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的遠東裁決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當地時間4月29日，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在記者會上表示，東京審判在法律和全人類層面都具有重要意義。她同時點名指責日本731部隊，雖然石井四郎這樣的惡魔頭目逃過了東京審判，但蘇聯對抓獲的731部隊戰俘，“追加了審判”。

扎哈羅娃所說的“追加審判”，是指77年前蘇聯的伯力審判。

1949年12月，蘇聯在伯力（今哈巴羅夫斯克）城設立軍事法庭，對日軍12名細菌戰戰犯進行公開審判。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針對細菌戰戰犯的審判。但受冷戰等因素影響，這場審判一度遭受人為“曲解”和掩飾，多年來不被世人所熟知。

去年年底，中央檔案館公布了一批俄羅斯轉交中方的蘇聯審訊日本731部隊的解密檔案材料。這批珍貴檔案不僅再次揭露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更與我國保存的731部隊遺址及罪行檔案互補互証，無可辯駁地証明：侵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自上而下成體系的國家犯罪。

被遺忘的審判

“20多年過去了，身邊還是很多人不知道這場審判。”提起伯力審判，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孫家紅不勝唏噓。

早在2004年，孫家紅還是北大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在北大周末書市上，淘到一本“奇怪”的舊書——內容是中文的，但是泛黃的封面上印著“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封底沒有定價。

書脊已經破爛，書名叫《前日本陸軍軍人因准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以下簡稱《審判材料》），有三四厘米厚。作為東北人，孫家紅很早就從父輩那裡聽說過日本慘無人道的細菌戰。他對這本書充滿好奇，於是花5元錢買了下來。

回到宿舍，翻開書仔細閱讀，孫家紅逐漸清楚，1949年蘇聯在其遠東城市伯力城設立軍事法庭，就日軍“准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戰爭罪行，對包括最后一任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等在內的12名日本戰犯，進行了一場極具歷史意義的公開審判。

審判材料裡，有起訴書、文件証據、被告與証人在法庭上的供詞等。起訴書中提到，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后，日軍參謀本部、陸軍省在哈爾濱建立了一個細菌實驗所，並將其劃歸日本關東軍。這個實驗所由日本細菌戰狂熱分子石井四郎主持，專門研制細菌武器。

1936年左右，在日本裕仁天皇敕令下，日軍在中國東北擴編了兩個大的細菌機構。為掩人耳目，這兩個機構分別取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和軍馬防疫部，即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和100部隊。

731部隊總部在距離哈爾濱20公裡的平房區，100部隊則位於長春以南10公裡的孟家屯。這兩支部隊及其支部大量研制細菌武器，而且在活人身上實驗。被拿來做實驗的人，由日本憲兵隊送到731部隊的專門監獄裡，稱作“特別移送”。

被“特別移送”的，有中國人、蘇聯人和朝鮮人。中國人佔了絕大多數。有一些是投身抗日的戰士，有一些是被判定為蘇聯間諜的情報人員，還有一些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兒童。一旦進了監獄，他們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有生命體征的“馬路大”（日語意為“被剝了皮的木頭”）。

書中日本戰犯的審訊記錄裡，有很多令人發指的實驗。比如，731部隊孫吳支隊隊長西俊英供述，他們在零下20℃的嚴寒下，把監獄裡拘禁的人趕到外面，用風扇猛吹，使手凍傷，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發出類似敲木頭一樣的聲音。

西俊英還供述了對中國戰俘傳染壞疽病的實驗：把10個中國戰俘綁柱子上，距裝有壞疽菌的炸彈十幾公尺遠。為了不讓戰俘們立刻被炸死，隻把雙腳和臀部露在外面，其他部分用金屬板蓋著。電門一開，炸彈爆炸，受試驗者腳上、臀部都受了傷，7天后在痛苦中死去。

“在此之前，我隻知道日本細菌部隊罪行累累，但沒有特別明確的概念。”看了審判材料，侵華日軍的反人類罪行變得“具象化”，孫家紅不寒而栗。他想知道更多內容，於是在網上搜“日本細菌戰”“伯力審判”。

