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世青霉

在很多抗戰題材影視劇裡，盤尼西林是出現最多的藥品名稱。它是當時殺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藥，戰場上名副其實的“救命藥”。不過，一些劇作中從日本鬼子手中奪取大批盤尼西林的情節，其實“穿幫”了。

盤尼西林就是青霉素，直到二戰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產醫用青霉素，日本則是二戰后才開始生產。而正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卻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發出青霉素的國家之一。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來自抗戰期間一雙發了霉的舊皮鞋。

當然，研制出青霉素，距離青霉素的實際醫用還有很長距離。國民政府曾把青霉素的工業化生產寄望於美國的“援助計劃”，終似水中撈月，落得一場空。

直到新中國成立后，1953年，中國第一家生產抗生素藥品的工廠——上海第三制藥廠正式投產。自此，我國實現青霉素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打破了國外壟斷。昔日貴比黃金的青霉素，成為守護億萬中國人的尋常藥。

二戰中的“秘密武器”

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線，加拿大醫生白求恩為一名傷員做手術時，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劃破，傷口感染。沒幾天，白求恩手指上的傷口發炎，繼發敗血症，病情迅速惡化，一個月后不幸逝世，終年49歲。

一道不起眼的劃傷，就讓這位救死扶傷的國際主義戰士英年早逝，實在令人扼腕嘆息。白求恩的戰友、美國醫生馬海德后來感慨：“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點兒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

隻可惜，青霉素在醫學上的應用晚了幾年。

1928年9月，英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剛休完假，回到倫敦的實驗室，無意中看到一個培養細菌的培養皿裡長了一撮“綠毛”。“綠毛”周圍，沒有任何細菌，形成一個無菌環帶。這引起弗萊明的好奇。

弗萊明把“綠毛”分離培養出來。經過實驗，他驚奇地發現，這種“綠毛”分泌的一種物質，能夠殺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種細菌。他把這種神奇的物質命名為盤尼西林（Penicillin），即我們后來熟知的青霉素。它是人類發現的第一種抗生素。

次年，弗萊明把關於青霉素的研究成果寫成論文，發表在《英國實驗病理學》雜志上。如今看來，這篇論文具有裡程碑意義，標志著人類找到了對抗細菌的有效武器，即將結束傳染病及傷口感染無法治療的時代。

然而，這篇論文超越了時代認知，在當時並沒有幾個人關注。再加上，弗萊明的研究不完整。醫學出身的他一直無法培養出能夠穩定產出的菌株，解決不了提純問題，多次受挫后干脆放棄了。

就這樣，青霉素在被發現后，沉寂了整整十年。

直到1939年，牛津大學病理學教授霍華德·弗洛裡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查資料時，在故紙堆裡翻到了弗萊明的論文。青霉素讓他眼前一亮，於是和實驗室的化學家錢恩等組成研究小組，經過實驗，從青霉菌裡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

通過動物和人體臨床試驗，弗洛裡的研究小組証實，青霉素的確是一種高效且無毒的抗菌物質，在臨床上對細菌感染有良好的療效。1941年，研究小組在醫學頂級期刊《柳葉刀》上，詳細介紹了青霉素的提純和臨床試驗結果。

和十年前不同，這一次，醫學界轟動。

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為傷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醫學界迫切需要一種有效的抗菌藥物。青霉素的橫空出世，猶如一匹“黑馬”。如何讓這匹“黑馬”走出實驗室，大批量生產？

弗洛裡拜訪了英國幾家制藥公司，努力讓他們對青霉素產生興趣。可當時英國的化工廠不是被德國炸爛，就是服務於戰爭，無力生產。因此，在英國大批量生產青霉素這條路行不通，只能在國外尋找“金主”。

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下，弗洛裡和錢恩遠渡重洋，來到美國。在朋友的引薦下，弗洛裡與美國軍事部門建立了聯系。美國軍方很快意識到青霉素的價值和在戰爭中的巨大潛力，於是找來輝瑞、默克、施貴寶和禮來等幾大制藥公司，聯合農業部門和幾大實驗室，一起研究青霉素的大批量生產。

制藥公司也看到了青霉素的潛力，但弗洛裡研究小組的制取方法效率太低，落實到生產線，就意味著高昂的生產成本。因此，要大批量生產青霉素，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優化，過程並不順利。

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被拉入二戰，青霉素作為戰略物資，大規模生產被推入快車道。

