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轉人轉

口述人：楊亞林，1964年出生。2017年3月至2021年3月，任雲南省昭通市委書記。現任雲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成員。

常紹慧，女，1964年出生。曾任昭通市大關縣圖書館館長。2015年12月至2021年5月，作為扶貧工作隊員，前往大關縣玉碗鎮玉碗村、天星鎮中心村開展扶貧工作。

董文淵，1962年出生。現任西南林業大學二級教授。1993年至1995年，任大關縣人民政府科技副縣長。長期在雲南從事珍稀瀕危筇竹研究和科技推廣工作，迄今已達31年，獲雲南省脫貧攻堅獎。

訪談組：李志明 黃珊 王燊成 趙心慧 吳憂 畢林豐

日期：2024年9月23——26日、2024年12月1日

地點：雲南省昭通市卯家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靖安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區﹔雲南省昭通市大關縣翠華鎮轅門街14號中共大關縣委員會三樓會議室

這裡的水土不養人

楊亞林：我是2017年3月到昭通任市委書記的。大家都知道，2014年8月3日，6.5級地震突襲昭通魯甸，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蹤、3143人受傷。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6.5級的地震好像也不算太大，為什麼昭通會有這麼多人罹難？外面的人隻有到了昭通，才能夠切身地感受到原因是什麼。第一個原因是，這裡貧困面積大、基礎條件差，當時大量老百姓家的房子是用石頭堆砌的，一晃動就會倒塌，人就會被埋在石頭裡。第二個原因是，這邊的山全部是光禿禿的石頭山，地震后，石頭滑坡、滾落，好多村子就被石頭掩埋了。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來昭通看望時就提出了明確要求：要以更加明確的目標、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有效的行動抓好脫貧攻堅，確保扶到點上、扶到根上，讓貧困群眾真正得到實惠。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確保扶到點上、扶到根上”這句話，這是指導，更是命令。我到任后就一邊調研，一邊思考：昭通最大的市情是什麼，根子上的問題又是什麼？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到昭陽區的大山包上的一個村子調研。我之前長期工作生活在普洱，普洱是亞熱帶雨林氣候，溫暖濕潤，與昭通的高寒天氣差別太大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高寒地區的冷！去調研的時間是6月份一天的中午一兩點鐘，整座山上寒風凜冽、雲霧繚繞，10米外就什麼都看不清了。村裡老百姓住在破舊的土茅草房裡，房頂上還長著草。他們在家裡裹著破棉被，燒著火塘，用三腳架支一口鍋煮土豆，全家人都圍著火塘坐在那裡。夏天中午都是這種狀況，冬天會怎樣辦？我們不用想都知道。當時我就心想，這樣不行啊，這種環境下，根本沒辦法談發展。

后來，我又到巧家縣東坪鎮的道角村調研，印象也很深刻。這個村背靠著藥山，藥山是一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村庄的海拔有三千多米，常年雲霧茫茫的，見不到陽光，濕度非常大，是典型的偏遠、高寒的深度貧困村。全村最多時有497戶人家，但因為自然環境太惡劣，生產生活條件落后，有419戶自發地遷出去了。我去調研時，全村隻剩下78戶280多人。走訪調研后，我發現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這個村子貧困程度深、貧困面大﹔二是村子山高坡陡，能種植的作物隻有土豆和蕎麥，生活條件太艱苦了。老百姓這樣不是在生活，只能叫活著、熬著。

所以我就認識到，我們昭通脫貧攻堅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這是最大的市情，也是貧窮落后的根本原因。昭通地處烏蒙山腹地，高寒冷涼，2.3萬平方公裡，96%的地域是石漠化嚴重的山區，承載著630萬人口，其中185萬是貧困人口，11個縣（市、區）有10個是國家級貧困縣，是全國公認的貧困人口最多的地級市。

怎麼辦？我們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一個認識，昭通發展要“破局”，關鍵在抓住脫貧攻堅和城鎮化的雙重機遇，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大規模地改變農民的身份和生產方式。“扶到根上”，就是要挖掉窮根，把貧困百姓搬出大山。山不轉水轉，水不轉人轉，搬不動山，咱就搬人。隻有徹底搬出大山，才能徹底告別貧困。

