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新進展

　　進入新時代以來，抗戰史研究吸引了大批中青年學者的關注和參與，抗戰史研究隊伍不斷壯大，抗戰史資料與研究成果成規模產出，圍繞戰時軍事、政治、外交、社會等關鍵議題，研究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抗戰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呈現出新的面貌。

　　第一，通史著作與專題研究叢書集中出版，為抗戰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打下了良好基礎。張憲文、陳謙平等著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共四卷），以時間為序，以重大戰役和事件為線索，呈現了“九一八”事變爆發直至抗戰勝利的歷史進程。步平、王建朗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共八卷），不同於以時間為序、以政治事件和歷次會戰為中心的通史式著作，而是分局部抗戰、戰時軍事、戰時政治、戰時軍隊、戰時外交、戰時經濟與社會、偽政權與淪陷區、戰后處置與戰爭遺留問題共八個專題，在世界環境與戰后長時段中展現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不同側面。王繼平著的《中國共產黨文化抗戰史(1931—1945)》聚焦文化戰線，展示了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抗戰的歷史及其特點、貢獻。202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該書以弘揚正確二戰史觀為目標，專設“‘九一八’事變揭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章節，糾正了西方傳統二戰敘事中的“1939年起點論”，將中國和東亞置於中心而非邊緣位置，以跨戰區視角揭示了中國戰場如何牽制日本兵力從而支援太平洋戰場，凸顯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國參與戰后世界和平與安全秩序建設的過程。該書同時推出了英文版，讓中國學界關於二戰史的觀點進入全球視野，為讀者展現了一幅不同於西方主流敘事的歷史圖景。

　　由國家資助，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牽頭，有計劃、成規模地出版專題研究著作，是近年來抗戰史學科發展的一個新特點。“抗日戰爭專題研究”叢書被列為“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專項規劃。目前已累計出版數十冊，所涉議題包括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重大慘案、中國人口損失、中日外交戰略博弈、日本對汪偽政權的扶植、日本對華貨幣戰、日本對東北的殖民統治、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國民政府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因應、美洲華僑與抗日戰爭等。這些研究推動抗戰史研究學術體系構建走向精細化。

　　第二，在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抗戰方面，學界相關研究逐步走向細致、全面。“九一八”事變后，交涉成為國民政府應對日本侵略的重要方式。中國學界利用李頓調查團、顧維鈞檔案、英美外交文件等資料，深入探討了國民政府以國聯為中心的外交活動及其在中日關系中扮演的角色。其中，侯中軍研究發現，“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寄望於國聯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但是國聯陸續出台三次決議的背后存在多方博弈，本質上是為維護國聯聲譽提出的“折中”辦法，是英、法、美等國綏靖外交的結果，未能阻止日軍的侵略，這促使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向“一邊抵抗，一邊交涉”轉變。“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援引《國聯盟約》第15條，實施“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事變合並解決方針，但寄希望於國聯遏制日本侵略的目標最終落空，反映出其外交工作的固有缺陷。長城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由爭取各國出面調停，到嘗試放棄對國聯解決中日問題的冀望，自“九一八”事變后第一次在無第三方介入下與日方直接交涉，交涉結果便是《塘沽停戰協定》的簽署。

　　緣於制衡的考慮，國民政府的對日方針也離不開蘇聯因素。1936年3月12日蘇聯擅自與外蒙當局簽訂《蘇蒙互助議定書》后，國民政府對蘇的外交方針曾面臨兩難處境，日德簽訂“防共協定”后，中、蘇、日三國展開外交博弈，蔣介石在對日對蘇方針上猶豫不決，最終在確信沒有蘇聯的支持就無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國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過中蘇之間的“絕對密件”而使“共同防共”問題在條約層面得到決定性的解決。若將中日雙邊關系置於中、日、美、蘇、德等多邊關系中觀察，可以發現，“九一八”事變后，中日兩國圍繞引入第三方因素解決矛盾還是單獨解決矛盾進行了較量，最終在外交博弈和沖突不斷升級中走向了全面戰爭。

　　新時代中國學界廣泛利用中外檔案互証，揭示了世界變局下中國對日交涉、妥協、抵抗等的多重面相和復雜演進。

　　至於國民黨正面戰場情況，學者將眼光聚焦於戰爭相關的士兵、軍隊、武器裝備、軍工生產、政工制度，但對戰事、戰術本身的探討仍較為缺乏。姜濤揭示了南京國民政府確立征兵制的淵源、征兵制與國民政府國防體制的關系。兵工生產和武器裝備是近年來抗戰軍事史研究的一個重點。1928年—1935年國民黨軍對陸軍制式武器的選定嘗試及結果，全面抗戰時期國民黨的火炮生產和以軍用鋼材和火藥為中心的兵工原料生產，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國民黨的對日作戰。回到歷史現場，循著歷史發展的本來順序來審視歷史進程，是抗戰史學術體系中研究方法創新的一個重要體現。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學界從戰略、戰術，武裝、彈藥、地形、氣候等多個角度切入，推進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表現和貢獻的認識。學界集中探討了“持久戰”的思想淵源及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版本、言說對象、傳播與影響問題。“持久戰”雖很快在中共領導層形成共識，但對於特定戰事中作戰原則而言，意見的統一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如太原會戰期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人和以朱德為代表的前線將領起初是存在分歧的，經過反復溝通和戰場實踐，最后一致決定執行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作戰原則。1940年春皖東摩擦前，中共中央與項英等在不同時段針對各種戰略性議題進行的溝通與討論，對新四軍的發展和抗戰戰略也有很大影響，只是后來新四軍對形勢的判斷出現了失誤。這說明戰爭環境下，在中國共產黨上下聯動的決策機制運行過程中，各方對形勢的研判起著重要的作用。