當時，網上關於日本細菌戰的信息，零零散散有一些，而關於伯力審判的內容，幾乎沒有。國家圖書館、北大圖書館也沒有伯力審判更為詳細的資料，很多公立圖書館甚至沒有他手裡這本書。在國內，這本書前后有三次重版，但奇怪的是，一直很難找到。

“人們似乎早就忘了伯力審判。”孫家紅有些遺憾，“這場審判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細菌戰戰犯公開審判，揭露了日軍在中國研制細菌武器、進行活體實驗，並數次針對中國和蘇聯使用細菌武器的內幕。中國作為日本細菌戰最大受害國，我們理應知道這場審判。”

“為了忘卻的紀念”，2015年，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孫家紅在1950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原版基礎上，結合后來找到的幾種外文版本，重新編校出版了《伯力審判：沉默半世紀的証言》，讓這場審判再次進入人們視野。

“當時，一位媒體朋友告訴我，原來對於二戰之后的系列審判，國內媒體一般隻涉及‘三大審判’，即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和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自從這本書出版后，現在已經改成‘四大審判’了。”孫家紅回憶道。

然而，編校過程中，孫家紅深深體會到，“數十年來，中國學界對這場重要且特別的審判，很少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則更‘難得周郎顧’。這場審判背后的歷史細節，我們知道的太有限了。”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731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宮文婧也有過同樣的感受。

作為細菌戰問題研究者，宮文婧坦陳：“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史料的局限，加上我們與俄羅斯學界就731問題交流有限，關於伯力審判，我們一度以為他們手裡就隻有那本1950年的《審判材料》。”

轉機出現在2021年。

這一年，俄羅斯總統普京指定俄羅斯聯邦檔案局，聯合境內14家檔案館啟動了“1949年哈巴羅夫斯克審判檔案”項目。該項目先后解密上線了370組檔案文獻，可查閱到4300余條檔案信息，其中包括伯力審判庭前審訊記錄、庭審錄音、蘇聯官方內部函電等，涉及731部隊核心罪証。

“我們這才發現，原來俄羅斯有那麼多731部隊的罪証。”更讓宮文婧興奮難掩的是，2025年12月，俄羅斯向我國轉交了一批蘇聯審訊731部隊的解密檔案材料，“我們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731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証陳列館等機構的專家學者齊聚北京，在中國國家檔案局的帶領下，共同完成了這批檔案的學術鑒定。”

經過鑒定，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証陳列館館長金成民認為，這批檔案填補了多年來研究的一個關鍵空白。“過去，我們跨國取証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國，與俄羅斯合作有限。這次公布的檔案，首次揭示了伯力審判背后的調查規模，大大增強了証據鏈的厚度。”

金成民說，伯力審判雖然隻判決了12人，但當時的調查實際上超過200名相關人員，而且從1946年就已經開始了。

蘇聯的調查

1945年8月9日凌晨，蘇聯出動總兵力150萬人，坦克超過5000輛，越過中蘇、中蒙邊境，向日本關東軍發動突然襲擊。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負責對蘇工作的朝枝繁春參謀，接到蘇聯對日宣戰的消息后，立馬聯想到731部隊。他后來在手記裡寫道：“731部隊如果落在蘇聯軍隊的手裡，它的真相將暴露於世界，不久就會引發‘天皇是戰犯’的大問題，這關系到天皇制的根基。”

於是，朝枝以參謀總長的名義，給石井四郎發急電：“有關731部隊處置問題，將令朝枝參謀前往傳達指示，所以10日務必在新京（長春）軍用機場等候。”

8月10日，朝枝在軍用機場的一座機庫裡，與石井四郎交談了1小時左右，傳達了軍部的詳細指示——

“731部隊全體解散，部隊成員盡早返回日本，所有証據物品都必須永遠地從地球上消失﹔調一個工兵中隊攜帶5噸炸藥歸731部隊指揮使用，必須將所有設施炸毀﹔建筑物內的‘丸太’（俘虜），必須用電動機加以處理，再放鍋爐內焚燒，然后將其骨灰等投入鬆花江沖走﹔53名有博士頭銜的軍醫，必須用軍用飛機直接運回日本。”

聽完命令，石井四郎不甘心地追問：“研究資料也不能帶回去嗎？”