盤清貧困家底

楊亞林：事非經過不知難，最難的是開頭。我剛到任的時候，昭通全市貧困人口185萬人中還有113.37萬人未脫貧，按照國家要求的脫貧時間倒排，平均每天必須脫貧1000人以上，這個任務量太大！當時，不少干部缺乏干勁，一些百姓信心不足，都覺得這麼重的任務，無法完成。

當時，中央強調精准扶貧，但我們在工作中卻總是不斷發現底數不清、數據打架、群眾認可度不高的問題。我到昭通工作后不久，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來調研，我們坐在車上，我如實告訴他：“總感覺我們精准扶貧的第一粒扣子沒有扣好。現在前任書記剛被提拔走，我立刻處理這件事情，好像有點不妥。”話音剛落，部長就大聲說：“楊亞林，你要記住，你之前是他全權負責，但現在的事情都歸你負責了，別猶豫啊！”真是一語驚醒夢裡人，此后，我就放下了思想包袱，下決心從頭再來，從扣好第一粒扣子開始。

於是，我們就在昭通市委黨校的階梯教室開了一個動員會。那時候昭通的條件差，連開大會的地方都沒有，開人代會的禮堂都是用黨校體育館的階梯教室。籃球場兩邊坐人，干部在中間講。就在那個階梯教室，我給大家講了精准識別的三句話要求：第一句，從頭再來但不是推倒重來。對外宣傳，不全盤否定之前認定的貧困對象，避免誤導和產生混亂，但對內要求嚴格對照新標准和要求，重新進行調查和評定，該進則進，該退則退。如果沒有從頭再來，第一粒扣子就歪了，后面很難取得成功。第二句話，全面調查，全面起底。把全市所有農村戶籍人口都作為調查對象全面開展調查，掌握所有農戶的基本信息，讓群眾充分參與和認可，體現公正公平。第三句話，穩中求進，確保質量。嚴格進行動態管理，全面深入細致地做群眾工作，嚴格程序和標准，穩步推進。

第一步，把貧困戶精准識別出來。我們選派了3447支工作隊、2.36萬名工作隊員到基層，以農村的最小單元——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重新評定貧困戶。你們也都知道，農村是熟人社會，以村民小組為單元，可以清楚掌握村民的實際情況。一個村子平均居住50戶左右的百姓，就派一個工作組扎在那裡，深入實地，詳細梳理村民的實際情況，允許他們參評和質疑，等他們都認可后再公示。

實話實說，很多干部說，多年以來昭通的人口就沒有普查清楚過。同時，當時農村低保中錯保和騙保的情況比較多，不僅給國家造成不小的經濟損失，也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通過這次清查，發現了很多沒上戶口的人。你們猜多出來多少人？24萬！當時我也嚇了一跳，這相當於多出了一個縣的人口啊。為什麼會多這麼多？主要原因就是超生，上不了戶口。昭通有很多人沒有戶口，這就是現實。於是，我們就實事求是，給這24萬人上了戶口，辦了身份証，讓他們能夠正常享受國家的各項政策。同步查清糾正了農村存在的10.96萬人低保不規范問題。因此，“精准識別”和“回頭看”之后，我們才將家底盤清楚，弄清楚了昭通的總人口數量和貧困人口數量，逐步規范了應該規范的事情，真正扣好第一粒紐扣。做這項工作需要走村入戶，我們有很多扶貧工作隊，他們到村民家裡去，做了非常細致的群眾工作，花了不少功夫。你們可以請一位扶貧工作隊的同志來講講。