1942年，美國成立了戰時生產委員會，斥巨資援助制藥公司建青霉素工廠，同時把青霉素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及生產設備，定為最高級別，優先供應。

政府、軍方和企業同時發力，1943年，美國實現了大批量生產青霉素，年產量達到210億單位，開始源源不斷地供應歐洲戰場。1944年，美國青霉素年產量躍至1.66萬億單位。諾曼底登陸時，盟軍所有作戰部隊的急救包裡，都已經配備了青霉素。

作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戰后期的臨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萬士兵的生命，堪稱比槍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甚至扭轉了二戰戰局。

彼時，這種“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國科學家的注意。

一雙發霉的舊皮鞋

1941年秋，弗洛裡和錢恩的論文在《柳葉刀》上刊出幾個月后，中央防疫處技正魏曦就在一次例行的文獻報告會上，向同事們匯報了這篇論文。

中央防疫處處長湯飛凡對論文中提及的青霉素，有極大興趣。他敏銳地意識到，青霉素“對戰爭必有莫大貢獻”。同時，青霉素屬於生物學制品，正是他的專長，因此“深欲一為試探”。

只是，當時的中央防疫處剛剛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說恢復元氣，連醫藥實驗基本的儀器設備都湊不齊。

中央防疫處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防疫機構。20世紀初，東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於1919年，在天壇神樂署設立中央防疫處，負責研發、生產疫苗和血清，統籌全國衛生防疫。它是中國科學防疫的開端。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央防疫處奉命南遷，天壇總處改為“北平制造所”。遷到南京僅一年多，新址還沒有來得及建，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北平、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防疫處又輾轉遷到了長沙、昆明。

湯飛凡是1938年就任的中央防疫處處長，正在中央防疫處輾轉遷徙途中，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間。

湯飛凡是中國最早採用西方醫學教育體系的湘雅醫學院第一批畢業生。畢業后，有同學邀請他一道開業行醫，他卻說：“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此后，他在北京協和醫學院進修了三年細菌學，又到美國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了三年。

從哈佛畢業時，由於湯飛凡成績突出，導師留他在哈佛任教，並開出了優厚的待遇。但他一心回國報效祖國，謝絕了導師的盛情，於1929年回國到中央大學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任教。

1939年，湯飛凡帶領著中央防疫處，輾轉來到昆明。此時的中央防疫處幾乎處於散攤子的狀態：辦公地點借用雲南昆華醫院的一部分房舍，職工隻有20來人，沒有一個高級技術人員﹔從北平運出的設備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時，基本隻剩一台舊鍋爐了。

國民政府隻撥了300元經費重建。一向清高的湯飛凡不得不四處奔走，東借西湊，又從銀行貸款，在滇池畔買了一片荒灘。大家一邊搞建設，一邊千方百計地生產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攤子重新支了起來。

這時候試制青霉素，簡直是天方夜譚。

“那時候很多人都認為，以昆明的條件試制青霉素根本沒有可能。湯飛凡沒有退縮，也沒有理會這些好心的勸告，領導兩位得力干將——朱既明和黃有為干了起來。”時任中央防疫處技佐的劉雋湘在《醫學科學家湯飛凡》一書中這樣回憶。

朱既明畢業於上海醫學院，原本在搬到昆明的母校當助教，被湯飛凡挖了過來﹔黃有為是美國檀香山的華僑，回國支援抗戰，被湯飛凡招到麾下。兩人在湯飛凡的帶領下，開始尋找合適的菌株。

青霉菌是自然界中常見的一種真菌。我們常見的水果腐爛“長綠毛了”，通常就因為青霉菌引起的。但並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產青霉素，隻有諸如點青霉和黃青霉等才能提取出來，要找到它們，無異於大海撈針。

湯飛凡動員全處上下，從舊衣服、舊家具、爛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時間，防疫處出現了“尋霉熱”，許多職工見到什麼長了綠毛就送去分離鑒別，有人還親自動手分離。

分離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

一天，防疫處大掃除，大家把床底下的東西都拿出來晾晒。血清室技佐盧錦漢的一雙舊皮鞋晒在外面，湯飛凡正好路過，看到皮鞋上長了霉，有點像青霉菌，就讓朱既明和黃有為從皮鞋的霉菌中分離，居然分離成功了。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大家苦苦尋找的菌株，就在這“鞋”上。

