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綦江支部成立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陳列著一張拍攝於1925年的四川省綦江縣東溪鎮牛王廟東溪飢民照片，其真實記錄了當時窮苦百姓飢寒交迫、瀕臨絕境的境遇。這張照片被置於常設展覽《偉大的開端——中國共產黨創建歷史陳列》第一部分，深刻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亟需變革的歷史背景。同時，也見証了中共綦江支部成立前后的那段崢嶸歲月。

　　1926年1月24日成立的中共綦江支部，是重慶地區最早建立的兩個黨組織之一。此后，在上級黨組織領導下，中共綦江地方黨組織帶領川渝黔邊區人民前赴后繼開展革命斗爭，歷經嚴峻考驗，最終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迎來綦江解放。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的背景

　　中共綦江支部的成立並非偶然，而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君看縹緲綦江路，萬馬如龍出貴州。”綦江地處渝黔交通咽喉，自古為川南軍事要地、交通與商貿樞紐。《綦江縣志》記載：“天下無事則已，有事黔蜀必變，黔蜀變則綦江必先被兵。”20世紀初，四川百姓生活困苦，而綦江百姓更是雪上加霜。當時川中軍閥割據，戰亂連年，黔軍數度入川，綦江首當其沖，加之地瘠民貧、匪患叢生，地主豪紳把持民團、勾結兵匪魚肉百姓，在“三座大山”壓迫下，綦江人民深陷“兵如梳，匪如篦，團閥猶如刀刀剃”的苦難境地，改變現實的願望極為強烈。

　　面對這般慘狀，綦江青年知識分子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苦尋治國方略。綦江黨團組織創建人鄒進賢較早接觸惲代英、王右木等進步人士，他們圍繞“探求真理、改造社會”展開交流。1923年5月12日，鄒進賢在日記中寫道，對馬克思主義“應參酌社會現象而討論之，一有結果即努力做去”。他的戰友回憶：“當時我們覺得這個社會太不合理，必須徹底打翻，重新來個（過）。”他們找到的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鄒進賢始終堅守這條道路，直至為革命犧牲。

　　在此過程中，他為中共綦江支部的建立積累了深厚的基礎。一是群眾基礎：光榮的革命傳統與斗爭精神。1911年11月24日，留學日本回國的楊錦雲、楊晴霄領導“同志軍”圍攻縣衙，推翻了清政權在綦江的統治。然而辛亥革命未能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務，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接踵而至，以劉湘、楊森為代表的四川軍閥，混戰近20年，百姓再度深陷苦難。綦江人民在反復的斗爭與苦難中，孕育了深厚的革命基礎與斗爭精神。二是思想基礎：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影響。五四運動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消息傳入重慶后，綦江籍青年知識分子鄒進賢、王奇岳等積極響應，參與愛國活動，逐步接觸並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夏，受新思潮影響的綦江旅外青年學生返鄉，為閉塞的綦江注入生機。同年下半年，孟蓮浦、張敬先等發起成立綦江青年砥礪會，以“團結青年、改造社會”為宗旨，鄒進賢等進步青年率先入會。該會創辦《綦江評論》，傳播新思想、揭露社會黑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惲代英、蕭楚女先后入川開展工作，鄒進賢等青年進一步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找到了改造社會、為人民謀幸福的良方，為黨組織建立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三是組織基礎：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立與發展。隨著革命形勢發展，綦江進步青年在斗爭中得到鍛煉，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不斷深化，共產主義信念逐步樹立。1922年秋，鄒進賢考入成都高等蠶業學校，在惲代英影響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3年6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4年畢業返鄉后，致力於平民教育，傳播革命理想，發展青年入團。1925年1月，社會主義青年團綦江支部成立，團員共9人，同年6月改建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綦江特支。這些團員后來大多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革命骨干，不少人還為共產主義理想英勇犧牲。青年團的建立和發展，為黨組織的建立打下了組織基礎，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備。

　　中共綦江支部正式成立

　　1925年春，鄒進賢在重慶經中共中央特派員蕭楚女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與黨員危直士返回綦江后，積極發展新黨員。1925年3月，鄒進賢出席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后，赴上海向團中央匯報工作，接受了在綦江進一步發展團組織、建立黨組織的任務。返回綦江后，他加緊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黨員骨干，籌備建立黨組織。

