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代表建議“辦理”到系統施策“治理”（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馬路小學的師生在課間活動。 　　丁根厚攝

浙江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在轄區小學開展法治宣傳教育。 　　金思成攝

安徽馬鞍山市和縣公安局民警向孩子們講解安全知識。 　　秦祖泉攝

江蘇興化市司法局工作人員在轄區小學講解未成年人保護法。 　　周社根攝

　　今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顯示，2025年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別下降2.2%和9.8%，為近5年來首次“雙下降”。

　　“雙下降”背后，是各有關方面協同發力的結果。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在其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條從代表建議“提出”到“辦理”再到系統施策“治理”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鏈條，清晰而有力。

　　在2025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二級教授吳梅芳提出《關於履行檢察職能加強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工作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

　　《建議》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確定為重點督辦建議，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主辦，中央網信辦、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團中央協辦。《建議》及其辦理實踐，被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和代表工作委員會列為高質量辦理代表建議典型案例之一。

　　一份沉甸甸的人大代表建議

　　《建議》的產生，源於一名教師的深切憂思。

　　8年前，在一次基層走訪中，吳梅芳聽到了一名鄉村教師的擔憂：“孩子父母不在身邊，跟著老人，最近總和一些社會青年混在一起，我真怕他學壞，可除了著急，不知道能做什麼。”

　　鄉村教師的話，深深地戳中了吳梅芳的心，也引發了她的關注與思考。

　　此后8年，她的履職視線緊緊鎖定了“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這個主題。她的案頭，逐漸累積起厚厚的調研資料與分析報告。

　　吳梅芳注意到，2021年至2023年，檢察機關辦理案件中14至16周歲低齡犯罪嫌疑人人數有所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呈現新特點、新動向。家庭教育缺失、校園安全隱憂、網絡不良信息侵蝕、對留守兒童關愛不足……問題錯綜復雜，絕非單一藥方可以根治。

　　多年的持續關注，讓吳梅芳深刻地意識到，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問題，表象在個體，根源在環境，關鍵在預防。

　　從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到整治校園周邊環境，從規范網絡空間到強化社會支持體系……她將思考轉化為一系列人大代表建議。

　　“反映一個現象是履職的開始，但推動系統治理，才是履職的目的。”吳梅芳坦言。

　　厚積薄發，水到渠成。在前期建議的基礎上，2025年的全國兩會上，吳梅芳提交了那份醞釀成熟的《建議》。

　　這份《建議》並非“就事論事”，而是著力於構建體系。它明確提出，應推動建立“前端預防敏銳、中端干預精准、后端矯治有效”的立體化治理閉環，並從“提升監護水平”“加強普法宣傳”“凝聚社會共識”3個維度，提出了具體可行的路徑。

　　“它就像我精心培育了多年的孩子。”吳梅芳說，這份凝聚了8年深入思考的建議，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確定為重點督辦建議。一場致力於未成年人保護的跨部門協同發力，就此拉開帷幕。

　　一場跨部門協同的務實辦理

　　當這份承載著深沉關切與系統思考的《建議》送達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廳辦公室主任范向利的案頭時，這名長期奮戰在未檢工作一線的“老兵”，感受到的既有沉甸甸的壓力，也有強烈的共鳴。

　　“《建議》裡提到的分級干預、督促監護、法治副校長實職化等問題，句句說到了我們的工作難點和未來的發力方向上，代表和我們想到一起了！”范向利說。

　　最高檢黨組高度重視，明確指示要以此《建議》辦理為契機，推動未檢工作從“辦好案”向“治未病”深化，實現“落實型”辦理。

　　辦理流程跳出了傳統的“你提我答”模式。

　　最高檢辦公廳、未成年人檢察廳迅速建立與代表的常態化溝通機制。不是簡單的成果匯報，而是坦誠的問題研討。檢察機關多次邀請吳梅芳代表參加專題調研、座談交流，面對面介紹工作進展，也毫不回避地探討實踐困境，就“督促監護令如何更具剛性”“專門矯治教育如何更好落實”等具體問題，反復征詢代表的意見。

