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時期黨如何利用報紙廣告開展地下工作

在革命前輩們的回憶錄或者傳記中，經常會看到我黨借助報紙開展地下工作的真實記載。《吳德峰傳》記述了1931年二三月間王首道等人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的過程中，“手拿著報紙用暗語聯絡”的接頭方法。《隱蔽戰線統帥周恩來》也記述了1931年4月陳昌浩等人在漢口碼頭上接頭的往事：“有一個年輕人手裡拿著一張當天的報紙，向我們投射了一個暗號。”報紙不僅可以作為接頭工具，報紙中的廣告在構建隱蔽戰線的工作中也常常可以發揮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通過報紙廣告打入敵人內部

打入敵人內部做偵探和破壞工作，是我們黨開展地下工作的重要思路。要想順利“打進去”，首先必須獲得敵人的信任。如果是身份已經暴露的黨員需要在報紙上刊發“脫黨啟事”，與黨組織公開切割關系﹔而如果是身份沒有暴露的黨員則可以通過其他巧妙周密的方法，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打進去”的任務。

在抗日戰爭時期，很多日本的同志利用特殊身份秘密從事反戰活動，為我方提供各種情報，中西功和西裡龍夫就是他們中間的重要成員。中西功憑借在滿鐵工作的有利條件，曾向延安提供一系列有戰略價值的情報。為了確保情報傳遞的安全，中西功以在報紙上刊登廣告的方式征募中國學友，並與負責情報傳遞工作的倪兆漁以學友的名義建立聯系。后來倪兆漁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央電訊社負責人西裡龍夫的聯系人。為了不引起懷疑，西裡龍夫又在報紙上以刊登廣告的方式招募記者，倪兆漁隨即以記者的身份進入中央電訊社。在中西功和西裡龍夫的運作下，更多的我黨地下工作者進入日本機關開展秘密工作，他們所提供的及時准確的情報，使我黨在抗戰期間避免了很多重大損失。

如果說倪兆漁通過報紙廣告打入敵人內部是主動為之，被周恩來譽為保衛黨中央安全的“龍潭三杰”之一的錢壯飛打入國民黨特務機構，則實屬偶然。1927年冬，錢壯飛根據黨組織的安排，秘密從北京轉移到上海工作。到上海后，維持生計和掩護身份的問題亟待解決。在一次瀏覽報紙上的招聘信息時，錢壯飛注意到一則無線電訓練班的招生廣告。經過黨組織的同意后他便去應試了，並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這個訓練班的負責人徐恩曾與錢壯飛恰巧是浙江湖州同鄉，再加上錢壯飛工作勤勉、才華橫溢，很快就獲得徐恩曾的器重。1929年底，徐恩曾負責國民黨特務機關后，錢壯飛隨之進入敵特機關，擔任機要秘書。

早在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對打入敵人內部建立偵察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作出了指示。通過一則廣告，錢壯飛機緣巧合地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核心，牢牢掌握了一個有利於革命工作的崗位，這既符合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也為日后錢壯飛等同志在危急關頭保衛黨中央的安全埋下伏筆。

刊登報紙廣告應對蓄意造謠

在國民黨針對中共黨組織和共產黨員的破壞活動中，顛倒是非、蓄意造謠是其慣用伎倆。為了達到分化中共的目的，國民黨特務精心策劃了“伍豪事件”，中共方面通過發布傳單、聲明、廣告等方式妥善處理了這一事件。這次事件是國共雙方在隱蔽戰線上利用報紙廣告展開的一場激烈交鋒。

1932年2月，《時報》《新聞報》等報紙相繼刊出了國民黨特務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黨內外很多人都知道“伍豪”就是周恩來。國民黨特務處心積慮編造謠言就是為了制造混亂，誘捕周恩來。如果周恩來不出來澄清，無疑會動搖國統區的革命根基﹔如果周恩來出來澄清，便是自投羅網。