“不，不能帶回去！”朝枝當即拒絕。

從后來的事實看，石井四郎沒有老實執行軍部的命令。他早就知道這些研究資料的寶貴，逃離的時候帶回了日本，最后成為他的“救命稻草”。

8月11日，石井四郎趕回哈爾濱，向731部隊下達了撤退命令。

原731部隊很多人后來回憶，撤退時除了執行軍部的命令，石井四郎還在廢墟上下達了三條“封口令”：不能講自己在731部隊的經歷﹔回國后不能擔任任何公職﹔嚴禁互相聯系。一些人還原了石井四郎的激烈言辭：“731部隊的秘密要帶入墳墓！”

蘇軍踏進哈爾濱平房區時，731部隊總部已經被炸成一片廢墟，斷壁殘垣無聲訴說著這裡發生的罪惡。蘇軍士兵看到，燃燒的廢墟上有大量老鼠亂竄，還能看到許多兔子、豚鼠等小動物。

石井四郎和731部隊的核心成員，已經坐飛機逃回了日本。

供職於大連衛生實驗所（731部隊設在大連的據點）的目黑正彥曾証實說，石井四郎乘飛機在平房上空盤旋，從上往下對爆破毀壞的研究設施進行拍攝，並且為了將那些照片洗出來，途中還在大連降落。

731部隊其他大部分成員及其家屬，從8月11日開始，陸續乘關東軍特派專列從哈爾濱前往朝鮮半島，然后乘船逃回日本。但最后一批人員撤離時，沒到朝鮮就被蘇軍俘虜了。

蘇軍的這些俘虜，先后被發配到西伯利亞勞動。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隱瞞了自己部隊的番號，對細菌戰忠實地保守著秘密。

蘇聯內務部花了很大力氣將他們逐一調查甄別，但由於所有人口徑一致，調查工作進展緩慢。

“1946年，莫斯科傳來密電——要求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務部收集細菌武器相關材料，即審訊日俘並獲取書面証詞。”精通俄語、漢語和日語的佩爾米亞科夫被任命為翻譯，參與了審訊。

佩爾米亞科夫自1917年在中國天津、哈爾濱生活了近30年。他曾在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教蘇軍情報人員漢語、日語，末代皇帝溥儀在蘇聯被俘期間，他還擔任了溥儀的專屬翻譯和俄語老師。

據佩爾米亞科夫回憶：“我們總共審訊了1000名戰俘，從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隊佔據了20平方公裡的區域。根據士兵的証詞，我們轉而審問高級軍官，最終通過對抗，我們破解了秘密。我們還前往哈爾濱，採訪了中國人，收集了大量資料。”

柄澤十三夫是最先說出秘密的人。

柄澤來自日本長野縣的一個小山村，父親是小學教員。柄澤原本有一個哥哥，但生病早逝，因此家裡希望再有一個兒子繼承家業，直到生到第十三個，才是個兒子，就取名為“十三夫”。

柄澤從年輕時就立志要當一名醫生，后來考入東京醫學專科學校（即東京醫科大學）。當時日本陸軍部有一種委培生制度，如果考進醫科大學，在校期間可接受陸軍部資助，但畢業后必須在陸軍服役。柄澤接受了這種委培。

1936年，柄澤考進陸軍軍醫學校，靠領取陸軍省津貼學習和生活。1939年，他被分配到731部隊，歷任第四部課長、細菌制造班班長，直接管轄細菌武器的大規模生產與活體實驗。

記者在俄羅斯“1949年哈巴羅夫斯克審判檔案”項目官網上，查到了柄澤於1946年9月26日到30日的審訊報告。

柄澤供述，731部隊的研究和實驗主要集中在4個方面：細菌菌種的選擇、大規模培養細菌的方法、細菌感染的途徑，以及最有效的細菌戰手段。他指揮使用“石井式”培養器每月生產鼠疫菌約300公斤、傷寒菌800-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亂菌1噸。1940年至1942年，他參與在中國華中地區進行傷寒、鼠疫、霍亂和其他傳染病的感染實驗，並准備將實驗成果用於對華、對蘇生物戰……

柄澤的証詞，打破了他的直接上司——細菌制造部部長川島清的心理防線。隨后，川島清也說出了不少機密，包括731部隊的組織架構、核心人員、業務職能和活動范圍等關鍵信息。

