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交通大學西遷

70年前，在國家號召下，交通大學完成主體西遷古都西安，開啟了建設西部高等教育重鎮的艱辛歷程，不僅直接推動了西部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也為國家戰略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重溫交通大學西遷的決策考慮、經過，可以在“兩個大局”的戰略思維下，更深刻地理解西遷精神的深遠歷史意義。

黨中央決定交通大學西遷

交通大學西遷西安是黨中央作出的決策，是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新中國的一項頭等重要大事，就是要快速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將中國由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國家。要快速達成此目標，就必須舉全國之力，交通大學西遷西安正是這一國家戰略安排的一個縮影。

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立足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為初步建立工業體系奠定基礎。這156項重點工程主要分布在東北以及內地，而非東南沿海。這一方面是基於東南沿海被美國封鎖而有戰備考慮，另一方面是對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遺留問題的克服：舊中國本就很少的工業和高校卻又片面集中於東南沿海城市。新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要求改變舊中國沿海與內陸、東部與西部發展不平衡的不合理現象。

在“一五”計劃中，陝西有24項重點工程分布，其中17項在西安，西安被國家規劃為新中國的第二大工業基地，但西安的這一國家戰略規劃與高等工業學校布局存在嚴重不匹配的問題。為此，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向中央提交以交通大學為代表的沿海高校內遷方案，即提交給周恩來的《關於沿海城市高等學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設任務處理方案的報告》。報告首先根據中央關於編制五年計劃的方針和沿海城市基本建設一般不再擴建、新建的指示，一方面“基本上停止或削減沿海城市高等學校基本建設任務”﹔另一方面“配合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按照新工業基地的分布情況，相應地擴建內地學校、提前在內地增建新學校等措施，全盤安排，逐步調整”，內地增建新學校主要是通過沿海13所高校遷移到內地，而隻有交通大學等4所學校為整體遷移，其中交大的電訊工程系還被調整出交大，而與其他高校的同類專業一同在成都成立電訊工程學院，這就是今天成都的電子科技大學。

3月30日的報告當天就以加急件報送給了負責文教工作的副總理陳毅。陳毅批示送陳雲副總理閱示，陳雲批示后，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彭真分別圈閱，最后報周恩來總理閱示。4月，高教部口頭通知交大西遷並安排新校基建。5月19日至6月10日，北京召開全國文教會議，陳毅作報告，大會形成報告提交給黨中央和毛澤東。毛澤東批准后，由中央向全國下發該報告。報告提出了交通大學等4校內遷，后來整體內遷的實際上是上海的交大和南京的華東航空學院，而且都是遷入西安。其中華東航空學院1956年遷入西安后更名為西安航空學院，1957年10月，西北工學院與西安航空學院合並組建西北工業大學。

7月30日，高教部下發《關於1955—1957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有關事項的通知》時，交通大學根據此前得到高教部的口頭通知，已作出遷校的決議。可以看到，交大西遷的方案是經黨和國家領導人慎重考慮所作出的重大決策與頂層設計，顯示了社會主義國家“全國一盤棋”的大局觀。

交通大學積極響應和推動西遷

交通大學從上海遷至西安，客觀上存在不少困難，周恩來、高教部部長楊秀峰以及上海、陝西西安兩地黨委、政府都大力支持西遷工作，並與交大師生面對面深入談話，做好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上海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交大西遷並積極表態：交大西遷是國家大局需要，如果交大遷不動，就會輸在政治上，是最不足取的。陝西省、西安市在各方面為交大西遷創造最好的條件，並關心、照顧遷來的交大教職工的生活，如對於遷來的交大教職工的愛人、子弟的工作安排等問題，“都是市裡負責同志親自跑，把他們已安排好的人員調出去，安置我們的子弟”。

1955年5月26日，交大校長、黨委書記彭康在全體同學中作了學校遷往西安問題的報告，在同學們中間引起強烈反響。許多班級紛紛寫信給校刊表明態度，決心克服困難，保証以愉快的情緒遷往西安。交通大學教務長、一級教授、中國熱力工程學界先驅陳大燮，在校刊上發表題為《深刻認識遷校的重大意義，堅決愉快地響應祖國號召》的文章。文章指出，國家決定交大遷往西安，“對我國發展重工業建設來講是有其重大意義的”。他特別從改變半殖民地舊中國在工業和高等教育發展上的不平衡這一不合理現象的高度，來深刻理解交大西遷的意義：“在半殖民地時代，帝國主義為了加重的剝削我們，在我國建立了某些工業，而那時的高等學校也在有意無意中與之起了配合作用。……我校之遷往西安，這只是在西北地區對高等學校做比較合理分配的開始，因此將來我校對發展西北地區的建設事業是負有很重大的任務的。”此后，交大校刊陸續刊登了校外群眾支持交大西遷的來信，群眾來信提到“交大是全國人民的”，包括錢學森等一大批校友亦寫信支持交大西遷。

