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牢思想“生命線”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將干部思想教育視為關乎革命成敗的關鍵環節。圖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陳列館群雕“烽火熔爐”。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陳列館供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正確戰略策略，開辟廣大敵后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無論條件多麼艱苦、形勢多麼險惡、戰爭多麼殘酷，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同各愛國黨派團體和廣大人民一起，共同維護團結抗戰大局。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引領著奪取戰爭勝利的正確方向，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發揮中流砥柱作用，並實現組織與思想全面成熟的關鍵時期。毛澤東同志曾深刻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在那個戰火紛飛、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敵后根據地站穩腳跟，並最終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其秘訣之一就在於始終將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視為“生命線”。抗戰時期的干部思想教育，不僅為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堅實的人才保障，也留下了“理論聯系實際”“思想建黨”等寶貴的經驗啟示。

把干部思想教育視為關乎革命成敗的關鍵環節

抗戰時期，復雜嚴峻的軍事斗爭與艱巨的統一戰線工作，對干部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加之黨員隊伍不斷擴大，黨的干部隊伍建設面臨多重考驗。黨高度重視干部思想教育工作，始終抓住思想引領這一中心環節，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深入持久的干部思想教育，構筑起堅不可摧的精神長城。

劉少奇指出：“黨的建設中最重要的問題，首先是思想建設問題，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去教育與改造我們的黨員，特別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問題，就是和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進行斗爭並加以說明的問題。”抗戰時期，中共黨員人數激增，到1938年底，黨員人數已從全面抗戰爆發時的4萬多人增加到50多萬人。隊伍的擴大為黨增添了新鮮血液，但也帶來了組織不純與思想混亂的風險。新黨員有的缺乏系統的馬克思主義訓練，甚至有些還帶有封建殘余或小資產階級意識。如果不及時進行思想改造，黨就無法承擔起領導抗戰的重任。因此，克服“本領恐慌”，消除錯誤認識，實現思想統一，提升干部政治素質，就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

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鞏固黨的決定》，提出鞏固黨組織的具體方針與措施，其中就包括“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階級教育與黨的教育”和“加強對黨的各級干部的教育工作”。為了更加系統、專門、集中地領導黨內干部教育，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張聞天擔任部長，李維漢擔任副部長，負責統一領導中央直屬各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調劑各學校的教員、教材、教學，有計劃地招收新生，領導黨政軍民各機關的干部教育工作。

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面對嚴峻復雜的戰爭環境，中國共產黨將干部思想教育視為關乎革命成敗的關鍵環節。黨將干部教育工作視為“共產黨的大事”，不僅注重培養能帶兵打仗的軍事干部，而且注重培養具有堅定信仰、堅強黨性和實際工作能力的政工干部。抗日戰爭時期，通過持久而深入的干部思想教育，全黨實現了思想認識的廣泛提升與統一。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引領著奪取戰爭勝利的正確方向，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同時，這一時期培養的干部，后來在各條戰線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中國革命的骨干力量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棟梁之才。

聚焦革命實際，增強黨性錘煉

抗戰時期的干部思想教育，摒棄了純理論灌輸的教條主義模式，著眼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和政治覺悟，堅持“教育為抗戰服務”，培育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以及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的思想作風。

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強化理論武裝。列寧指出：“隻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抗戰時期，馬列主義理論學習得到了充分重視。以陝北公學為例，學校將整個教學計劃定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以政治理論教育為主。課程設置有社會科學概論、中國革命運動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眾工作等。教材中收錄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黨的領導人撰寫的重要理論文章，這些文章經成仿吾、何干之、艾思奇等理論家在課堂上的闡釋與講授，有效提升了廣大學員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水平。通過干部思想教育，全黨樹立起牢固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各根據地黨校在課程設置上都強調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陝北公學開設了游擊戰爭、民主運動等實用課程，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領導人還親自登上講台演講授課，幫助學員把握當前革命的形勢與黨的實際政策。各根據地的干部教育模式也是如此。在蘇南抗日根據地，干部們必讀《新民主主義論》，以此理解中國革命的階段與前途。全黨逐漸學會將理論學習與實踐斗爭緊密結合，並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作風。