俄羅斯解密檔案顯示，蘇聯檢方還請貝加爾湖軍區衛生部的技術人員，專門核驗了川島清和柄澤關於鼠疫的供詞。

731部隊的黑幕由此被一點點揭開。

彼時，東京審判已經開庭。731部隊的情報，很快傳到身在東京的蘇聯檢察官斯米爾諾夫那裡。他立即將柄澤傳喚到海參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進行有關事實的核實。對於柄澤所說的內容，他感到極度震驚。

斯米爾諾夫明白，這些情報對於遠東軍事法庭的戰犯審判意義重大。柄澤和川島清的審訊報告被翻譯成英文，由蘇聯檢方於1947年1月提交盟軍總司令部。蘇聯要求引渡和審訊石井四郎等，並聲明目的是將其犯罪証據移交給遠東軍事法庭。

不料，蘇聯檢方等了兩個多月，沒收到任何正面回應。

骯臟的交易

其實，早在二戰期間，美國就已經盯上日本的細菌戰活動了。1945年戰爭甫一結束，美國國防部便派先遣隊乘坐“斯塔吉斯號”抵達橫濱。

這是第一批抵達日本的人員，美國德特裡克堡基地的細菌戰專家桑德斯就在其中。他的使命是找到石井四郎，獲取細菌戰情報。

桑德斯先后審訊了731部隊核心成員內藤良一、金子順一等，掌握了731部隊的指揮體系、組織機構和細菌炸彈的圖紙等。但直到他向美國國防部提交報告時，仍未找到石井四郎。

東京審判開庭后，隨著一批批戰犯先后被逮捕，731部隊核心成員已是驚弓之鳥。他們太清楚自己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如果公開審判必然是重罪。

為了躲避審判，石井四郎於1945年11月在家鄉辦了一場葬禮。美國情報部門很快得知，石井四郎是“假死”。幾個月后，美國情報部門通過各種途徑，終於發現了石井四郎的蹤跡。

1946年2月，美國國防部隨即派底特裡克化學與細菌戰基地的湯普森中校赴日本，對石井四郎進行了為期7周的秘密訊問。在此期間，湯普森還對另外20多名石井四郎的親信人物進行了訊問。

也就是說，在蘇聯提出引渡石井四郎之前，美國已經有兩任調查官對日本的細菌戰進行了秘密調查，掌握了大量情報。但美國人不清楚的是，蘇聯人手裡到底有幾張牌？

隨著冷戰序幕悄悄拉開，美蘇圍繞日本細菌戰情報，展開了一場博弈。

“美國試圖主導東京審判，必須得到蘇聯支持，所以明面上妥協。暗地裡，美國希望獨佔日本細菌戰情報，又擔心蘇聯窮追不舍造成情報被迫公開。”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員楊彥君告訴記者，當時，針對蘇聯請求訊問石井四郎一事，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遠東司令部等通過多封函電，不斷討論應對策略。

2011年，楊彥君曾與課題組赴美國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等機構，調查了美國解密的731部隊細菌戰檔案。其中就包括這些軍事函電。

通過這些函電，楊彥君發現，美國各方反復商討后，拒絕將石井四郎等移交蘇聯，但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美蘇聯合訊問。美國聲稱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舉動”，“下不為例”。

話雖如此，為了搶到細菌戰核心秘密，美國在聯合訊問前又派細菌戰專家費爾為第三任調查官，到日本先行訊問了石井四郎等731部隊核心成員。美國授意，不能將重要情報透露給蘇聯，並且不得向蘇聯提及美國此前的訊問。

1947年5月，蘇聯檢察官斯米爾諾夫在費爾等人的監聽下，訊問了石井四郎、大田澄和村上隆等。

日本記者西裡扶甬子曾對石井四郎女兒春海進行了錄音採訪。據春海口述，當年蘇聯人會見的情況極富戲劇性：“訊問前（美國人同父親）商議，這能說，那能說的。美國人很是親切的樣子，反反復復地叮囑。”

楊彥君看過斯米爾諾夫訊問石井四郎的記錄。“石井經常以‘我認為這不過是一種想象’‘無稽之談’來搪塞斯米爾諾夫。斯米爾諾夫試圖用大量反問句對其質問，但毫無效果。石井最后竟然聲稱：‘我們從未想過准備細菌戰，我們所進行的工作都是防御性措施’。”