　　選擇合適的戰術也是至關重要的。在華北抗日根據地，面對日軍的武器優勢，根據地軍民充分運用麻雀戰這一游擊戰術，通過分散武裝不斷消耗日軍，以多點出擊的方式遲滯日軍，以軍民聯合作戰的方式恐嚇日軍。除了戰略、戰術，武裝、技術、彈藥也都是對日作戰的關鍵要素。王龍飛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太行山區大力發展民兵力量，最終形成兵民協作、“全民皆兵”的武裝體系，從而為渡過抗戰難關、從局部建政走向全國執政奠定基礎。齊小林考察了八路軍彈藥的不同來源——戰斗繳獲、軍工生產、民間收集購買、向國民政府請領，認為不同階段的幾種途徑對八路軍彈藥供給的貢獻度不同，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超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和靈活多變的策略。

　　除此之外，學者引入環境史的視角，關注中國共產黨對於地形的認知與改造，以及對氣候條件的利用。有學者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如何在抗日根據地，通過動員群眾挖道溝，為抗戰創造有利條件。夏末秋初青紗帳起來之機，高粱、玉米等高稈作物形成的隱蔽環境為開展游擊戰帶來了天然的有利條件。關於中國共產黨如何積極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環境，生態環境與對日作戰有著怎樣的關系，仍存在很大的探討空間。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需要有合適的概念表達。部分學者還原了一些重要概念的形成與固化過程。如“華中”概念經過抗戰軍政實踐與區域認知的雙向形塑，最終以軍政建制的形式被中國共產黨引入了國家制度體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則經歷了從“抗日的人民陣線”“抗日統一戰線”等多詞混用狀態到固定採用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曾使用的“抗日的人民戰線”表述與共產國際決議的中譯本翻譯用詞有關，而“人民”術語與“統一戰線”發生聯系，在中共中央層面集中於1936年3月至6月，此后很少再將“人民”與“統一戰線”連接。外界如國民黨和全國各界救國會關於“人民陣線”的看法，對中共把“抗日的人民陣線”口號調整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有很大的影響。全面的觀照、動態的考察反映了抗戰史研究學術體系構建中研究視角的變化。

　　第四，關於戰時社會與文藝的研究空間不斷拓展。學者們眼光向下，轉換視角，不再局限於宏大的戰時社會變遷，而重視描畫普通個體的戰時經歷與感受，從而展現了更為生動的抗戰圖景，拓寬了抗戰社會史研究的邊界。相關研究基於日記史料，對淪陷區北平名伶的生存策略及民族情感，留守北平的知識分子的憤懣、自遣心態，淪陷區上海和北平青年的生存艱辛、內心痛楚，進行了深入剖析，通過讓個體“講述自己的故事”，揭示了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還有學者檢視了戰爭給人們情感表達造成的影響。透過一批中共干部日記，發現抗戰時期中共為保持自身戰斗力對軍隊和黨政干部結婚實施限制措施，這與干部充沛的個人情感抵牾，而許多干部出於革命需要努力進行自我調適，揭示出戰時政治與心靈、個性與黨性、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些研究體現了對“人”的關懷，使抗戰社會史研究不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豐盈的、生動的。

　　關於戰時文藝，亦有新的認識角度，學界不僅關注戰爭與政治對文藝產生影響、引起“變”的一面，也探討文藝對戰爭的反作用，如文藝的動員功能，更重視挖掘文藝發展背后的社會意義。比如，夏靜對政治因素如何影響最初作為左翼電影插曲《義勇軍進行曲》的命運沉浮，該曲又如何反作用於現實政治，進行了較為獨特的考究。戰爭與政治對音樂的影響有其限度，王艷麗通過考察上海租界幾個有代表性音樂團體的活動，指出戰時音樂不隻有“戰斗”“政治性”的一面，亦有生活、藝術等面向的意義。影像既可以是研究對象，也可以作為研究史料。由海外華人籌資拍攝的電影紀錄片《苦干：不可戰勝的秘密》（Kukan：The Secret of Unconquerable China），展現了1939年—1940年戰時首都重慶民眾的生活和面貌及遭受日機無差別轟炸等情況，生動地展現了中國民眾的苦難、忍耐和抗爭。

　　第五，從國際法視角探討了台灣光復的合法性。近些年有學者根據一系列國際法文件構成的國際法鏈條，回溯1945年10月25日日軍在台北的投降儀式，指出投降儀式兼具日本向中國歸還台澎地區領土主權的交接儀式功能，標志著台灣光復在法律程序上的全部完成，“台灣地位未定”論本質上是一種公然違背國際正義和國際法的強權政治。還有學者考察了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光復問題的關注、對台灣抗日義勇隊的幫助，考証和書寫了兩岸同胞共同抗日、兩岸血脈相連的歷史事實，展現了中國各界光復台灣的努力與實踐。

　　【作者分別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