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戰而不屈”的文化戰士

鄒韜奮是我國現代史上卓越的文化戰士、偉大的愛國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聞記者，既是“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同時也是首批國家公祭日公祭烈士名錄中唯一的新聞出版界人士。鄒韜奮愛祖國、敢斗爭，在魯迅先生葬禮上，他振臂高呼：“許多人是不戰而屈，魯迅先生是戰而不屈。”“戰而不屈”這四個字，正是他一生最生動的寫照。

為民立言：以筆為劍守護正義之光。“言論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新聞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這是鄒韜奮創辦刊物時定下的初心。他一生共創辦並直接主持過《生活》周刊、《大眾生活》等五刊一報一書店，他以這些平台為陣地，推動民眾思想覺醒。1930年2月22日，上海大光明影院上映的美國電影《不怕死》充斥丑化中國人的鏡頭，復旦大學教授洪深當場抗議卻遭毆打關押。鄒韜奮聞訊后，第一時間致電捕房嚴正抗議。在他的呼吁與上海各界聲援下，老閘捕房3小時后便釋放洪深。次日清晨，鄒韜奮帶領同事登門慰問這位素不相識的勇者，並在3月9日出版的《生活》周刊刊發《大光明中不大光明》一文，以犀利筆觸痛斥相關方面“簡直是十全奴性的十足表現，卑鄙齷齪寡廉鮮恥到了極點”，用文字捍衛民族尊嚴與民眾情感。

1931年，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群耗費巨資建豪宅、迎娶女學生的行徑被讀者舉報至《生活》周刊。鄒韜奮見信后當即刊發讀者來信。面對王伯群的狡辯，他一面公開讀者來信以正視聽，一面派記者深入調查，最終查實王伯群利用職務之便的貪污真相。王伯群隨即派說客攜帶十萬元對鄒韜奮進行賄賂，被鄒嚴詞拒絕﹔面對匿名“警告”，他依舊無所畏懼，堅持刊登調查結果，並直言“苟有虧心之事，必有拆穿之日，終必為社會所唾棄”。這份不為名利、不懼強權的堅守，正是他為人民利益而斗爭的鮮明寫照，也讓《生活》周刊成為民眾信賴的正義陣地。

扎根群眾：聚民之力筑牢斗爭根基。鄒韜奮始終堅信，人民群眾是斗爭的主力軍，他的一生始終踐行“貼近大眾、依靠大眾”的理念，從群眾中汲取力量，並將民眾力量凝聚成抗日救亡的磅礡洪流。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主義”，而馬佔山率領東北邊防軍誓死抵抗，他在通電中指出：“大難當前國將不國，惟有淬礪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犧牲，在所不惜。”鄒韜奮深受感召，在《生活》周刊上發起全國性捐款支援活動，社會各界紛紛響應。短短一個月內，《生活》周刊便收到捐款十二萬零二十元。捐款者絡繹不絕，就連孩童也擠在人群中慷慨解囊，一位“粵東女子”更是將二萬五千元遺產委托鄒韜奮轉贈抗敵部隊，賣菜小販、挑擔村夫也主動遞上辛苦掙來的角子和大洋，群眾的赤誠之心，成為抗敵斗爭最堅實的后盾。

1932年淞滬抗戰期間，《生活》周刊日夜趕制增刊，全力喚起民眾共赴國難。眼見十九路軍傷兵從前線大批撤退，醫院嚴重不足，鄒韜奮當即決定開辦“生活傷兵醫院”救護英勇將士。招聘啟事一經刊登，有志青年踴躍報考。3月4日，“生活傷兵醫院”正式開院，這一善舉得到了讀者們的熱情支持，更讓前線浴血奮戰的十九路軍將士深受鼓舞、倍感溫暖。從發起捐款到創辦傷兵醫院，鄒韜奮始終扎根群眾、依靠群眾，既凝聚了斗爭力量，更彰顯了群眾中蘊藏的無窮智慧與愛國熱忱。

智斗明辨：以策為刃提升斗爭效能。在長期的斗爭中，鄒韜奮注重策略方法，靈活應對，以取得最大的斗爭效果。在輿論宣傳斗爭中，鄒韜奮採取“以大眾喜聞樂見為抓手、以抗日救國為主線”的策略，讓進步思想廣泛傳播。《生活》周刊在1931年發行量達到15.5萬份，在宣傳反蔣抗日中起著特殊的作用。毛澤東高度評價鄒韜奮：“我們干革命有兩支隊伍，武的是八路軍，文的是鄒韜奮在上海辦刊物、開書店。”

由於刊物的影響力持續攀升，反動勢力不斷地對鄒韜奮威逼利誘，他則採取立場堅定不妥協、應對靈活有章法的斗爭策略，一次次化解危機。1932年1月，胡宗南奉蔣介石之命召見鄒韜奮，要求《生活》周刊改變立場擁護國民黨政府。面對威逼，鄒韜奮沒有硬頂硬抗，而是以“聚焦抗日核心”為突破點，堅定表明立場：“只要政府公開抗日，我們便一定擁護，在政府沒有公開抗日之前，我們便沒有辦法擁護。”他與胡宗南激烈辯論4小時，始終緊扣“抗日”這一全民共識的核心，讓對方無懈可擊，最終胡宗南無可奈何，只能僵硬握別並告誡“請先生好自為之”。

由於《大眾生活》積極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揭露國民黨當局分裂倒退行徑，引發國民黨忌憚。特務頭目劉健群、張道藩借詩人邵洵美之邀與鄒韜奮深夜會面，張道藩空談3小時企圖拉攏，劉健群則拋出法西斯謬論並赤裸裸威脅：殺一個鄒韜奮，絕無問題。面對軟硬兼施，“生死早置度外”的鄒韜奮堅決回絕，直至次日凌晨仍讓對方無計可施。不久，青幫頭子杜月笙提出奉命“陪送”他赴南京見蔣介石，承諾保障安全，鄒韜奮深知其中有詐，沒有貿然拒絕，而是先與救國會同仁商議，再果斷回絕，既避免了單獨應對的風險，又堅守了立場，讓杜月笙無奈而歸，也讓赴南京接站的戴笠空等一場。

初心如炬：鞠躬盡瘁死而后已。1944年6月，鄒韜奮因罹患癌症時常陷入昏迷，偶有一天神志清醒，他對夫人沈粹縝如是說：“過去在重慶，我已不止一次地告訴過你，隻有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人民的救星，我雖然不會使用槍炮作武器，但是我能用鋒利的筆尖，挑開國民黨無恥陰謀的黑幕，號召民族團結起來，反對敵人，那時我還能起著中國共產黨政治上助手的作用。我要在敵人的地區內堅持斗爭，不願就此離開。”這份對黨的赤誠與對斗爭的執著，貫穿他生命的最后時光。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與世長辭，他在遺囑中寫下遺願：“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致鄒韜奮家屬的唁電中明確答復：“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並引此為吾黨的光榮。”毛澤東為他題寫挽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從為民立言的正義守護者，到扎根群眾的力量凝聚者，再到智斗強權的不屈斗士，鄒韜奮用一生的奮斗真正踐行了“鞠躬盡瘁”、做到了“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