除了本土菌株，防疫處還設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

1943年，美、英對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鬆。湯飛凡去印度訪問，帶回來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歸國的微生物學家樊慶笙，又從美國帶回3支青霉素菌種和一些相關器械、試劑，並參加了防疫處的青霉素研究。

到1944年，防疫處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經過對比研究，結果，那些洋菌株都敗在從盧錦漢舊皮鞋上分離出來的那個菌株上。自此，舊皮鞋上分離的菌株作為中央防疫處青霉素的生產株。

成功分離菌株隻等於有了種子，離豐收還很遙遠。菌株的生長需要什麼樣的土壤、氣候、肥料？該如何播種、管理、收獲？當時，英美等國對青霉素的研究屬於軍事秘密，高度保密。而弗洛裡等人的論文中，關於提取和純化青霉素的具體步驟又不夠詳細。

一切都得摸石頭過河。

“這個工廠隻有一台鍋爐”

1943年，世界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受英國派遣，來華考察中國科學家的科研情況。他用了幾年時間，遍訪中國抗戰大后方的各類學術機構。

到昆明中央防疫處考察時，李約瑟驚奇地發現，這裡有一個小型的青霉素實驗車間。車間的簡陋和科研團隊的“創造發明”，讓他印象深刻。后來他在權威科學雜志《自然》上寫了一篇特寫：

湯博士的工廠保持了高水平，雖然沒有自來水，他的馬廄和動物房都非常清潔……這個工廠隻有一台鍋爐，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畢都要修理，幸而沒有發生意外。就靠它，解決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餾水供應等。一套重新利用廢瓊脂的設備代表了這個工廠的傳統。它是一隻破木船，放在湖裡用來透析……沒有商品蛋白胨供應，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從自己養的豬裡取……

李約瑟的描述，是當時中央防疫處的生動寫照，但他隻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舊又漏的鍋爐，“幸而沒有發生意外”並非靠幸運，而是全處上下都對這台鍋爐擔心，保持著警惕。

一天夜裡，湯飛凡從夢中驚醒，聽到尖銳的嗞嗞聲，馬上意識到是鍋爐。他穿著睡衣來不及找鞋，來不及去開幾道房門，光著腳就從臥室的窗戶跳了出去。他跑到鍋爐房，發現鍋爐已快燒干。他趕快撤掉爐膛裡的火，用水澆滅余燼，鍋爐才沒有爆炸。

除了這台舊鍋爐，中央防疫處的實驗室裡，試制青霉素的一切設備，用湯飛凡的話說，“百無一有”。

一開始，朱既明和黃有為用培育其他菌苗的辦法試驗，結果青霉卻根本不吃這一套。反復試驗摸索，發現青霉看似普通，室內室外到處發霉，實際上非常“嬌氣”，要伺候它不容易——

第一，適合它生長的溫度為24攝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須專門為它建一個恆溫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夠的氧氣，只能生長在液體的表面，所以隻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來培育﹔第三，它對營養有特殊要求，僅用一般的培養基還不夠，必須給它加營養。

這三關，對歐美發達國家的實驗室來說，根本不是問題。但對戰火中的中國、對中央防疫處而言，要設備沒設備，要試劑沒試劑，其難度可想而知。

青霉素在液體中很不穩定，容易揮發，必須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時又不耐熱，不能用烘烤的辦法干燥。國外的實驗室用凍干機，防疫處沒有。黃有為就自己畫圖，動手設計了一台低溫干燥機，委托昆湖電廠機械廠制造出來，這才解決了青霉素成品干燥問題。

黃有為一邊搞科研，一邊活躍在施工現場，每天穿著一套藍色工作服，弄得滿身油污。為了安裝、調試低溫干燥機，他不分晝夜地忙在機房，幾天都不離開實驗室，吃飯都由妻子送來。

中央防疫處試制青霉素期間，人在美國的童村也幫了大忙。

童村畢業於燕京大學醫學預科，1934年獲協和醫學院醫學博士，1940年被選送去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公共衛生學博士。讀博期間，美國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產，童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研究，並發了幾篇論文。

在美國時，童村通過各種途徑獲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國農業部北部地區研究室，並到施貴寶、默克、禮來等幾家相關制藥公司參觀訪問。1946年回國時，他還帶了幾株青霉素菌株。