常紹慧：要精准識別貧困戶，得先讓村民配合。我在圖書館工作30多年，天天和書打交道，並不太了解社會，以前沒有參加過扶貧工作。2015年12月，我和其他4名文化系統的干部（周元江、石磊、祁德勝、高翔），被縣委、縣政府派到玉碗鎮玉碗村何家坡村民小組挂鉤幫扶，開展扶貧工作。這個小村子在一個高山上，海拔1500米，不通公路。我們第一次去何家坡時，就看到了有的房子是土坯房，有的是草房，又低又矮，搖搖欲墜，隨時都可能倒塌。村民不僅物資匱乏，精神文化生活也很滯后，有些村民周末會去昭陽區的五寨做禮拜，這是一種地下傳教，不是正規的。甚至村裡還有不少封建迷信活動，比如“豎筷子”，有人生病了，就盛半碗水，用三根筷子，一頭沾上水，豎在碗裡，叫亡人的名字，叫到誰的名字，筷子豎起了，就認為被這個亡魂附體了。只要燒些紙錢給這個亡人，生病的人不吃藥就能好。生病后不吃藥，寄希望於迷信來治病，實在令人震驚，必須下大力氣拔掉村民們的窮根。

我們工作隊剛去何家坡村民小組的時候，發現村民表情木訥，根本不搭理我們，對我們開展的工作一點也不配合，找村民開會，也沒人想參加。我們駐村工作隊一連去了4次，每次不是吃“閉門羹”，就是遭受“冷遇”。從來沒有村民會挽留我們再坐坐，即便遇上村民殺過年豬，連一句“吃完飯再走”的客套話都沒有。

我記得有一次去何家坡是在5月底，感覺村民仍然和我們“保持距離”，你說什麼他都愛搭不理的。面對這樣的尷尬，我想：“這怎麼進行精准識別、精准幫扶啊？這樣下去不行！必須打開群眾的心，精准幫扶才能進行，精准脫貧才有可能。”我就和同事們商量，快過兒童節了，咱們下次來何家坡，用背篼背點書和文具、糖果，給孩子們過個兒童節。我的建議得到了同事們的支持，於是我們5個人自費湊了2000元，買了一堆書包、文具、餅干和糖果，還特意買了毛巾、香皂帶上。6月初的一天，一切准備妥當，我們5個人裝起物資，乘車到公路盡頭，剩下的山路就每人背著一背篼物資攀爬，爬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何家坡。村民們看到我們背著東西滿頭大汗地趕來，覺得我們是真的來幫扶了，村民小組組長張銀波就帶著一些村民跑出來幫著背東西。

這個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下面一家的房頂是上面一家的壩子。所以，我們就選擇在張銀波家前的平房頂上，給孩子們補過了一個兒童節。先是把禮物發放給學生和村民。發完后，我們將帶來的書擺放在背篼上，請大家來看。現場的孩子很多，各個年齡段的都有。他們其實很喜歡這些書，但是都不好意思，只是羞澀地站在旁邊看著。我便邀請他們過來一起讀，告訴孩子們，這些書是送給你們的。他們過來后，識字的孩子翻翻這本，看看那本，遇到喜歡的書就拿過來看，不識字的孩子就拿起畫報看，有人蹲著，有人站著，有人坐著。有些書好看，就兩個孩子一起看。閱讀活動結束之后，孩子們在房頂上為我們表演節目，跳舞歡迎和感謝我們。

辦這個活動時，村裡就張羅著做飯。之前村民們從來沒有邀請我們去家裡坐一下，現在突然留我們吃飯，我們有點不太適應，就說不吃了，要走了。他們說：“不行，如果你們走了，就是看不起我們。”把話都說到這份兒上了，我們商量了一下，就留下來吃了飯。村民煮了臘肉，炒了地裡種的洋芋和其他蔬菜，一共有三四個菜。我們吃完飯后告辭，村民們依依不舍地站在那裡，每個人都面帶笑容地揮手，把我們當成了親人。這次“房頂上的兒童節”，是我們最欣慰的一件事情，終生難忘。從那以后，村裡人對扶貧工作就比較配合了，也願意和我們說話了。后面進行入戶調查，搞精准識別，一輪一輪地登記、篩選等等，他們都很積極。