　　1926年1月24日晚，鄒進賢在綦江縣古南鎮萬壽亭縣立第一女子小學校主持召開黨員大會，正式成立中共綦江支部，時有黨員9人，鄒進賢任書記，胡堯欽任組織委員，陳翰屏任宣傳委員，直屬中共中央（通過共青團中央）領導。同年2月，中共重慶地執委成立，其改由中共重慶地執委領導。

　　從1926年成立到1949年綦江解放，綦江地方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從一個支部成長為綦南中心縣委，下屬58個支部，涵蓋綦江、南川、津巴邊區的990多名黨員。黨組織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本地革命斗爭蓬勃開展，還為南川、江津、貴州習水等周邊地區培養了干部、發展了黨員，為重慶及西南地區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中共綦江地方組織在踐行初心使命中發展

　　中共綦江地方組織極其重視自身建設。一是重視學習，在學習中傳播革命思想，發展黨員，培養、鍛煉干部。1924年6月，鄒進賢返鄉后任縣立高等小學訓育主任，利用工作之便發展平民教育。進步知識分子以教師身份為掩護，在各校成立學生會，組織讀書會、座談會、時事報告會等活動﹔在團組織領導下成立綦江縣學生聯合會，組織學生秘密學習《中國青年》《向導》等進步書刊，開辦平民學校和夜校。1925年8月，鄒進賢、危直士在太公山玉皇觀開辦建黨積極分子學習班，組織學習《馬列主義淺說》等進步書籍。中共綦江地方黨組織始終堅持學習與實踐相結合，通過持續學習教育，大批青年學生鍛煉成長為革命骨干，群眾覺悟不斷提高。二是重視制度建設，規范黨員管理。秘密組織印制《支部手冊》，明確合格黨員的標准與要求。《手冊》指出，中國革命阻力大、歷程長、斗爭復雜殘酷，黨員需具備更高素質。《手冊》明確黨員義務包括提高覺悟、領會馬列主義、遵守黨紀、參與革命運動、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反映群眾需求、解釋黨的政策等﹔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紀律，如不暴露政治立場、不發生橫向聯系、不打聽無關組織情況等。通過黨支部規范化建設、嚴格黨員教育管理與紀律要求，黨員秘密工作技能提升，使支部成為堅強戰斗堡壘。

　　中共綦江地方組織一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是提升群眾文化水平與思想覺悟。1926年2月，中共綦江支部聯合國民黨（左派）綦江縣黨部，擴大國共合作，宣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推動綦江反帝反封建反軍閥斗爭蓬勃開展。同年上半年，團結進步師生成立綦江婦女聯合會，提出“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等口號，開展反對纏腳、虐待婦女等斗爭，推動婦女運動發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黨組織團結國民黨進步人士，以綦江縣政府名義開辦戰時師資講習會，提升學員政治覺悟與愛國意識，擴大抗日宣傳，為綦江抗日救亡運動培養了骨干力量。二是帶領人民開展革命斗爭，維護群眾利益。（一）阻米出川，爭取生存權。1925年至1926年春夏，綦江遭遇嚴重飢荒，東溪一帶尤為嚴重。當地惡霸、奸商與貴州軍閥勾結，以“辦軍米”為名，將大批糧食運往貴州販賣，導致米價暴漲，飢民餓死無數。黨組織決定以“綦江公民東溪分會”名義開展斗爭，呼吁賑災、限制糧價，張貼布告禁止糧食外運，組織學生揭露黑幕。1926年4月11日，危直士在東溪牛王廟組織500余名群眾開展阻米斗爭，扣留待運大米並分給飢民。黔軍隨后反扑，抓走部分黨員和群眾，並槍殺杜福成等3人，制造了震動全川的“東溪米案”。慘案發生后，中共綦江特支向重慶地執委匯報，在地執委書記楊闇公指示下，發動群眾開展營救與斗爭，最終迫使地主豪紳與軍閥停止販米走私活動，斗爭取得勝利。（二）成立農協會，打擊反動勢力。《綦江縣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反軍閥戰爭告綦江農友》《中國共產黨四川綦江縣執行委員會、共產青年團四川綦江縣執行委員會為四川軍閥戰爭告綦江民眾》“兩個文告”和“七副標語”，真實反映了綦江農民運動的開展情況。文告指出，中國革命已進入土地革命階段，農民需武裝暴動消滅地主階級、打倒軍閥，實現“耕者有其田”。1926年至1927年初，綦江地方黨組織發動農民成立綦江農民協會，設立執行委員會，登記會員達3000余人。1927年1月，永新區團總等反動豪紳私派捐款壓榨農民，從廣州農講所學習歸來的共產黨員明金鼎（明昭）等發動2800余名農民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紳”“反對苛捐雜稅”等口號，迫使反動豪紳收斂惡行。綦江農民運動的開展，也為中央紅軍后來在綦江活動奠定了良好群眾基礎。（三）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在進步人士吳舉宜支持下，黨組織籌辦東溪中學，堅持讀書與抗日救亡相結合，在講授文化知識的同時，組織抗日宣傳，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面目，為革命播下種子。黨組織還發動綦江中學、女校等師生及各階層人士，成立綦江抗敵后援會，通過演講、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救亡話劇等形式廣泛宣傳抗日。1938年冬，綦江群眾為前線募捐寒衣款7000余元，義賣手工藝品籌得4000余元，縫制棉衣連同捐款全部寄往前線，有力支援了抗日戰爭。（四）開展“三反”“三抗”迎接解放。1945年下半年至1949年11月，中共綦江地方組織發動群眾開展反加押、反加租、反退佃和抗丁、抗糧、抗捐的“三反”“三抗”斗爭。黨組織利用控制的部分鄉保政權，採取合法與“非法”、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方式，與地主豪紳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斗爭，成功阻止了隨意加押加租、強制退佃的行為，破壞了國民黨拉丁征糧派捐計劃，減輕了群眾負擔，贏得了廣泛支持。綦江解放前夕，黨員全面搜集國民黨黨、政、軍、警及重要物資等資料，開展統戰與策反工作，掌握敵情動態﹔利用已控制的武裝力量，發動群眾開展護廠護路斗爭，為綦江解放后的順利接管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綦江后續成為重慶重要工業基地奠定了基礎。

