擴展為一百六十八則，是為《鄭氏規范》。浦江鄭氏同居共爨，是地方上的大家族，如何處理好與鄉鄰關系，是《鄭氏規范》十分關注的問題。《鄭氏規范》告誡族人要和待鄉曲，寬容忍讓：“子孫當以和待鄉曲，寧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忿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退不已者，當理直之”，要求子孫和氣對待鄰裡，不可對人先有怠慢之心，如果對方咄咄逼人、得寸進尺，則要以理服人，不可倚勢欺人。

明代官吏許相卿著有《許氏貽謀四則》，包括家則、學則、祠則、墓則四個部分。他在家則中告誡子孫“毋欺人”“毋負人”，強調“暴慢危親，干謁辱身﹔夸己長可恥，幸人災不仁﹔能忍事乃濟，有容德乃大。古言大丈夫當容人，毋為人所容。”為人不可暴躁、傲慢，不可通過攀附、巴結、找門路求富貴。一味夸耀自己的長處是可恥的，對別人幸災樂禍是不仁的。要有容人的雅量，更要嚴於律己，寧可容人，不為人所容。許相卿更進一步指出，“當思與人同歸於善”，“當思使人同遂其欲，德與人同，福與人同”，這樣才能營造一個令人向往的生活境界。

《袁氏世范》還依據人的秉性，告誡人人都有長處和短處，與人交往，要多看人之長處，多要求自己：“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處己接物，而常懷慢心、偽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為也。”

《袁氏世范》對這四心之人都有論述，頗有啟發意義。常懷慢心之人，自己不如別人，卻總是看輕別人，自以為高人一等。常懷偽心之人，嘴巴上恭敬有加，似乎對人很好，但內心全不如此。常懷妒心之人，嫉妒別人的才華與成就，聽到稱贊別人的話就不開心，聽到別人不如自己的評價則洋洋得意。常懷疑心之人，總是將別人說的話，聯系到自己身上，揣測某人某句話是否說的是自己。這四種心態都不是健康的心態，與人相處應當避免。故而《袁氏世范》總結成一句話，即“言忠信，行篤敬，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曲之術”。

愛眾親仁 救難憐貧

許多傳統家訓作者都告誡家人，要以仁愛之心關愛他人，樂於助人。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正是仁愛家風的具體體現。張氏與吳氏的宅基地糾紛，因張英的一紙書信而得以化解，張氏退讓三尺，吳氏深為感動，亦退讓三尺，兩家之間遂成六尺寬的巷道。張英在其家訓著作《聰訓齋語》中多處教化子孫“終身讓路，不失尺寸”，告誡后人“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忍讓謙和，必受到鄰裡歡迎。

明代姚舜牧的家訓《藥言》強調，要以仁愛之心待人，“智術仁術不可無，權謀術數不可有”﹔他認為家道長久，“其本要在一‘仁’字”，真正關心后代、為他們的未來考慮的家長，應重“心地”“德產”而不是田地、房產，“舍心地而田地，舍德產而房產，已失其本矣”。

明代高攀龍認為，博施濟眾、救難憐貧是世間“第一好事”。他說：“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己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饋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為貧人算計，存些贏余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為善中一大功課也。”這一段話，清代的陳宏謀在編《五種遺規》時曾收錄，流傳甚廣。在高攀龍看來，救難憐貧並不需要家中有許多資產，而在平時有意節約，積少成多，涵養博施濟眾的意識。

凡是談及扶助鄰裡的家訓大多做了非常具體的規定。如《鄭氏規范》說“裡黨之疴痒疾痛，吾子孫當深念之”，對於鄰裡的痛楚，當深深挂念﹔其他困難盡力幫助解決：借糧給窮苦鄉親不得收息﹔建藥店存放藥材，免費醫治貧窮鄉鄰的疾病﹔經常修橋補路“以便行客”﹔每年炎夏時節，在大路旁設茶水站“以濟渴者”﹔周濟鰥寡孤獨、生活無著的鄉親等等。