湯飛凡與童村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從中獲得美國青霉素工業化生產不少技術信息。湯飛凡在《吾國自制青霉素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提到：“彼時，童村大夫在美國專事青霉素之研究，恆常互相通信，獲益之處，亦復不少。”

歷時3年，1944年9月，中央防疫處終於試制成功了中國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當時一共生產了五瓶，每瓶5000單位，分別送到重慶、英國牛津和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進行檢驗，均獲好評。由此，中國成為世界上領先制造出青霉素的第七個國家。

湯飛凡的科研團隊，士氣大振。隨后，第二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惠滇醫院和昆華醫院開展臨床試驗，效果十分驚人——青霉素對葡萄球菌、鏈球菌感染，大葉性肺炎、淋病、梅毒、回歸熱等，可以說藥到病除，而且沒有明顯副作用。

盡管當時研制的青霉素純度不高，但在戰火硝煙中取得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遺憾的是，產量太少。當地一些有錢人，提出用一根金條買一盒青霉素，湯飛凡不賣，而是以每支一元的極低價格，供應給抗日前線急需的傷病員。

窯洞裡的“土法上馬”

其實，抗日戰爭期間，研制青霉素治療戰傷的不隻有中央防疫處。在陝北延安的窯洞裡，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洋大夫”。

這位“洋大夫”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的一個猶太家庭。17歲時，他秘密加入奧地利共產黨，因從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爭而被納粹追殺。1938年年底，他告別親人，逃到中國上海。

上海是當時世界上接受猶太人僅有的幾個地方之一。理查德·施泰因在上海落腳后，在虹口一家傳染病醫院一邊行醫，一邊打聽投奔八路軍的途徑。幾經周折，通過一位中共地下聯絡員的幫助，他輾轉來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在根據地，理查德·施泰因見到了聶榮臻。為歡迎他的遠道而來，聶榮臻特意騰出時間請他吃飯。席間，聶榮臻根據他名字的德文發音，給他取了一個中文名——傅萊，並解釋說：“你從法西斯鐵蹄下的祖國來到中國參加我們八路軍，獲得了自由，叫這個名字很好。”

理查德·施泰因非常喜歡“傅萊”這個名字，終其一生都在使用。

1942年，傅萊被任命為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委員，經常隨軍到分區和戰斗部隊檢查衛生工作，足跡遍布戰地醫院、手術站和衛生隊。他親眼看到戰場上惡劣的衛生條件，由於缺乏有效的抗菌藥物，大批傷病員終日掙扎在死亡線上。

一次，傅萊聽說，醫治戰傷和多種傳染性疾病的特效藥青霉素，已經在英國用於臨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於盟軍各地戰場。而這種特效藥在中國，尤其是解放區一劑難求。傅萊暗下決心，要把青霉素研發出來。

1944年，傅萊從晉察冀被調到延安中國醫科大學開展教學和醫療工作。他利用自己晉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國援華委員會提出申請，請求美國有關部門援助，獲取青霉素菌種和相關資料。

美國援華委員會，是抗日戰爭時期，由美國民間支持中國的團體與在華美籍人士聯合發起的募捐組織，旨在為中國抗戰提供醫藥、難民救濟等援助。傅萊申請援助后，沒過多久，一批物資就運到了陝甘寧邊區。

其中，有一個蒸汽消毒鍋，6支青霉素菌種，一些乳糖、玉米澱粉和碳酸鈣等，另外還有一些關於青霉素的資料。這些設備和資料，成了傅萊研究青霉素的“啟動資金”，但都沒有涉及具體的生產工藝。

1945年初，傅萊帶領兩位助手在延安城東柳樹店中國醫科大學內，建了一個生化研究室，開始研制青霉素。說是研究室，不過是比昆明中央防疫處還簡陋的小作坊。延安到處都是山溝溝，在那個年代連鐵釘和縫衣針都不能生產，更不要說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萊和助手土法上馬，自制各種替代品。

最難的一關在控溫上。培養青霉素菌株，溫度需要在24攝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窯洞裡的室內溫度在5攝氏度左右，取暖設施隻有火爐或炭盆，但明火會改變室內濕度，不適宜細菌培養。

傅萊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窯洞的地下，挖了一個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變成一個大“火炕”。如果室內溫度過高，就開一會兒門調節溫度，把整個窯洞變成一個培養菌株的巨大恆溫箱。

傅萊每天在實驗室工作超過10個小時。沒有功能齊全的不鏽鋼發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沒有攪拌器和搖床，用人工抱著發酵瓶振搖﹔沒有空氣壓縮機，就用打氣筒人工打氣……