喜從天降

楊亞林：大規模搬遷不是我們市裡說定就能定的，這是大事。在前期決策的時候，省委、省政府集思廣益，最后下了決心。

昭通的搬遷模式，與全省其他地方不同，我們並不是從這座山搬到那座山、從山頂搬到山腰或者山腳。這種在大山裡搬來搬去的方法，解決不了昭通貧困的根源。我們要讓老百姓從山區進城入鎮、進廠上樓，配套產業就業，一步實現跨越。說實話，這種方式的成效最為顯著，但過程也最為艱辛，風險巨大。

當時遇到的頭一個難題就是搬遷用地從哪裡來。昭通的地形地貌很特別，除昭陽、魯甸所在的昭魯壩子，其他9個縣市都是山高坡陡的山區，甚至難以找到一塊超過一平方公裡的平地。如果連一塊平地都找不到，你讓老百姓往哪裡搬？怎麼辦呢？隻有一個辦法——佔用一些耕地。你們到靖安，看一看周圍的地形，就能理解當時的用地困難了。這就是昭通的實際情況，不這樣做的話就沒有出路，確實是不得已而為之。

但想征地，這個太難了。為了辦成這件事情，我去省裡找國土資源廳不少次，國土資源廳說這違反規定啊，他們領導剛開始就直接不見我。最后，被我纏得沒辦法了，他們就建議我削掉對面的山頭，把山弄平，把安置房建在那裡。這樣的建議聽起來挺好，但這樣不現實啊。因為撥給我們的資金有限，時間要求也緊。光是削山頭就能把易地搬遷安置的所有資金用完，后面拿什麼去建房、建配套設施、搬家？最后他們也沒辦法，讓我們上報國土資源部。

當時，很多部委的干部都下沉到脫貧攻堅一線。我們正為搬遷用地一籌莫展時，正好來了一位國土資源部的干部，我向他匯報了情況。他說，爭取將這件事情提交到部黨組會議。沒想到，剛過幾天就接到喜訊，他們部黨組會議支持這件事，還同意特批我們搬遷可以佔用閑置土地。拿到了特批指標，這件事情才落了地。這就是“採取超常規舉措”和“硬辦法”！

易地搬遷政策出來之后，我們組織進行討論：“搬多少？怎麼搬？”最終，大家把思想和認識統一到中央的要求上，堅決貫徹“能搬則搬、應搬盡搬、整村搬遷”的原則，把貧困山區的群眾都搬出大山，擺脫窮根。

搬遷這個事情，並不是簡單地缺房建房、缺水補水，而是需要統一規劃和設計。實施大規模的進城搬遷，可行不可行？除了我們要系統謀劃和配套外，更重要的是群眾要接受和適應。為了積累經驗，我們先在昭陽區做一個試驗，當時正好還有一些保障性住房沒有分配出去，我們就先組織了2000多老百姓搬下來，配套各項措施，幫助其適應和轉變，用半年多時間做了個試驗，全面收集百姓的需求、困難，並思考應對策略。實踐表明，搬遷后的群眾是滿意的，通過努力是可行的。

我們搬遷前期的工作不是簡單地分指標下任務讓各縣區分頭完成，首先是按照“讓人搬到人該待能發展的地方，讓樹長到樹該長的地方，重新理順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城鄉人口分布格局重構、產業發展結構重組、山區自然生態環境重塑，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的要求，立足實際，立足客觀條件和空間潛力，打破縣、鄉、村行政區劃，堅持全市“一盤棋”，堅持整體謀劃、統一選址、統一規劃、同步配套，全面統籌空間、人口、產業三大結構，重新定位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打亂縣域布局之后，之前所有的政策支撐、利益格局等全部被打散，所有事情重新組合，由市裡操盤，明確哪個縣的人能來，來了之后每個人能帶來多少錢，國家政策補貼要拿過來多少，這些都是需要統計和計算的。在全盤考慮好之后，再告訴大家，什麼人需要搬、怎麼搬。國家給了我們雲南一些搬遷指標，好多州市要不完，因為他們覺得這是最復雜、最艱難的事情。我們把全省沒人要的指標統統拿了過來，因此，我們才有這麼大的搬遷規模。靖安、卯家灣跨縣安置區，從選址、規劃、建設到搬家用一年時間全面完成。2020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在昭通召開全國發展改革系統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現場會，充分肯定和推廣昭通模式。

