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延安時期如何踐行正確政績觀

“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把陝甘寧邊區建設成為“全國抗日民主的模范區”，對回答好“政績為誰而樹、樹什麼樣的政績、靠什麼樹政績”這一時代課題，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隻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落腳陝北后，毛澤東特別提醒各級干部和部隊指戰員處理好與當地黨組織、地方干部特別是老百姓的良好關系，指出：今后，我們要和陝北紅軍、陝北人民團結一致，要作團結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

延安時期，毛澤東等革命領袖秉承“為人民服務”“為群眾服務”的理念，始終生活在人民群眾中間，與人民群眾心連心。在楊家嶺居住辦公時，附近有八九戶農家。村民郭方成談道：毛主席經常和我們拉家常，詢問收成情況，誰家有了病人，毛主席一知道就派醫生上門看望。搬遷到棗園辦公后，毛澤東邀請棗園村24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做客，為他們集體祝壽。

被譽為“合作社的模范”的延安南區合作社主任劉建章“懂得群眾的感情和需要”，“不是要人民來替合作社辦事，而是合作社替人民辦事，給人民以便利”。工作中，他堅持“只要真正能夠為群眾的利益著想，把合作社的業務和群眾的生活聯系起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的理念，全區1700多戶、7100多人，“他完全是熟識的”，哪一戶多少人？多少勞動力？種多少冬麥？多少糜谷？副業收入多少？以及雞犬豬馬牛羊，“都記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夸贊，“他是給我們謀利益的老好人”。

面對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為減輕邊區老百姓負擔，中共中央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普遍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對面山溝裡，帶頭開墾了一塊長方形的地，種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澆水、拔草。周恩來右臂受過傷，仍帶頭學習紡線，還被評為中央直屬機關的“紡線能手”。八路軍第359旅廣大官兵上至旅首長，下至伙馬夫，一律參加生產，“每天黎明即起，列隊荷镢登山，終日勞動不息，至日落時方收工回營”。模范班長李位創造了一天開荒三畝六分七的紀錄。旅供給部辦的大光紡織廠能夠織出閃光布、斜紋布、華達呢，品種達二百多種。老百姓高興地說：“八路軍既能打仗，又能生產，又能與人民打成一片，從古至今哪裡有過這樣的軍隊？”親切地稱呼他們為“人民的軍隊”。

中國共產黨人一再強調人民群眾是主人，“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一次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宗旨提了出來，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大會強調，“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人民立場和人民情懷。

在中共中央領導下，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把“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作為執政的根本目的，積極倡導“三三制”政權，成為令人矚目的民主政治的典范﹔著力發展邊區經濟，開展普遍的生產運動，實現了自力更生、豐衣足食﹔關心群眾生活，主動改善民生，提升邊區文化、醫療、衛生水平，大力推動掃盲運動和移風易俗﹔實行減租減息、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等政策，充分展示了黨和邊區政府執政為民的模范形象，呈現出“隻見公仆不見官”的良好風尚。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長征勝利並落腳陝北后，黨在瓦窯堡會議上形成共識，必須把馬列主義“活潑地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環境中去”。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向全黨鄭重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任務，為我們黨更好地完成肩負的民族解放目標，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抗戰，從而贏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以及根據地建設等，提供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引領。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思想路線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就是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

要做到實事求是，就必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此，毛澤東親自審定並出版了《農村調查》一書，要求黨員干部“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強調“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就黨內仍嚴重存在的“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旗幟鮮明地“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大力倡導認真的調查研究。

為深入了解和研究我黨抗戰時期的農村經濟政策，1942年初，張聞天帶領有關人員組成“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赴陝北和晉西北農村開展了長達一年多的社會調查。張聞天親自設計調查題目和表格，包含當地各種土地類型及其等級，各種作物在不同土地上的播種量、施肥量和常產量，各種牲畜的使役量、產肥量、租用借用辦法等內容，帶領大家分別深入自然村挨家挨戶作調查。在楊家溝調查地主經濟時，張聞天了解到地主馬維新家保存著將近一百年來的各種賬簿，買地、典地、收租、放債、雇工、經商和日常生活開支，都記得清清楚楚，便借來一本一本翻閱，抄錄有關數據，與同事日夜統計，忙了一個來月，在此基礎上整理形成了《楊家溝地主調查》等調研報告。張聞天深有感觸地說，“只要我們把老百姓的情形了解清楚，那麼我們的政策及辦法，就會更加實際”，並總結道，“接觸實際，聯系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