就這樣，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失敗，1945年5月，傅萊和兩位助手終於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戰場上緊俏的救命藥，竟然在各種設備、物資都匱乏的邊區試制成功，極大地振奮了民心。毛澤東和朱德給予傅萊特別嘉獎。

受戰時條件限制，傅萊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沒辦法提純，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萊經常制取一批，就親自送到解放區醫院，用到傷員身上。

一天夜裡，傅萊乘開往西線的軍用列車，把剛剛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二分院。張業勝當時是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二分院院長，他記得，傅萊指著一盒玻璃瓶說：“這是我們新制出的青霉素，應當馬上使用，不能久存，希望你們把效果直接告訴我。”

恰好，醫院有一個股骨上段骨折牽引固定治療失敗、已經化膿感染的患者。醫生給患者做了截肢手術，然后敷上傅萊研制的青霉素混懸液紗布。第二天，患者體溫下降，精神變好。連續用了幾天藥，患者活了下來。

傅萊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處的境遇相似，產量很少，但大大降低了前線戰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戰士的生命。

流產的“援助計劃”

抗日戰爭勝利后，聚集在昆明、重慶等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開始紛紛回遷內地。

湯飛凡興沖沖地帶著人馬，回到中央防疫處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夠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實驗儀器和設備，迅速恢復科研、擴大生產。誰料，天壇原址已是一片狼藉，滿目瘡痍。

北平淪陷后，侵華日軍（甲）第1855部隊佔領了中央防疫處舊址。這支部隊表面上做野戰供水和傳染病預防工作，實際則生產霍亂菌、鼠疫跳蚤等各種細菌戰武器。華北大地數以萬計的戰俘和平民，被這裡生產的細菌武器殘害致死。日本戰敗后，1855部隊為銷毀其細菌戰罪行，把所有儀器設備全部破壞，甚至連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

又得從頭再來，國民政府又不給經費。

在美國救濟善后總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處在天壇原址上建起一棟兩層實驗室和一座青霉素生產車間。車間的核心設備，是從美國醫藥援華會募捐來的﹔從發酵到提煉到冷凍干燥，一條龍配套。這是我國第一條青霉素生產線，規模相當於一個示范廠或中試車間，比起昆明時候的小作坊，真是一步登天了。

湯飛凡野心很大，對內對外都不叫青霉素車間，而稱之為“抗生素室”，計劃日后開發更多品種抗生素。這個抗生素室，后來為中國抗生素事業打下了基礎，成為抗生素人才的搖籃。中國醫學科學院抗生素研究所就發祥於此。

車間有了，設備有了，湯飛凡開始招兵買馬，從衛生實驗院調來化學家馬譽澂，后來又聘到從美國學抗生素回來的童村，並招來幾名化學系的畢業生，組建起一支實力不錯的隊伍，准備大干一場。

還沒有正式開干，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毀了《雙十協定》，發動了全面內戰。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主體的官僚資本壟斷了全國經濟命脈，造成經濟危機。加之兩年來不斷的天災，弄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

防疫處員工的薪水本來就微薄，而物價不斷暴漲，上午能買一雙鞋的錢，到了下午連一雙襪子也買不到了。政府拖欠經費，甚至發工資要付高利向銀行貸款。防疫處抗戰勝利遷回北平，反而比抗戰期間在昆明更困難了。

湯飛凡看到這種情況，決心加緊恢復和發展生產，不然人心渙散，經濟困難也無法解決。當務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純度，擴大供應，讓更多人用上這種特效藥。但從實驗室到生產線，對工業基礎雄厚的美國來說都不簡單，更別說工業基礎落后的中國了。

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產依靠微生物發酵，美國用的是澱粉工業的副產品——玉米漿，是很尋常的東西。當時中國輕工業不發達，偏偏沒有澱粉工業。純粹依賴進口或者自行生產玉米漿，都不符合實際情況，惟一的辦法就是找替代品。

童村與同事們經過反復研究、試驗，找到了玉米漿的替代品——棉籽餅粉，解決了發酵原料不足的問題。到1948年，防疫處研制出每支20萬單位的結晶青霉素，與同時期美國生產的青霉素品質相當。不過，產量有限，月產2000余瓶，只能滿足華北一部分醫院的需要。