1956年1月，交通大學組織了西北參觀團，由交大副校長任團長，團員由教師、學生、部門代表各10人組成。他們在實地參觀西北的工業建設后，西北這幾個城市的工業建設給參觀團總的印象是，“數目多、規模大、技術新、速度快、資金省、干部缺”，“不僅親身感覺到西北工業建設的宏偉，並且也更加感覺到了遷校西安的必要性”。西安工業基地建設“數目多、規模大、技術新、速度快、資金省”與“干部缺”之間的不匹配，讓參觀團實地認識到交大遷往西安的必要性。而西安作為國家第二大工業基地建設“數目多、規模大、技術新、速度快”的特點，又能讓西遷的交大大有作為，二者可謂相得益彰。

1957年6月4日，國務院召開解決交大遷校問題會議，周恩來首先對與會者說：“今天到會的有交大、造船學院、南洋工學院、西安的動力學院、建筑學院、西北工學院、航空學院，高教部、教育部、衛生部，一機、二機、電機等部，還有中宣部、二辦。交大一個學校問題牽扯到四面八方，這樣多的單位，給交大看看。”他從戰略上分析，交大內遷是根據西北工業建設的要求和離開國防前線的條件下提出來的，“西北過去是落后的，但將來必須成為我國建國的穩固的后方。那裡有條件成為烏拉爾”。周恩來分析了西北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由此談到交大內遷西北的緊要性，他說：“西北、西南的建設不求外援，不靠沿海先進地區的支援是不可設想的。同時，克服畸形發展，向平衡發展，不能不調整、內調。”他還從西安在中華文明、中國革命的特殊地位以及對青年鍛煉培養的高度鼓勵學生去西安，他說：“西安是中華民族發源地，林老（指林伯渠）常說：‘中國革命起源於東南，成功於西北。’不要僅僅從艱苦條件出發那樣去看西北。條件太舒服不能鍛煉培養青年，而應該是經得起風霜。西北是苦，不僅有風，而且有大風。引導青年克服困難，應該是求之不得。”

高教部將周恩來的講話下發給交大師生學習。7月27日下午，楊秀峰來校與教職工代表座談並作講話。此前一個多月，他在上海、西安參加交大遷校問題討論，考慮兩地學校的合理部署。對於西北高等教育趕上的方法，有些人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講，在上海培養干部，派到西北來工作，同樣也可以支援西北，何必遷到內地來培養呢？楊秀峰指出，如果這樣看問題，就是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造成的工業、文化教育的畸形發展狀況忽視了。為了適應建設的需要，原來的文化教育畸形發展必須作一些合理改變、合理部署，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的講話是對西遷的一次再動員。

交通大學西遷的深遠歷史意義

從1956年首批交大師生開赴西安，到1957年完成主體西遷，再到1959年西遷完成並定名為西安交通大學，交大西遷歷時4年，遷校總人數達1.5萬余人。為了配合西部工業體系的建設，內遷高校不僅有以機電類為主的交通大學，還有軍工類、動力類、無線電通信類、建筑類的其他數所高校。同時，還從沿海地區調入一批基建和文化服務部門，以更好地配套服務這些西遷高校的發展，為改變內地工業布局、加快西部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西遷不久的西安交大就成為全國16所重點大學之一，在機、電、動傳統學科的基礎上，相繼創建了無線電、原子能、工程力學等一批新興學科。西安交大成為西北的龍頭大學，在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為西部的工業建設、軍工建設提供了科技與工程技術人才，也為后來的西部大開發以及軍民融合、國家戰略科技發展儲備了科技創新最急需的科技人才。西遷以來學校為國家培養近40萬名人才，其中一半以上畢業生選擇留在西部建功立業。同時，西安交大在多個領域的“卡脖子”技術即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面取得突破，這些技術創新和突破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當年在西部發展戰略布局中深謀遠慮的大戰略思維。

交大西遷鍛造了西遷精神。交大西遷時的校長、黨委書記彭康始終堅持大局意識，將黨和國家的利益置於首位，強調“交大是國家的交大，社會主義的交大”，認為“遷校不是我們一個學校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上海、西安，牽涉到整個支援西北的問題”，帶領交大師生克服重重困難，義無反顧，在相關部門的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西遷使命，培育形成了“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西遷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精髓是聽黨指揮跟黨走，與黨和國家、與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具有深刻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