　　“我們不僅反饋辦理進展，更坦誠地探討難點，聽取代表對具體舉措的反饋意見，確保《建議》辦理緊貼現實需求。”范向利說，“答復不能隻講‘過去時’，更要講‘將來時’——把我們的打算告訴代表，請代表看看路子對不對、步子實不實。這才是對代表負責，更是對人民負責。”

　　這種“辦中互商”，也延伸到了各協辦單位之間，匯聚成“同題共答”合力。中央網信辦聚焦淨化網絡生態，提出壓實平台主體責任的具體舉措﹔教育部圍繞控輟保學和心理健康教育，拿出強化學校主陣地的方案﹔公安部結合治安管理，明確整治重點場所的部署﹔共青團中央則著力於完善社會支持體系，動員青年社會組織廣泛參與。

　　多部門多單位的反饋不是工作列表，而是被編織成一張目標同向、措施互補的“網”。最終形成的答復文稿，本身就是一份高質量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治理的協同工作方案。

　　《建議》辦理的答復文稿，在2025年最高檢組織的全國兩會建議提案優秀答復文稿評選中，獲得了綜合得分第一。但真正的“答卷”，在校園、在社區、在網絡、在每一個關乎孩子成長的環境裡。

　　針對“提升監護水平”，檢察機關聯合婦聯、關工委等部門單位，大力推廣“督促監護令”，並探索跟蹤回訪機制，發布系列家庭教育指導典型案例，讓“依法帶娃”從理念走向實操，努力補上缺失的監護。

　　針對“加強普法宣傳”，全國數萬名檢察官法治副校長履職更加深化，從定期授課發展到幫助學校培養自己的法治教育力量，並廣泛運用模擬法庭、法治情景劇等沉浸式體驗，讓法治的種子在未成年人心中生根。

　　針對“凝聚社會共識”，檢察機關強化法律監督，推動對電競酒店、劇本殺等新興業態的規范管理，並協同相關部門持續整治網絡亂象，努力為未成年人營造清朗的線上線下空間。

　　一次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

　　《建議》辦理的成效，最終要由實踐來檢驗。2025年涉未成年人犯罪的“雙下降”，正是這份成效最直觀的注腳之一。數據背后，是許多可能走向歧路的孩子被及時拉回正軌，是許多潛在的風險被化解於萌芽。

　　“人大代表要當好黨和國家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吳梅芳評價道，“承辦單位不是僅把我當作建議的‘提出方’，還把我當成了解決問題的‘共同體’。不隻反饋‘做了什麼’，還願意與我探討‘為什麼這麼做’‘還能怎麼做得更好’。這種互動，讓我對全過程人民民主有了更深的認識。”

　　“評選和推廣高質量辦理典型案例，目的就在於樹立標杆，推動實現‘內容高質量’與‘辦理高質量’的良性循環，鼓勵更多代表提出真知灼見，督促承辦由‘答復型’向‘落實型’轉變。”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工作委員會相關負責同志在闡釋典型案例評選標准時指出，重點在於“三看”：一看建議內容是否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切中要害﹔二看辦理過程是否深入協商、充分溝通﹔三看辦理成效是否推動解決問題、改進工作。

　　吳梅芳提出的《建議》及其辦理實踐，源於代表扎根群眾、長期調研的履職成果，成於承辦單位“將建議作為寶貴財富”的辦理舉措，體現於凝聚共識、推動治理的實際效果。

　　據了解，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期間，代表們共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8406件，交由206家承辦單位研究辦理。

　　代表深入調研發現問題—凝聚民意提出系統性建議—相關部門協調推動並監督建議落地見效—在互動反饋中激發新的履職動能。在代表建議辦理工作中，將代表反映的民意民智、提出的意見建議有效轉化為改進工作、推動社會進步和民生改善的實際舉措，正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

　　《 人民日報 》（ 2026年04月23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