當時，各縣的情況不太一樣，昭陽區、魯甸縣承受的壓力是最大的，因為他們不僅要完成自己的任務，還要承擔其他幾個縣的壓力。靖安原來是昭陽區下面的一個鎮，因為在大關縣實在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方，我們就計劃把靖安劃到了大關縣，作為安置區。后續還計劃把大關縣城也搬到靖安來，打造出100萬人口的一城三區。把靖安鎮劃給大關縣，當地百姓剛開始都不願意，還質疑你，為什麼要把中心城區的地方劃到大關縣？我們就給群眾解釋，將來會把大關縣城搬到靖安來，以后你們這裡就是縣城所在地，從鄉鎮到縣城，你們提了一個格，各方面的配套設施都會好很多！他們一聽，感覺不錯，就同意了。對於搬到靖安的群眾來說，更是舉雙手贊成，這裡將來是中心城區，當然願意過來了。有些事情，你給老百姓講明白，他就支持你。

打通思想“堵點”

楊亞林：把整村的老百姓從山裡搬到城裡，之前我們從來沒有搞過。要做通群眾的思想工作也是比較難的。有些群眾，甚至包括我們的一些干部，都有很多的顧慮。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裡的貧困群眾，“在慣的山坡不嫌陡”，擔心怎麼融入新環境、開啟新生活，剛開始都不願意搬。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彝良縣角奎鎮拖腳村老寨和新寨兩個村民小組。這兩個村子都在兩千多米的高山上，不通車路，村民在山上條件極差，勉強維持生計。兩個村子一共有60多戶苗族群眾，他們都不願意搬。工作隊員三番五次到寨子裡做思想工作，還是做不通，新寨隻有6戶願意，老寨隻有3戶願意，大部分百姓始終都不同意。后來，我們又選派了一名精通苗語的干部，專門負責做苗族百姓的思想工作，才了解到，苗族百姓喜歡抱團群居，他們膽小，對搬遷宣傳的政策有懷疑。於是，這名干部專門研究了苗族百姓喜歡讀的書和苗族百姓中流傳的故事，用其中的道理跟他們交流。經過3個多月的動員，大部分苗族群眾的思想終於轉變過來。后來，村主任帶頭搬，逐步打消了大家的顧慮，整個村子就都搬出來了。老百姓的工作就是這樣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做出來的。

干部思想觀念的扭轉也不容易。當時不少干部對搬遷脫貧這件事持懷疑態度，不同縣區推進這項工作的力度和效果也不相同。給你們講一個現實的例子，我到靖安這裡來選址、論証、做規劃時，市裡四套班子和各級領導都來了，現場擺放了三塊展板，我給大家講解為什麼要在這裡選址，講搬遷、縣城、中心城區組團“三部曲”的理念和規劃布局。那天很冷，我還沒講到一半，很多干部都跑到中巴車上去避寒了。不少人就質疑：這裡這麼冷，房子建好也沒有老百姓願意過來！我記得當時鎮雄的縣委書記說了一句話：再冷也好過我們鎮雄！

所以說，並不是方案一提出來就會被認可的，而是經歷了很多曲折。干部最初不知道怎麼干，也不是一開始就願意承擔風險並且嚴格執行的。但是，我們的干部隊伍總體是好的，也是有戰斗力的。只要管理到位，一定能迸發出驚人的力量。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各級干部一五一十地抓落實，很快就動起來了。

常紹慧：我講一個全力動員搬遷的故事，發生在悅樂鎮新寨村的海壩村民小組。這個村民小組就是一個動遷難的代表。縣裡的領導曾多次上山親自溝通，讓他們從山裡搬出來，但他們就是堅決不搬。所以縣裡就讓我們工作隊駐到那裡，去做細致的動員工作。這個村民小組是我們縣最偏遠的一個自然村，從城區出發，要先開兩個多小時的車，然后下車步行3個多小時才能到，一路上幾乎看不到人家，生存環境很差。