為克服黨內存在的理論與實際分離，以及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空談馬克思主義等錯誤傾向，黨通過開展延安整風，在全黨大力倡導“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毛澤東精辟闡明了中央黨校的校訓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並為黨校禮堂題寫了“實事求是”四個字。隨著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延安脫產人員數量持續增長，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增加群眾負擔。為克服“魚大水小”的矛盾，黨中央決定在邊區實行“精兵簡政”政策。“精兵簡政”的大力推行，不僅節約了財政支出，節省了民力，還進一步提高了軍隊戰斗力，達到了簡政、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官僚主義的目的。

針對當時邊區文盲率較高的實際，陝甘寧邊區大力發展小學教育，同時利用冬閑時間，以夜校、冬學等方式開展文化掃盲，極大提升了邊區群眾的文化水平。邊區政府還採取有效措施，將勸說感化與強制處罰相結合，積極發起“改造二流子”運動，許多“二流子”轉變成了勞動能手，既穩定了社會秩序，增加了年輕勞力，還改善了鄉村民風。為更好落實民主普選制度，邊區政府大膽採用“投豆法”“燒洞法”等適合普通農民特點的選舉方式，使廣大人民群眾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主動投身根據地各項建設事業。

“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延安時期，適應黨所面臨的新形勢，中央提出了“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重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要通過思想教育和理論武裝，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這也是中國革命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証。

1937年，中共中央剛剛進駐延安，毛澤東就收到來自湖南老家的一封信。寫信人文運昌是毛澤東最親近的表兄，希望能到延安投奔毛澤東並謀份差事。毛澤東在回信中說明“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並無薪水”，並勸他“故不宜來此”。毛澤東果斷拒絕表兄的求職，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黨的干部、共產黨員絕不能把個人私利帶到工作、生活中去，更不能公權私用。

被譽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的習仲勛，始終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表現出極強的黨性。曾在陝甘寧邊區工作和生活過的美國友人李敦白介紹：從綏德到清澗到延安，凡是我們見到的大人小孩，農民工匠，無不親切地跟習書記打招呼，習書記也稱名道姓地問候，詢問他們家人的情況，如“爸爸的腰疼病好些嗎？”“孩子課本的問題解決了嗎？”等等。在南梁根據地打游擊時，部隊經常要轉移，習仲勛特別叮嚀：在部隊轉移走的時候，碎紙片和其他不是老百姓用的東西，都要收拾干淨。不然落下來的東西被敵人發現，房東就要遭罪，千萬不能叫群眾受牽連。在延安召開的西北局高干會上，習仲勛受到表彰獎勵，毛澤東為他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針對黨內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如個人主義、本位主義、風頭主義以及“不實事求是的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的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干，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系”等違反黨性的傾向，中央政治局專門討論並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要“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強調要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密切結合起來，“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令人惋惜的是，一些黨員干部在工作生活中迷失了方向，甚至走上腐敗的道路。對此，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嚴肅對待，絕不姑息遷就。肖玉璧曾任陝甘寧邊區所屬的張家畔稅務局局長，卻貪污稅款3050元、挪用公款280元，因觸犯貪污罪被邊區高等法院判處死刑。1942年1月5日，《解放日報》刊文寫道：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充分彰顯了黨和邊區政府對貪污腐敗分子零容忍的堅定立場。

針對工作中的浮夸、虛報數字等現象，毛澤東高度重視並及時予以糾正，指出“我們是辯証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要把“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統一起來，這才是正確的立場。在反映邊區大生產運動中，《解放日報》刊發的通訊員消息《鄜縣城內家家戶戶紡紗聲》，與當時的實際情況並不完全相符，存在夸張的成分。對此，黨中央敏銳地發現並指出，《解放日報》也及時進行了自我批評和深刻反思。毛澤東還針對個別軍事報道與參謀部統計不相符的現象，提醒有關同志說，新聞報道一定要真實。繳獲敵人一支槍就報一支，繳獲敵人十支槍就報十支，不能多報一支。這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

（作者系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