就這樣，斯米爾諾夫幾乎一無所獲。“石井四郎的口供內容，甚至沒有超出川島清和柄澤十三夫的証詞。”楊彥君說。

而在美蘇的明爭暗斗中，石井四郎等731部隊核心成員意識到，他們手中掌握的以中國成千上萬生命換來的數據，可以成為逃離戰犯審判的救命稻草。他們私下向美軍情報官員報價：“如果能向我們提供書面豁免保証的話，也許能弄到所有的情報。”

關於“書面豁免”，美國各機構之間又展開了一番討論。

楊彥君告訴記者，美國國防部、遠東司令部等幾經商討，最終達成共識：“以獲取細菌戰、人體實驗情報為目標，可以向日本人承諾不起訴，但不給予日本人書面豁免權。”

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哈裡斯在《死亡工廠》中所說：“實際上，（美國）國務院的態度是，只要不給美國帶來麻煩事留下文字記錄，就可以繼續與石井四郎等進行交易。”哈裡斯認為，美國許諾免責的行為，無論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參與了戰爭犯罪。

美國雖然沒有給石井四郎等出具書面豁免，卻“說到做到”，不遺余力地給他們“保命脫罪”。

其實，除了蘇聯的調查，1946年初，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組建后，國際檢察局特別強調需在華獲取關鍵証據。國際檢察局美國檢察官莫羅、薩頓專門前往中國南京、上海等地調查與取証，明確將細菌戰列為重點調查事項之一。

南京國民政府衛生署長金寶善、曾親赴細菌戰現場的陳文貴等，向薩頓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調查報告。這些報告被薩頓匯編為《來自中國的報告：細菌戰》，成為東京法庭檢控日本細菌戰罪行的重要証據。

1946年8月，薩頓在東京法庭上指控侵華日軍第1644部隊對南京平民實施了有毒血清測試。庭長韋伯卻以“証據不足”為由，駁回了薩頓的指控。

最終，在美國的庇護下，石井四郎等躲過了審判，逍遙法外。

石井四郎等也“忠實地”完成了使命。他們向美軍提供了731部隊多年來對細菌戰的全面總結及8000多張細菌實驗病理、幻燈片等。其中最核心的是731部隊成員撰寫的3份解剖報告：即炭疽菌報告“A報告”、鼻疽菌報告“G報告”、鼠疫菌報告“Q報告”。

美國人認為，這是一筆劃算的交易。第四任調查官希爾在總結報告中寫道：“這是日本科學研究人員花費幾百萬美元歷經數年獲得的研究成果。這些數據都是通過接種細菌傳染病病原體獲得的人體感染率，由於進行這種人體實驗會受到良心的譴責，所以在我們（美國）的實驗室裡無法獲得。為獲得這些數據，我們花費了25萬日元，但是這與實際研究的成本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1948年11月，東京審判正式結束。美蘇圍繞日本細菌戰情報博弈也就此終結。對於美國人庇護石井四郎等逃脫審判、獨享細菌戰情報的做法，蘇聯人不僅心知肚明，且耿耿於懷。

不久，蘇聯決定發起獨立審判。

12名細菌戰戰犯被送上法庭

東京審判后，蘇聯對日本細菌戰的調查始終沒有中斷。

記者在俄羅斯“1949年哈巴羅夫斯克審判檔案”項目官網查到，1949年9月28日，蘇聯內務部、外交部聯名致函斯大林：“蘇聯內務部偵查機關發現，有200余名日本戰俘曾在731部隊及其支隊服役過，這些人從事細菌武器研制並用於對中、對蘇作戰。已查明的731部隊高級官員中，有4名將軍、1名大佐和2名少佐。”

蘇聯內務部、外交部一致認為，“蘇聯內務部偵查機關所持有的材料，完全可以作為審判731部隊高級官員的証據”，提議“立即對上述人員進行公開審判”。司法部和檢察院不反對審判。