　　中共綦江地方組織還嘗試掌握武裝，保護黨組織與群眾利益。綦江黨團組織成立初期便高度重視掌握武裝力量。鄒進賢在日記中寫道：“全縣之大，僅南山坪環山半面與太公山干淨耳，股匪如麻，而且多數青年一批二批的流入於匪，方興未艾。”他與友人、同學頻繁探討掌握和改造民團，以御兵匪、改造社會、造福人民。1923年11月28日，鄒進賢在給陳治鈞等人的信中鼓勵團結革命青年，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鼓吹辦團”。經他向團中央積極爭取，霍步青、霍錕鏞、霍栗如、王良等綦江青年先后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五期。爭取、改造、辦好民團，掌握武裝，是鄒進賢等一批先進青年試圖改造社會所開出的一張藥方。

　　1926年下半年，為配合北伐戰爭，控制地方武裝，中共綦江地方組織遵照重慶地執委指示，開展“倒夏運動”，推翻反動縣團練局局長夏奠言，推舉共產黨員陳治鈞擔任該職。陳治鈞上任后創辦團練干部學校，培訓革命武裝骨干，至1927年初，團練武裝發展到1000余人槍，多數由共產黨控制。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后，四川軍閥劉湘通緝共產黨員並派武裝“剿赤”，中共綦江地方組織利用團練武裝開展反“剿赤”斗爭並取得勝利，保護了黨組織。

　　1929年夏，軍閥郭汝棟駐綦部隊強行拉夫派捐，不到300人的部隊強索2000人的糧餉，且縱容士兵奸淫擄掠，激起民憤。在中共綦江地方組織領導下，1000余人的團練武裝於9月中旬圍攻縣城，與郭軍激戰10余天，終將郭軍趕出綦江，歷時3個多月的斗爭取得重大勝利，維護了群眾利益。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和發展的意義

　　中共綦江支部的建立，是重慶地方黨史和綦江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綦江支部與中共重慶支部共同為黨在四川的統一領導機關——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建立作了重要的干部和組織准備，推動了綦江和周邊黨組織發展。從此，綦江有了共產黨，綦江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地方黨組織快速發展，團結帶領群眾深入開展革命斗爭，為黨培養了大批優秀黨員。

　　中共綦江支部的成立與發展，從局部印証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人民的選擇，也深刻詮釋了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要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接續奮斗。

　　（作者：陳平 張飛，分別系重慶市綦江區檔案館副館長、三級調研員、重慶市中共黨史學會理事、重慶市人文社會科學普及專家，重慶市綦江區檔案館黨史工作科科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