為擴大生產，湯飛凡向國民政府申請經費，結果被潑了一盆冷水。

在電影《陳毅市長》裡，有這樣一個橋段：制藥專家齊仰之曾找宋子文當面談興辦中國醫藥工業之事，宋子文竟然說，“外國進口的盤尼西林用都用不完，中國何必要自己生產？”

這個情節在中國青霉素乃至醫藥產業的發展史上被反復提及。宋子文說沒說過這樣的話，沒有史料佐証。但與之相對應的事實是，國民政府沒有真正支持中央防疫處，發展壯大中國自己的醫藥產業，而是寄望於美國的“援助”。

1948年初，國民政府試圖與美國機構“合作”，在工業基礎較好的上海建一座更大規模的青霉素制藥廠。童村作為項目籌備處負責人之一被調到上海，籌建制藥廠。

據童村回憶，當時既缺經費，又缺工作條件。籌備處共有8名技術人員，擠到一間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裡進行實驗。這間小屋子就是后來國營上海第一制藥廠的一間廁所，研究條件十分惡劣。

籌建過程也充滿曲折。

1948年，美國機構派了一位技術顧問到上海考察。這位技術顧問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電供應，最后列了一個“援助計劃”，明確表示：美方在整個建廠過程中有全部決策權，中方要為美方的技術人員提供足夠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員“不因輕微的違法行為而被逮捕”等。

可見，美國人所謂的“援助”，不是無償的，背后都是生意。種種刁難，最后一拍兩散。

童村不得不中斷了研究，失望至極。他事后撰文怨道：“國民黨極力壓制和排斥本國的科學技術人員，拖延建廠事宜，任憑一些機器設備遭受風雨侵蝕……與此同時，反動派卻以重酬從美國聘請來一個名叫李斯的工程師，企圖在上海開辦美國的抗生素分廠。但實際上是紙上談兵，什麼工廠也沒有搞起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湯飛凡和中央防疫處絕大多數科學家，面對去留抉擇，都選擇了留下。而在上海的童村，也有了新的期盼。

“西方約翰牛，豈能困住東方龍？”

電影《陳毅市長》中還有這樣一幕：新中國成立之初，國營上海第一百貨商店，一位婦女匆匆忙忙跑到藥品櫃台前，焦急地問：“盤尼西林有沒有？”

“國產的沒有，你去對面的西藥行問一問。”售貨員無奈地回答。

“去過了。老板說有進口藥，可一上午就漲了三次價，實在買不起呀！我孩子得了肺炎，求求你們，救救我的孩子！”婦女近乎絕望地懇求著……

這一幕，恰巧被路過的陳毅市長看到。事后，深受觸動的陳毅，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冬夜，敲開了制藥專家齊仰之家的大門，請其出山，共同參與籌建新中國第一家青霉素工廠。

電影中“化學家齊仰之”的原型，其實就是童村。

新中國成立前，中央防疫處是唯一能生產青霉素的，但產量少，市面上沒有，只能在黑市上買進口的。當時的青霉素，甚至與黃金一樣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貨。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封鎖和禁運，青霉素更是用金條都買不到。

為解決百姓用藥難問題，扭轉青霉素必須依賴進口的被動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長陳毅親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籌建中國第一家國有制藥企業——青霉素實驗所，即上海第三制藥廠前身。

陳毅從緊張的財政中撥款3萬元作為經費，並派軍代表史毓民，邀請童村和一批海外留學歸來的化學家、微生物學家，建成青霉素實驗所籌備處。童村被任命為所長，主持青霉素工業化生產研究。

應紀才是1952年入職青霉素實驗所的。據他描述，當年進出青霉素實驗所，必須從現在的華山路穿過一條小馬路，到達實驗所籌備處后，才能進入試生產車間。為確保安全，嚴防敵特破壞，車間內外都有解放軍戰士列崗守護。

車間坐落在馬迪汽車修理廠破舊的廠房裡，面積隻有兩千多平方米，條件簡陋。主要設備是四隻1500加侖（6噸）的發酵罐，由於高度太高，舊廠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三尺才放下。

按說，中央防疫處在昆明時已經制出5000單位、1.0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級迭代制出20萬單位、2.0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離工業化生產不遠，其實千回百轉、困難重重，實非外人可以想象。

中央防疫處生產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熱，需冷藏保存。早期產量少，成品一下線就被用於臨床，所以不存在久放問題。但要實現工業化生產，必須先制成結晶，才能做成適用於臨床的針劑。