鄭板橋自幼家境貧寒，出仕為官以后，有了工薪收入，生活條件才得以改善。但他卻沒有將俸銀留作自家使用，而是寄回老家興化，要堂弟鄭墨將俸銀悉數分贈親友、鄉鄰。他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中規定了俸銀的分配原則是務必全部分完：“敦宗族，睦親姻，念故交，大數既得﹔其余鄰裡鄉黨，相周相恤，汝自為之，務在金盡而止。”在另一封信中，他對堂弟說明了焚燒家奴契約的緣由：“愚兄為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簏，得前代家奴契券，即於燈下焚去，並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跡，增一番愧恧。”明代蔣伊的《蔣氏家訓》亦規定：“不得逼迫窮困人債負及窮佃戶租稅。須寬容之，令其陸續完納，終於貧不能還者，焚其券。”

受儒家倡導的“民胞物與”“仁民愛物”理念的影響，傳統家訓甚至將仁愛思想推廣到“天地萬物一體”。不少家訓專門論述了愛惜動物的問題，如《袁氏世范》就指出：“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袁採要求家人寒冬季節，要常去看看牛、馬、豬、羊、雞、狗、鴨的圈窩是否能遮風擋寒。他認為“此皆仁人之用心，見物我為一理也”。

南宋大詩人陸游的《放翁家訓》也持類似觀點，他寫道：“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爾，理不應相害”。也就是說本體論上人與萬物乃是一體的，“若窮口腹之欲，每食必丹刀幾，殘余之物，猶足飽數人，方盛暑時，未及下箸，多以臭腐，吾甚傷之。”為了滿足口腹之欲而肆意殺生殊不可取，不僅非“愛惜物命”之仁者所為，且易滋生驕奢淫逸的不良作風，危害尤大。

近善遠佞 信義為先

交友是處世的重要方面，許多家長都認為“人生以擇友為第一事”，“保家莫如擇友”，故而十分重視社會環境和友朋品行對子弟成長的重要影響，在其家訓中積極倡導正確的交友之道，提出了慎擇交游、近君子遠小人的交友觀。

孔子曾提出交友原則是“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即與為人正直、誠信寬容、見識廣博的人為友，才能給自己帶來益處﹔諂媚奉承、當面恭維背后詆毀的兩面人，以及夸夸其談的人，隻會有損於自己的品德精進。孔子的這種交友觀，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交友之道，也深度融入了傳統家訓教化中。

清代官吏汪輝祖的《雙節堂庸訓》提出，朋友相交，信義為先。他結合自己的生平經歷告誡子孫：“以身涉世，莫要於信。此事非可襲取，一事失信，便無事不使人疑。果能事事取信於人，即偶有錯誤，人亦諒之。吾無他長，惟不敢作誑語。生平所歷，愆尤不少，然宗族姻黨，仕宦交游，幸免齟齬，皆曰某不失信也。古雲：‘言語虛花，到老終無結果’。”這裡，汪輝祖強調涉世之要在於信用，誠信是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他以被認為是誠信之人而自豪。

南宋大儒朱熹的長子朱塾，字受之，朱熹讓他去江西跟自己的好友呂祖謙求學時，曾寫數篇家書訓誡兒子，這便是家訓史上的名篇《朱子訓子帖》，也叫《與長子受之》。該篇家訓告誡在外求學的兒子“交游之間，尤當審擇”﹔要交“敦厚忠信，能攻我過”的“益友”，不交“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的“損友”。朱熹令受之“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后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虛心向他人學習，見賢思齊，反求諸己，從益友處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和道德修養。

傳統家訓的上述處世觀，披沙揀金，其主要內容仍具有時代價值，可以作為今天家庭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設的參考借鑒。

〔作者系江蘇師范大學中華家文化研究院院長、黃河科技學院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傳統家文化與新時代家庭家教家風研究”（23AZX01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