這項提議獲得批准。10月8日，蘇聯部長會議決定：在哈巴羅夫斯克公開審判日本細菌戰戰犯。

哈巴羅夫斯克是蘇聯遠東城市，原屬中國領土，漢語舊稱伯力城，1860年通過《北京條約》被迫割讓給沙皇俄國。因此，哈巴羅夫斯克審判也常被我們稱為伯力審判。

什麼時候審判？當時，日本通過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與蘇聯就日俘遣返問題反復交涉。蘇聯在塔斯社發消息稱，將於1949年內完成日本戰俘的集中遣返。蘇聯外交部提出，要在集中遣返日俘前，也就是當年年底前完成審判。

這意味著，這場公開審判隻有2個多月的准備時間。

按照當時《蘇聯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訴訟包括追究犯罪、偵查、起訴等階段，其中追究犯罪和偵查屬於審前程序。蘇聯將涉及細菌戰的日俘集中關押在伯力，對其開展了密集偵訊。

佩爾米亞科夫再次參與了這項工作。據他回憶：一大批來自莫斯科的調查員趕來，“審訊從上午9點一直持續到午夜，無論是調查人員、翻譯，還是囚犯，大家都筋疲力盡。”

審訊過程並不順利。

日本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面對蘇方質詢，以“記憶力衰退”為由，對涉及人體實驗的核心指控始終閃爍其詞。他甚至公然聲稱：“根據國際法，為驗証生物武器效力而進行的活體實驗不構成犯罪。”

審訊記錄顯示，直到蘇聯檢方出示川島清、關東軍獸醫處長高橋隆篤等人書面証詞，以及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發布的《關於特別移送的通牒》等文件時，山田乙三才終於坦白。作為最高指揮官，他完全清楚這些反人類的生物武器實驗，並計劃將其用於對盟國的作戰中。

最終，山田乙三、高橋隆篤、川島清、柄澤十三夫等12名被告被起訴。宮文婧向記者解釋說，“蘇聯司法部認為，法西斯分子戰爭犯罪是自上而下的系統性國家犯罪，戰犯的懲處須包括戰爭犯罪的決策者、領導者和執行者，所以12名被告既有軍官也有普通士兵。”

各位被告都被指派了辯護律師和翻譯。檢方另外准備了12名日本戰犯，大多數是低級員工，他們被傳喚為証人。

斯米爾諾夫被任命為國家公訴人。這位與石井四郎有過正面交鋒，但在東京審判中未能如願立案的檢察官，終於有機會代表蘇聯在伯力控訴日本細菌戰戰犯。

12月25日，伯力審判正式開庭。

法庭設在市中心的一個劇場。因為是公開審判，現場有1000多名市民旁聽，連劇場二層也坐滿了人。不過，這場審判不對外國媒體開放，隻有蘇聯的媒體記者出席。

起訴書多達數十頁，據說，斯米爾諾夫花了2個小時才讀完。全體被告一個一個地站到台上，審訊在蘇聯國家公訴人和被告之間的一問一答中展開。

“第一天，城裡一片寂靜。”法庭首席翻譯佩爾米亞科夫曾回憶道，“每天有兩場庭審，早晚各一場。第一場庭審結束后，旁聽者開始匯報他們聽到的內容。到了晚上，整個城市都在談論這件事。”

市民們感到震驚和憤怒。第二天清晨，一群憤怒的市民包圍了法庭大樓。由於旁聽席有限，大樓外架起了大喇叭，現場直播。盡管當時的哈巴羅夫斯克寒風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聽了一整天。

“檢察官接連列舉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事實。聽到這些，人們臉色蒼白，雙手顫抖地走出法庭，有些人感到惡心，有些人服用了止痛藥，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知覺。”佩爾米亞科夫后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現不盡相同。

在佩爾米亞科夫的印象中，川島清沉默寡言，關東軍醫療行政長官梶塚隆二始終順從。“身材高瘦、脾氣暴躁”的高橋隆，對蘇聯人傲慢無禮。審訊期間，“他緊張地擺弄著手指，聲稱我們對他們的審判是不公平的，因為所有世界強國都在秘密研制細菌武器。”

蘇聯調查收集的18冊審訊記錄和繳獲的日偽檔案資料，作為証據被呈上法庭。全體被告承認起訴狀中所指控的罪行，沒有人提出無罪反駁。

通過已解密的伯力審判錄音，我們能清晰地聽到，在最后陳述中，川島清低聲說道：“我對我所犯的罪行感到慚愧，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且痛苦的，但我將與我有關的犯罪和盤托出了，毫不隱瞞。”

