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黨的溫暖到雲南邊疆的中央民族訪問團

1950年8月至1951年6月，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受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派，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開展走訪、慰問活動，把黨的民族政策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關心、關愛送到少數民族同胞中，贏得了邊疆各民族的廣泛贊譽，強化了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意識，增進了對中華民族的自覺認同，是我國民族關系史上的創舉。雲南省檔案館館藏的一組檔案，就生動反映了這一歷史事件。

中央訪問團的組建

我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堅持以平等團結凝聚各族人民，通過共同斗爭將民族解放融入革命歷程，堅持在統一國家內實現民族平等權利，奠定了新型民族關系基礎。1949年9月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為落實《共同綱領》中相關的民族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採取了“派下去”和“請上來”的措施，其中“派下去”就是組建中央民族訪問團，深入民族地區進行慰問和調查。

新中國成立初期，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少數民族內部不同群體之間還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隔閡，這在多民族邊疆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影響著新生人民政權的穩固與國家統一。1949年至1950年間，雲南全境相繼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權所面對的邊疆民族狀況，堪稱一部“活的社會發展史”。在雲嶺大地，少數民族種類和人口眾多。20余個世居民族散居於高原、壩子與密林之中，各自處於迥異的歷史發展階段，從原始社會末期到奴隸制再到封建領主制並存的多層次社會形態，在國內實屬罕見。歷代統治者實施的民族壓迫政策，加之土司、山官等舊制度的影響，民族間存在明顯的心理壁壘。同時，國外勢力對漫長的國境線滲透活躍，鞏固邊防與強化國家認同迫在眉睫。正是基於對這一復雜局面的深刻洞察，中央政府決定首先派出訪問團，開啟一場以接觸、溝通、關懷為先導的破冰之旅。

1950年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決定組建民族訪問團，分別深入祖國西南、西北、中南及東北、內蒙古等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訪問。黨中央和毛澤東考慮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剛剛解放，決定率先組建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6月，西南民族訪問團正式成立。團長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劉格平，副團長是費孝通和夏康農，團員由民族事務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內務部、衛生部、青年團中央等20余個單位抽調的精兵強將組成，共120余人，下設西康（1955年撤銷，行政區域分別並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區）、雲南、貴州三個分團，分別由劉格平、夏康農、費孝通擔任團長。在《中央訪問團的任務、工作方法和守則》中，明確規定其任務是代表中央向西南各兄弟民族進行宣傳、慰問，以加強中央與各兄弟民族間之聯系﹔對西南各兄弟民族之政治、經濟、文化情況，民族關系，群眾要求以及當前民族政策的執行情形，有重點地進行調查研究，並搜集有關資料。訪問團在各地的一切活動應受西南軍政委員會的領導，與各地政府的工作配合起來，取得協助，增加干部，擴大訪問團組織。鑒於西南各民族情況復雜和覺悟水平不同，訪問工作及其方法採取慎重和緩進的方針。

中共中央對訪問工作極為重視。在北京時，組織全體團員集中學習一個多月。臨出發前，毛澤東接見了西南民族訪問團全體同志，與大家合影留念，並親筆題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的條幅。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親筆題寫條幅，作為禮物送給各兄弟民族。出發前，周恩來還專門召集訪問團負責人到辦公室開會，要求在訪問工作中應掌握四條原則：一是“准備受冷淡”，二是“決心賠不是”，三是“一切聽人家”，四是工作中萬一和兄弟民族發生矛盾和誤解，要“先做自我檢討”。7月2日，訪問團從北京出發前往西南地區，到達西南軍政委員會所在地重慶后，全體團員聆聽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關於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的講話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的指示，聽取了雲南、西康、貴州省人民政府領導作的有關民族情況的報告。

送來黨的溫暖

1950年8月6日，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在團長夏康農、副團長王連芳率領下到達昆明，受到雲南省黨政軍機關和各民族代表人士的熱烈歡迎。在昆明期間，適逢雲南省第一屆農民代表大會召開，訪問團和出席會議的140余名少數民族代表見了面，召開了座談會，並參加了昆明回族組織的千人歡迎會。“北京的親人來了”“黨中央派親人來看我們了”，這一喜訊迅速傳遍三迤大地。

