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考績書” 一把量才尺

走進延安革命紀念館，一份泛黃的《邊區干部考績書》在展櫃中靜默陳列。封面邊緣已然卷曲，但內頁“有何特長”“主要工作經歷”等字跡，依然清晰可辨。

這份文件誕生於抗日戰爭時期。在抵抗侵略、內憂外患之際，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窯洞中，潛心研磨干部管理的“刻度”，接連出台多份考核文件。這份“考績書”，正是其中一把具體而微的“標尺”。

細覽幾份文件，其導向之鮮明，令人印象深刻。它把干部忠實黨的綱領政策、干部個人德才資望、群眾意識、工作態度及奉獻精神作為考核標准，頗具先進性。它還採用直觀的“百分制”：“工作”佔50分，聚焦是否深入群眾、能否動員力量、糧食增產幾何、部隊戰斗力提升多少等硬指標﹔“學習”佔25分，旨在破除經驗主義，鞭策干部與時俱進﹔“操行”佔25分，以不濫用職權、不貪污、不腐化等要求，劃出不可逾越的紅線。考核結果與干部晉升密切相關，獎懲措施嚴格規范，“90分以上者為一等，升級”“30分以上者為七等，解職”，還對違紀違法和貪污腐化的干部，給予相應處分。

更見深意的是其背后的制度設計。考核由經上級批准的“考績委員會”集體評議、組織把關，並明文賦予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及建議之權，將衡量干部的標尺，置於群眾和實踐的監督之下反復校准。

可以想象，窯洞燈光下，“考績委員會”的同志們圍坐評議﹔干部接過寫滿評語的“考績書”，神色或振奮或凝重。在烽火連天的歲月裡，就是這樣一套具體、透明、必須執行的標准，在選人用人中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這樣一來，通過嚴格考核選出來的干部，“不是站在老百姓頭上的官僚”，而是作為群眾中間的先進分子。他們“以全部精力努力完成工作”，並“以自己的艱苦精神及模范作風影響推動群眾”。

戰爭年代，幾場惡仗硬仗打下來，誰上誰下戰功為憑。即便如此，全面客觀公正地評價與選拔干部，仍是我黨我軍早期的重要考題。這份“考績書”背后的干部考核評價模式，讓孰優孰劣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為我黨我軍干部考核工作探索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