柄澤十三夫因情緒激動，斷斷續續地哽咽道：“現在，住在日本的有我的母親，她已經82歲，還有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他們先前都是靠我所領薪水生活，但是我了解自己所犯罪行的嚴重性，並對我所犯的罪行深刻悔悟，將來一定要成為一個嶄新的人。”

法庭專門成立了醫學和細菌學檢驗委員會，撰寫了法醫鑒定報告。“在俄羅斯新解密的伯力檔案中，有一份法醫鑒定報告，第一次將日本細菌戰定性為‘以毀滅全人類為目的’。”宮文婧說。

最終，審判僅進行了6天審議便告結束。

法庭依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1943年4月19日頒布的第1號法令，對戰犯作出2年至25年有期徒刑不等的最終裁決。“蘇聯在1947年至1950年廢除了死刑，25年是當時的最高刑期。這些戰犯也因此免於死刑。”孫家紅解釋道。

孫家紅曾在國家圖書館，看到伯力審判受審戰犯三友一男的回憶錄《細菌戰的罪》。書中記錄了這場審判的后續。據三友一男回憶，他們接到判決書后，曾向蘇聯最高法院軍法處提起抗告，但被駁回，仍然維持了原判。

盡管蘇聯如此裁決，但隨后沒有將這些戰犯送到勞改營禁閉，而是從伯力城轉移至伊萬諾沃市郊外的一個鄉村，羈押在那裡的第48將官收容所。刑期並沒有執行完，1956年日本與蘇聯簽署了《日蘇共同宣言》，蘇聯羈押的日俘被大規模遣返。

在伯力受審的12名日本細菌戰犯中，高橋隆篤因患腦出血死在收容所，柄澤十三夫在被遣返前自縊身亡，其余10人均被蘇聯直接遣返，得以在日本了其殘生。

然而，更多直接參與日本細菌戰犯罪的731部隊成員乃至天皇都逃脫了戰爭審判，悠然度過余生。

追責無時效

伯力審判結束后，蘇聯很快將審判簡要過程和關鍵文件，譯成中文、韓文、英文等多國文字，成書發行。日軍細菌部隊的反人道罪行，由此大白於天下。

“這顯然是一種‘審判之外’的策略。”楊彥君認為，伯力審判不僅僅為了揭露日本罪行、彰顯蘇聯公平正義，還有政治和外交層面的戰略考量。

伯力審判期間，美國保持著高度警覺，國務院每天向麥克阿瑟在東京的盟軍司令部發密電，報告有關審判的情報。美國對外統一宣傳口徑：這場審判是“政治秀”。歐洲國家受美國影響，也多將伯力審判批判為政治宣傳工具。

日本政府未作出回應。一些日本媒體則稱：“細菌試驗是荒唐之言”“所謂細菌戰術聞所未聞”。

在冷戰的寒風中，伯力審判及其揭露的真相，很快被冷凍了。

“這場審判在法庭組織、審判規則和實體運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楊彥君告訴記者，伯力審判對日本戰犯公訴、審判和裁決的依據，沒有像東京、紐倫堡審判一樣形成專門的法庭憲章，而是將蘇聯國內法作為其重要參考。

最讓人遺憾的是，中國作為日本細菌戰最大受害國，沒有參與其中。

但中國顯然是知情者。伯力審判期間，毛澤東就在蘇聯訪問。《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紛紛刊登伯力審判揭露的有關日本細菌戰的罪行。這些報道，不僅代表了當時中國政府的積極反應，更將中國政府堅決反對細菌戰罪行的態度向全世界作了宣示。

1950年2月，蘇聯照會中國、美國、英國和法國，提出公開審判裕仁天皇、石井四郎等細菌戰關聯者。美國、英國和法國對此聯合抵制，但中國政府明確表示支持。中國各大報紙陸續刊載聲援蘇聯的言論。

參與過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在報紙上呼吁：“根據一般刑法界基本原則，犯罪不因時效而消滅，新的証據、新的事實，可以隨時使任何罪犯受審。所以蘇聯於此時提出審判裕仁等人，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行動。”