這個村子很窮，老百姓住的全部是那種用竹子交叉搭成的“杈杈房”，房子很矮，人要彎腰才能進屋，晚上一抬頭就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星。我們去了之后，勸他們搬出來。我們單位的一位苗族干部根據親身經歷給村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我讀書時，家裡很窮，父親把一隻羊牽到集市賣了，去交我的學費，但一直等到天黑也沒賣掉，非常著急。如果海壩村以后草也沒有了，羊也養不活了，你們連羊都沒得賣了。到那時候，子孫怎麼辦？在這裡怎麼生活？”他講完后，村民們都很受觸動，因為他們村當時的情況確實很艱難，山上的樹都已經砍光了，隻剩下一點草地，種苞谷基本不長沒有收成，只能種洋芋和高山蕎子。如果不盡快搬走，以后的生活會更苦更難。但即便是這樣，很多村民還是不想搬。

這個村民小組的組長叫王興，我以前不認識他，但他跟我的侄子常禮洪熟悉，所以他見了我也感覺比較親切。晚上一起煮飯時，我在火塘邊跟他聊。我問他：“你們現在的生活這麼艱苦，留在這裡怎麼生活？為什麼不願意搬出去，到底有什麼顧慮？”他就說：“我們不是不搬，讓我們搬到悅樂鎮新寨村民委員會旁邊，那裡全是漢族，我怕劃不過他們（方言，意思為：我擔心跟他們處不來）。”我一聽有戲，說真心話了，緊跟著就問他：“你們願意搬到天星鎮綠南村的湯家坪村民組嗎？”湯家坪是我們縣的苗族聚居地，屬於另一個鄉鎮天星鎮。他眼前一亮，說：“這個可以啊！”我說：“那我們說定了！我去跟領導說換地方，你來做村裡人的工作。”

回來后，我找到了縣委書記，跟他報告說，村民其實還是想搬遷的，只是不想在漢族聚居地居住，如果搬到苗族聚居地的湯家坪，他們是可以的。書記聽后很高興，他當天就召集相關單位落實湯家坪的易地安置點，后續的事情也是他來處理。我負責隨時跟他電話聯系，匯報村民們搬遷的相關事務，比如搬遷的方法、程序、手續等等。2018年底，海壩村民搬遷到了湯家坪，縣裡和鄉鎮安排車輛幫助他們搬運東西，這個過程非常費時費力，但大家都挺高興。

現代化的“安置區”

楊亞林：昭通的易地搬遷不是簡單的“挪窮窩”，而是一場革命，讓百姓搬出大山，開始新的城鎮生活。

安置區的每一個規劃和布局，包括房屋的設計，都花了很多的時間。上海是大都市，我們就從上海請來設計師，讓他們用上海建造城市小區的理念，來為我們設計規劃。有一個叫小安子的設計師，很有才華，我們兩個非常容易溝通。整體規劃、單體設計，每個細節，我都會和他溝通。剛開始，我就對他講，我們要建立的不是安置區，而是城市中心。我們要建一個現代化的小區，不是建一個扶貧村庄。每個房間的功能設計，小區的排水、燈光、綠化，從裡到外，都是按城市標准來定。

就拿靖安這個安置區來說，一共有149棟17層的安置房，2019年3月份開工建設，當年12月份就搬遷入住。這麼大的規模，樓房不僅如期建成，還有地下管網和地下室，配套設施都配齊，相當於一年建成一個縣城，是很不容易的。在建的過程中，有不少人提意見。有人說，就不要地下室的配套設施了吧，這樣做更簡單，但我堅決反對。我告訴市政府領導和施工隊，不允許做這種不負責任的事情。我們不做則已，要做，就得讓百姓滿意，把好事辦好。還有人說，老百姓搬過來之后，生活成本會提高，在城裡上廁所都要付費。我告訴他們，既要看到了付出成本的一面，也要看到獲利的一面。為此，我們設計時就動員群眾每人從住房面積中拿出2——3平方米，集中在一層建了商鋪，產權和收益都歸老百姓所有，但房屋不固定分配給個人，而是統一經營。具體來說，就是將人均25平方米的搬遷房屋面積，劃分為人均22平方米的住房和3平方米的商鋪，每個人都有3平方米商鋪，如果是五口之家，就會有15平方米商鋪。商鋪產權歸群眾，由村集體經營，收益給百姓分紅，付水電費和物業費綽綽有余。每家從居住空間中擠出幾平方米，換來實際收益，這些都是認真思考得來的。只要用心工作，辦法總比困難多。