為協助訪問團完成好任務，中共雲南省委決定由雲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張沖參加分團領導工作，並從省直各機關、大學、民主黨派抽調干部參與工作，組成70多人的訪問團。雲南省委多次召開相關會議，就訪問地區、方法，調研資料的收集、整理，后勤保障等工作作了周密細致的部署和安排，確保訪問團在雲南期間各項工作順利開展。

1950年8月29日，配備醫療隊、文工隊、展覽組、放映隊和攝影組的訪問團從昆明出發前往預先定好的地區訪問，首站便是到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根據地——路南縣（今石林彝族自治縣）的圭山區訪問，受到來自圭山區周邊撒尼（彝族支系）、苗族、回族、漢族等群眾的熱烈歡迎。成千上萬的少數民族群眾身著節日盛裝，帶上干糧，不畏路途遙遠長途跋涉聚集在長湖之畔，參加隆重的民族團結盛會。在歡迎訪問團的大會上，各族群眾敲鑼打鼓、吹蘆彈琴、唱歌跳舞，還與訪問團互贈禮品，場面十分熱烈。9月2日至6日，訪問團又分組到宜政、蓑衣山、維則等7個村訪問並開展社會調查。

從1950年8月6日到1951年6月11日，訪問團歷時10個月，先后到宜良、麗江、保山等9個專區，麗江、碧江、中甸等42個縣進行訪問，是中央派往少數民族地區訪問中歷時最長、訪問地區最廣、人數最多、保存材料最為全面的一個團。每到一地，訪問團通過召開民族上層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各民族群眾大會和民族代表會議等，向各族各界人士了解該地區的具體情況，聽取意見﹔深入村寨了解各民族的訴求，掌握第一手資料﹔運用文工隊歌舞表演、放映電影、舉辦展覽等多種形式來宣傳新中國的民族政策，展示社會主義的新風貌。訪問團還向少數民族同胞贈送了各種禮品，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親筆書寫的條幅、錦旗以及藥品、綢緞、布匹、食鹽、茶葉、針線等，同時也收到雲南各族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以及訪問團敬獻的禮品，有各種錦旗、土特產和民族文物等。

據《中央訪問團二分團半年工作初步總結》記載：訪問團從1950年8月6日來昆至1951年1月31日止，往返行程18400公裡，訪問麗江、保山（二重點區）、宜良、大理、楚雄、武定6個專區、26個縣﹔接觸51個少數民族26萬余人﹔召開群眾大會51次，計26萬余人﹔代表會或者座談會29次6250人（農民代表佔80%以上，上層人士全部參會）﹔干部會議44次，共4200人﹔作了20個村的典型調查﹔演出戲劇52次，觀眾14萬余人（內含少數民族5萬人）﹔放映電影56次，觀眾29萬人﹔舉辦展覽27次，觀眾達到23萬余人﹔成立臨時診所為各族兄弟免費診療，醫治病人5091人。

通過訪問工作，宣傳了黨的民族政策，把黨和政府的關懷送到了邊疆少數民族同胞的心坎上，使廣大少數民族同胞深知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才是真心為人民服務的，是可以“說實話”的“自家人”，紛紛表示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感謝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決心“今后雖肝腦涂地、赴湯蹈火也要跟著毛主席走”，極大地增進了各民族對黨和政府的了解及信任，為中國共產黨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執政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協助建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

1951年3月，訪問團到達普洱專區訪問。專區各縣的兄弟民族聽到訪問團要來的消息后紛紛派出代表，日夜兼程趕往普洱參加盛會。訪問團根據西南軍政委員會關於少數民族應早日建立自治區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指示，結合在雲南工作半年多的實踐經驗，特別是為了順應普洱專區各族人民的意願，與普洱地委再三研究認為，通過民族代表會議成立專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條件已經成熟。