啟事刊登后，上海黨組織很快印發了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傳單。當時在中央蘇區的周恩來得到報告后，隨即在機關刊物《斗爭》第4期上發表了聲明和文章，駁斥國民黨的誹謗污蔑。毛澤東也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簽發了布告，澄清事實。但是黨報黨刊都不能公開發行，其范圍和影響相對有限，難以徹底破除謠言。

時任《申報》負責人的史量才是一位開明進步人士，跟共產黨方面接觸較為密切。經過協商，黨組織以《申報》館廣告處的名義在《申報》上刊登了一則廣告，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辟謠聲明，但因擔保問題未能刊出。不過，對於一般讀者來說，未必能理解其中的深刻含義。經過研究，黨組織決定以周恩來另一常用化名“周少山”再刊發一則啟事。由於此事已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高度關注，思索再三，黨組織聯系到了法籍律師路易斯·巴和，希望他出面幫忙刊發啟事。巴和在法律界頗有影響力，並在租界內享有司法特權，而且按照國際慣例，律師有權不透露當事人的隱私信息。

國民黨特務聞訊后，立即去《申報》館向史量才施壓。但是史量才不畏強權，義正言辭地說：“廣告是營業性質，何況從法律觀點來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應該聲明的。”憑借《申報》的影響力和史量才的社會地位，特務未敢強行阻撓。1932年3月4日，《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正式見報，在未暴露啟事人線索的前提下，對國民黨特務的惡意造謠予以了有力回擊。中共方面一系列果斷機智的反擊措施，不僅讓國民黨的政治陰謀沒能得逞，還將其誣陷栽贓的卑劣行徑暴露無遺。

利用報紙廣告開展思想宣傳

《新華日報》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共在國統區唯一公開合法出版的機關報，它作為國共合作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重要象征，雖然名義上受到合法保護，但是國民黨當局從沒有停止對其進行嚴格封鎖和殘酷迫害。他們採取檢扣刪改文稿，擾亂查封報館，毆打綁架報丁，拘捕恐嚇記者，搗毀印刷部、營業部等種種手段，干擾破壞《新華日報》的正常出版發行。在中共代表團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堅強領導下，報社充分利用公開工作的合法條件，突破重重阻力與國民黨當局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斗爭。這種斗爭不僅體現在新聞採編、社論刊發的不懈努力之中，更蘊藏於諸多廣告的字裡行間。

報社利用廣告審查相對寬鬆的空間，通過刊登聲明、啟事、商業類的廣告，宣傳進步思想，與國民黨當局展開輿論戰。1938年8月13日，《新華日報》刊登“追悼平江遇害烈士啟事”，揭露國民黨二十七集團軍特務連的暴行，激起社會各界的強烈憤慨。在湘桂大敗退時為失散百姓刊登的尋人廣告中，《新華日報》將原稿裡的“湘桂戰事”“桂柳撤退”，一律改為“湘桂敗退”“桂柳敗退”。兩字之差直指國民黨的政治腐敗和軍事弱點，喚醒民眾，增強廣告的社會價值。《新華日報》持續推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的著作及其他進步刊物，用“書是武裝頭腦的工具，打垮希特勒的武器”等廣告詞鼓舞斗志。報社通過廣告策劃這種巧妙的方式與敵周旋，為實現“一文一字，都應該為抗戰努力，都應有益於讀者”的使命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

隨著報紙在大后方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也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戒備和擔憂。他們在控制摧殘《新華日報》的同時，還加強了對讀者的監視和迫害。重慶市警察局秘密調查《新華日報》的訂戶信息，軍統特務以“平素喜閱《新華日報》”作為判定“奸黨”的依據，還有讀者遭到逮捕，《新華日報》的閱讀環境日益險惡。為了保護讀者的安全，從1942年2月1日起，《新華日報》的多數頭版都刊登廣告，使讀者在閱讀正文時，旁人無法看到《新華日報》的報頭。這種特殊的排版方式是中共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政治主張，贏得群眾的認同和支持，與國民黨斗智斗勇的歷史見証。

革命戰爭時期，出於應對環境和掩護身份的需要，黨的地下工作者創造性地將公開工作與隱蔽工作相結合，靈活利用包括報紙廣告在內的一切資源，在對敵斗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