車庫也是統一建好的，全部抵押給開發商，等居民需要的時候，可以從開發商那裡買過來。后來，有人告我的狀，說安置區的基礎設施超標、道路太寬，甚至還建了地下車庫，為什麼要給貧困戶建地下車庫？我就說，不要用打發叫花子的心態對待貧困戶，這些人不可能窮一輩子。他們搬出大山，住進了城市裡的樓房，不用買房子了，將來掙了錢就可以買車。等他們買了車卻沒地方停的時候，他們就會罵你的。我們花費的每一分錢都沒有超過國家標准，面積沒超標，各方面都不超標。錢也沒有多花，我們是花了同樣的資金來建成的。從整個功能效果來看，我們的安置區敢跟其他任何地方比，包括發達地區、沿海地區。

從征地拆遷、選址規劃到搬家入住，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還要建設周邊的配套設施，包括學校、醫院、生產基地、車間等。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艱辛和困難。走進安置區，看到百姓在這裡擁有美好的家園，我從心底為他們感到高興。

農民變市民

楊亞林：昭通全市易地扶貧搬遷的共有36.24萬人，91%是搬到中心城區和縣城，隻有很少一部分人留在集鎮。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們一共建成了23個集中安置區，萬人以上的就有9個。昭通中心城區周邊的靖安、卯家灣這兩個跨縣區安置區最有代表性，分別接收了4萬人和3.9萬人。這在雲南絕無僅有，放眼全國也極其罕見。

在群眾入住的半年前，我們就開始准備搬家的事，進入搬家准備狀態。市裡成立了一個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指揮部，建了一個外遷協作辦公室，每個縣區都落實相應的工作機構來具體組織實施。我們對搬家的順序、乘車人數、搬遷物品數量，進行全面排查登記，制定了每一戶甚至每一個人的搬家路線圖。社區成立工作組，樓棟成立工作隊，幫助完成這項“搬家大業”。

搬家當天，大家歡欣鼓舞，敲鑼打鼓，政府統一組織車輛，規劃好行車路線，拉上搬遷群眾和他們的物資，從遷出地直達遷入地。警車開道壓著走，大車、小車、拖拉機、摩托車、自行車、馬車全部出動，搬家隊伍有的長達二十公裡，十分壯觀。我記得，大關縣搬遷的時候，幾百輛大大小小的車輛，組成浩大的運輸車隊，在盤山公路上行駛，場面很大。有的老人暈車，坐不了汽車，有坐馬車來的，還有騎自行車來的。其中，玉碗鎮火地村的苗族百姓整村搬遷，中央電視台全程錄像，把搬遷過程做成了紀錄片。我去了山上的現場。看到他們終於搬出去了，我也跟著激動。

搬遷車隊駛入安置區后，搬遷群眾在幫遷干部的幫助下，檢體溫，領鑰匙，找新家住址，搬東西，忙得熱火朝天。現場喜氣洋洋。2020年春節前后，在天寒地凍的2月份，全市近20萬人，浩浩蕩蕩地從四面八方出發，全部安全有序搬遷入住。整個過程，沒有發生任何事故，沒有讓一人受傷，這就是群眾工作的力量。