3月17日至24日，前來歡迎中央訪問團的各族代表共同參加了在普洱縣城舉行的普洱專區民族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會議期間，訪問團舉辦了圖片展覽，進行了文藝會演，放映了《紅旗漫卷西風》和反映我國各民族大團結的電影。經過反復討論，各族代表一致認為：成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是《共同綱領》中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具體體現，是我國各民族真正平等、合作、團結的具體體現。3月24日下午3時，普洱專區各族代表、各機關團體代表和普洱專區各族群眾共5000余人，隆重舉行了歡迎中央訪問團暨普洱專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大會。大會主席台前有一塊巨大的石碑，上面刻著“……團結到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誓為建設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奮斗”的誓詞。在張沖和王連芳的監督下，選舉出聯合政府專員、副專員。在大會上，聯合政府專員方仲伯，副專員召存信、羅正明、謝芳香以及全體委員庄嚴宣誓就職。雲南歷史上第一個專區級的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在其示范帶動下，其他地區的民主建政工作也相繼展開。

普洱專區所屬車裡、佛海、南嶠（今勐海縣勐遮鎮）3縣於4月15日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訪問團指導會議選出了由53名成員組成的車佛南區域自治籌備委員會。4月28日，訪問團指導協助蒙自專區成立了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在雲南訪問期間，訪問團共配合各地專署召開了4次民族代表會議，建立了普洱和蒙自專區兩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

少數民族代表紛紛稱贊成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是亙古未有的大事”，“各族都被看重了，各族都有家了”，“聯合政府組織起來就好像一個大拳頭，有力量了”。各族人民從此有了當家作主的思想，鞏固了民族團結，激發了各族人民熱愛祖國，擁護共產黨、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的熱情，掀起了繳清公糧、搜山捉匪、踴躍參軍和抗美援朝等群眾運動的高潮。

開展深入細致的民族調查

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在雲南期間，除了疏通民族關系，宣傳民族政策，建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外，還結合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工作，首次對雲南少數民族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系統了解各民族的分布、民族歷史、民族關系、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經濟文化、地方病、流行病等情況。在訪問中，訪問團接觸了51個稱謂的少數民族，訪問各民族代表6250人，進行了20多個村10余個專題的典型調查，整理了70余份近百萬字的調查材料。這些專題有涉及民族調查的《路南縣圭山區尾則村初步調查報告》《佛海縣調查報告》《蒙自區民族簡況》等，有涉及民族經濟的《普洱區的紫梗樟腦與茶葉的報告》，有涉及民族地區土地改革的《雲南省民族雜居地區租田情況和實行減租反霸的初步研究》等。

調研對了解和掌握雲南民族分布及政治經濟特點，如民族聚居及雜居的復雜情況，各民族發展不平衡及少數民族的願望要求，為中共中央及雲南省委深入了解雲南各民族情況，根據實際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翔實的資料，為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基礎，為加快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后來的民族研究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田野調查資料。

1951年6月，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順利完成了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交予的任務，結束了在雲南的訪問。9日下午，歡送中央訪問團第二分團返京大會在昆明勝利堂隆重召開。雲南各界對訪問團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盛贊訪問團的同志為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不辭辛苦、不怕犧牲的精神，以及宣傳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的業績。6月10日上午10時，昆明市2萬余名各族市民沿五華山下的馬市口、正義路、南屏街、金碧路列隊依依不舍歡送訪問團。《雲南日報》隨后發表社論《歡送中央訪問團》。在論述訪問團工作意義時寫道“其政治影響的廣闊，是難以估量的”。

到邊疆民族地區開展訪問活動，面對面解決民族團結問題，開創了新中國民族工作的先河，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訪問團行程2萬多公裡，深入9個專區42個縣，把黨中央的關懷帶到邊疆，被各族群眾親切地稱為“北京來的親人”，極大地增強了各族人民對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對促進民族團結和邊防穩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深遠影響。通過召開群眾大會、座談會、文藝演出等形式，廣泛宣傳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針對當地缺鹽等困難提供援助，贈送禮品、免費治病救人等，用實際行動消除歷史隔閡，與少數民族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奠定了黨在邊疆的群眾基礎。訪問工作促成了雲南歷史上首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誕生，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施探索了寶貴經驗。通過對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語言、文物等方面的調查，加深了對少數民族的認識，為國家制定民族政策和開展后續的民族識別工作提供了科學依據。在訪問團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凝聚成的“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的紅色基因，至今仍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