伯力審判為中國戰犯審判提供了經驗。

孫家紅介紹，1950年7月，蘇聯將969名日本戰犯移交中國，關押於新成立的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遼寧沈陽和山西太原兩地組織特別軍事法庭，先后對武步六藏、古海忠之等45名在押戰犯提起公訴。

據時任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的袁光將軍回憶，當時“找來蘇聯在伯力審判日本戰犯的程序，有厚厚兩大本，基本上就採用了人家的程序。”伯力審判關於日軍細菌戰罪行的調查和審判記錄，作為証據材料，甚至被直接應用到中國對細菌戰戰犯榊原秀夫的審判中。

伯力審判也成為國內外調查和聲討日本細菌戰罪行的起點。

1950年，在衛生部的指示下，東北地區根據伯力審判揭露的線索，開始對日本細菌戰罪行進行調查。1982年，黑龍江省在哈爾濱平房區組建起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証陳列館，第一任館長韓曉等東北學者開始著力對731部隊進行研究。日本、美國等各國學者也相繼調查和研究日本細菌戰。

金成民於1997年，在黑龍江省檔案館首次發現了731部隊的核心罪証——“特別移送”原始文件。此后，他帶領團隊30多次赴日取証，持續向原731部隊成員追問真相。他還走遍全國尋訪到130多名該部隊勞工、細菌戰受害者及其家屬，並多次赴美俄等國搜尋資料，不斷填補731部隊罪行証據鏈。

人體實驗受害者遺屬，也紛紛站出來講述真相。李鳳琴是“特別移送”受害者李鵬閣的遺腹女，50多年來沒叫過一聲“爸爸”，直到她在731部隊罪証陳列館看到寫著父親名字的那一頁檔案，痛苦地飛奔到731部隊遺址上，沖著天空喊出人生第一聲“爸爸”。此后，她把悲痛轉化為力量，在多處宣講自己的慘痛經歷，讓民族創傷記憶“活化”。

不只是中國，“94歲的日本老兵清水英男以垂暮之軀來華謝罪，美國小伙埃文·凱爾自發捐贈日軍侵華罪証……這些跨越山海的和平力量再度証明，日本軍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守護歷史真相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宮文婧說。

時隔70多年，伯力審判檔案資料跨越時空重現於世，來到中國。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將再次被揭開。

這些檔案與中國保存的731部隊遺址及罪行檔案互補互証，無可辯駁地証明：侵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自上而下成體系的國家犯罪。

目前，這些檔案仍在整理研究。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社科學部講師賈明秀作為俄語翻譯，參與了整理。

翻譯過程中，日本戰犯的供述時常令賈明秀“細思極恐”。比如，“一些戰犯的供述中有很多地名，他們去了什麼屯什麼村，我作為土生土長的黑龍江人，都不知道這些地方在哪兒。查了資料，對照地圖發現，天吶，這些惡魔簡直無孔不入。”

“這些日本戰犯用極其平靜的語言，描述著令人發指的活體實驗。”賈明秀對此感到憤怒，又很悲痛，“我們大家都忘了這場審判，而日本人還在哈巴羅夫斯克市建了一座和平慰靈公園，並建立了紀念碑。有一段時間，我睜開眼就坐在電腦前翻譯，一直翻譯到深夜，我想快一點、再快一點，讓更多人知道真相。”

在宮文婧看來，“日本細菌戰檔案既是二戰期間日軍細菌戰罪行的核心歷史証據，也是個體、集體和人類創傷記憶的實物載體。”她向記者透露，“未來，我們計劃通過中俄聯合申遺，將這些載體上升為世界記憶，警示世人珍愛和平。”

金成民也表示，伯力審判檔案的公布，標志著我們與俄羅斯在史料共享和研究合作上邁出了重要一步。未來，我們中國學者將聯合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更多受害國研究者，共同進行課題研究，在國際上形成更強大的輿論影響和學術共識，牢牢掌握關於這段重大歷史的話語權。

據央視新聞，當地時間4月29日，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在記者會上點名指責731部隊。她表示，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反人類罪行沒有追訴時效限制，查明這些罪行的工作將繼續進行。俄羅斯正竭盡全力進一步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並將系統性公布相關信息。（北京日報記者 張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