原料一直緊缺。除了玉米漿，青霉素另一種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實驗所派人去內蒙古買，量少，供應不上，只能找替代品。當時國際上都沒有找到替代乳糖的辦法。青霉素室主任張為申經過一年多潛心研究、反復試驗，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貴的乳糖。

青霉素的發酵設備結構復雜，發酵過程中極易染上雜菌。盡管實驗所的技術人員和生產操作人員，每天都把各個角落都打掃得干干淨淨，馬賽克地面甚至白得發亮。但稍有一個環節不注意，就會被雜菌污染，導致1500加侖的發酵液全部倒掉。

“童村和我們沒日沒夜地守在發酵罐旁排查問題，不到50歲的人，頭發已經花白了。”中國制藥專家蔡聿彪作為親歷者，深知背后的壓力：“全國那麼多重病號殷切盼望著，在困難情況下，國家對青霉素項目要什麼給什麼，而我們眼看著一罐罐的試驗失敗，幾萬元錢的原料、幾十萬元的成本付諸東流，大家和童廠長一樣，心裡急呀！”

功夫不負有心人。1953年5月1日，上海青霉素實驗所終於實現了工業規模的青霉素生產，結束了我國長期依賴進口的歷史。自此，我國抗生素生產走上了工業化道路。

多年后，原上海第三制藥廠黨委副書記嚴京遂對這一天仍記憶猶新，“成功以后，《解放日報》發表了頭條消息：《西方約翰牛，豈能困住東方龍？》消息出來以后，真振奮人心啊。在我們整個國家的醫藥史上是個創舉。”

同年，上海青霉素實驗所改名為上海第三制藥廠。此后，上海第三制藥廠幾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支抗生素投產，並先后為全國培訓了5000多名專業技術人員，成為“中國抗生素的搖籃”。

從貴比黃金到“白菜價”

1953年，上海第三制藥廠正式投產，當年生產的青霉素總產量不到600公斤，依然不能滿足人民醫療和抗美援朝的需要。

為此，國家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明確提出輕工業優先發展制藥工業，重點發展抗生素、磺胺等藥物。由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中，與醫藥相關的有三個項目，其中兩項都事關建設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產廠。

中央從全國各地抽調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藥廠學習。之后，8人又前往全國各地進行選址與建廠籌備。據當時參與籌備建廠的劉太元回憶：“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資料，跑軍委氣象局抄歷史氣象數據，跑糧食部調查玉米大豆產地情況，跑交通部、鐵道部搜集鐵路、公路運輸條件……”各部委都為建廠提供了支持。

最終，在佳木斯、哈爾濱、齊齊哈爾、太原、石家庄、邯鄲、西安、成都等廠址中，石家庄脫穎而出。這座備受矚目的藥廠，也就是有著“共和國醫藥長子”之稱、亞洲最大的抗生素廠——華北制藥廠。

與選址同步，國家在全國范圍內從整個輕工系統及各地醫院選調管理干部、工程技術人員及班組長以上骨干429人，制藥、澱粉和玻璃行業技術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關專業的大中專優秀畢業生，一起支援華北制藥廠。

在廠區建設中，相當於現在的20多層樓高的澱粉塔，以當時的技術無法施工，國家又組織人才開展研究，結合蘇聯經驗首創名為“升模法”的建筑工藝，突破了廠區施工難題。

1958年6月3日，華北制藥廠抗生素廠的首批青霉素在萬眾期盼中走下生產線，當年產量即達到91噸。

原國家醫藥管理局局長齊謀甲，當時在華北制藥廠擔任青霉素車間主任，親身見証了這一過程。“華藥青霉素的下線，迅速帶動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價。沒多久，曾售價數倍於黃金的青霉素，就降為幾毛錢一支。蘇聯專家對我們的發酵單位之高感到驚訝，‘老師’轉過頭來認真地抄我們的生產批報了。”

從貴比黃金到“白菜價”，從依賴進口到自主生產，中國青霉素的歷史，是一場跨越八十多年的接力跑。幾代科學家堅持不懈、薪火相傳，曾讓抗戰前線的傷兵重返家園，也讓無數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機。

參考資料：劉雋湘著《醫學科學家湯飛凡》﹔江永紅著《中國疫苗百年紀實》﹔蔡年生編著《中國抗生素發展紀事：60年的實踐與見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