以革命氣節與理想信念為核心，加強黨性錘煉。在重慶紅岩村，周恩來領導南方局針對國統區復雜環境，提出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要求。他親自設計了一道“面對長期的監禁你如何做到不變節”的考題，要求每一位干部必須作答，以此強化信仰。《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反省自己的弱點，錘煉自身的黨性。在整風運動中，干部們對照文件檢查自身，去除思想上與政治上的灰塵，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的紀律觀念，實現了思想上的有效改造。

適應戰爭與群眾工作需要，持續加強干部能力建設。思想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指導實踐。干部不僅要學習掌握理論，而且要會打仗和做群眾工作。東北抗聯提倡的“槍杆子加筆杆子”模式，不僅訓練干部的軍事技能，還要求干部學習識字、掌握語言和識別地圖。冀中軍區的干部在開展冬學運動時，白天帶領群眾抗擊敵人，夜晚則組織識字班、講解生產技術，將軍事斗爭與群眾動員、生產建設緊密結合。在延安和大后方，黨要求干部做到“勤學、勤業、勤交友”，實現職業化與社會化，把黨的政治主張融入到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去，成為聯系群眾的橋梁。毛澤東曾以軍事學習為例，對干部教育的途徑和方法進行了高度概括：“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在學習中持續增強干部能力和綜合素質，成為干部思想教育的最終目的。

將理論學習成果轉化為徹底的思想改造

在戰爭環境中，黨創造性地開辟出靈活多樣的教育路徑，將思想理論融入戰場間隙與窯洞燈火，在反復動蕩的戰爭環境中確保思想教育的全員覆蓋與持續深化。

正規黨校與流動教學相結合。1935年10月，黨中央決定恢復中央黨校，隨后各分局黨校、地方黨校隨之建立。這些學校盡管物質條件有限，但課程設置全面，制度管束嚴格，培養出了大批抗戰骨干，成為當之無愧的革命熔爐。同時，為了應對日軍的“掃蕩”，各地出現了大量“流動學校”或“游擊學校”。例如，校址設在深山之中的武夷干校，在以竹棚為教室、以膝蓋為桌子的自然條件下堅持辦學，有效提升了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黨性修養和斗爭能力。

1939年至1942年期間，黨中央針對無法脫產學習的干部，領導開展了一次聲勢浩大且系統全面的在職干部學習運動。毛澤東在動員大會上指出：“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用這兩個法子來對付它，學習是一定可以獲勝的。”運動也據此提出“太忙就擠、不懂就鑽”的學習口號和“自學為主、集體為輔”的學習方式，極大提升了在職干部的學習效率與理論水平。

在隨后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黨基於學習運動的理論積累、方法探索和制度構建，規定了22個整風文件作為必讀材料，要求全體黨員干部結合實際開展自我反省，迅速將理論學習成果轉化為徹底的思想改造，成功開辟了在全黨范圍開展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的新傳統。

通過延安整風運動與干部思想教育，全黨實現了空前的團結和思想統一，為中共七大的召開及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抗戰時期干部思想教育的成功經驗啟示我們，堅持“思想建黨”不動搖，無論歷史方位如何變化，理論武裝始終是首要任務﹔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干部教育應克服形式主義，著力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堅持錘煉黨性修養，必須常態化開展黨性教育，引導干部修好共產黨人的“心學”，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

抗戰時期的干部思想教育，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亡時刻進行的一場偉大的“鑄魂工程”。它通過科學理論的指引、嚴格黨性的鍛造以及靈活務實的教學方式，將黨員干部成功鍛造成一支具有鋼鐵意志、富有斗爭經驗的職業革命家隊伍。這一歷史經驗深刻昭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任何時候都不能鬆懈。隻有思想上的統一，才有行動上的一致。隻有精神上的鈣質充盈，才能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作者：唐皇鳳，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延安十三年與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副院長，中共黨史黨建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