住下來不是結束，還要送一程，甚至可以說送一程更為關鍵。村民們剛搬下山時，看到安置區的房子都是一模一樣的，十分震驚。因為他們在老家時，每家房子都有自己的獨特印記，每家房子形狀、大小、顏色都不太一樣。但來到城裡后，每個樓層、每個房間看著都一樣。所以有些村民，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人在電梯裡反復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裡。因此，搬遷之后，我們必須做好服務管理。一句話概括，那就是精細化管理和保姆式服務。剛搬進來的時候，每個單元門口，每天24小時都有兩個干部或者志願者守著，看著每一個外出的人，如果時間長了還沒有回家，就出去找，就怕他們走丟了。為了方便辨識樓棟，我們把數字1234換成了容易辨認的香蕉、蘋果等圖案。還給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發了電子手環，跟蹤他們的外出行程。這樣的服務延續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每天都如此。比如，要告訴他們去哪裡買菜、出門怎麼坐車等一系列的東西，讓他們能夠盡快熟悉環境，適應新的生活。這就是付出，是負責任的、精細的群眾工作。

我們有一個紅路安置區，那邊給搬遷過來的百姓發放方便面，還引導村民們早起跑步。老百姓進城生活后，安置區做的第一件事是請了武裝部的同志對村民進行軍訓。有人會覺得奇怪，又不是新生入學，安排什麼軍訓？這就是有針對性的群眾工作了，主要是想通過操兵練習，幫助村民們建立起時間觀念和紀律意識。很多老百姓在山裡是沒有時間觀念的。有個老漢，每天上午10點鐘，有一班飛機從他家山上飛過，他就在那個時間起床。有一天下雨，飛機沒有起飛，他沒有聽到飛機轟鳴聲，就一覺睡到了下午。幫助樹立時間觀念，這是一個人的現代化轉變過程，希望在短時間內將他們從農民順利地轉變為市民。

有些老人一開始住不慣。之前在村裡生活，他們在房前屋后種菜、養雞，還有鄰居可以串門。現在搬進單元樓，一切都變了，他們確實不太適應。所以我們就辦了幫扶車間，讓老人們在樓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手工活，比如說剝剝核桃，做做手工粘貼。這些工作比較輕鬆，還能讓他們聊聊天，融入群體，掙點小錢。一天最少也能賺一二十塊錢的生活費。雖然他們在山裡生活時可以養些雞、種些菜，但是一年下來，養幾隻雞換的錢，可能還不如他們在這裡幾天賺得多。慢慢地，老人就融入進來了，孤獨感減少了，收入有增加，生活有保障，還有條件用零花錢哄孫子孫女，威信也提高了，獲得感和幸福感都滿滿的。老人穩住了，小孩到小區配套的學校讀書了，年輕人去打工了，老、少、青三代的問題都解決了。對於孤寡的、殘障的特殊群體，我們會按照“紅黃綠”分類管理服務，進行關心照料。

脫貧攻堅雖然主要針對山區的老百姓，但與城市的發展也是息息相關的。如果大量資金分散使用，老百姓得不到真正的實惠，那麼扶貧資金的邊際效益就會大打折扣。我們希望利用脫貧攻堅這個機會，打好這副牌，推動昭通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特別是城鄉的協同發展，真正體現城鎮化、產業化加速發展的要求，讓貧困人口挪窮窩，更斷窮根。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扶到點上”，我理解，這個“點”就是用脫貧攻堅充當支點，撬動昭通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把安置區建在城市裡，建設城市管理配套設施，不僅能提升城鎮化水平，還能完善城市功能。在脫貧攻堅那段時間，昭通的城鎮化率提高了將近8個百分點。各項工作的效用都得到了充分發揮，基礎建設同步拉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初步建立了昭通中心城區100萬人口城市的框架，城市功能迅速提升。

我們向當地老百姓解釋清楚，修建學校、修建公路、發展產業，造福的是這片土地上所有百姓。不精准不行，因為政策具有針對性。精准之后，還需要運用系統思維來平衡。比如，搬遷后，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昔日的山裡人、農村人現在住進了新小區，當地周邊的居民通過對比，之前那種“城裡人”的優越感蕩然無存，他們心裡就會不平衡，就有個別的周邊居民挖斷了安置區的水管、剪斷電線，用這種方式來發泄不滿。我們就趕緊組織安置區周邊的村庄行動起來，幫助他們發展公共事業，包括村庄風貌的改造和功能提升，讓當地居民心裡感到平衡，不再鬧事。

對搬遷人員的就業問題，都是全過程的動態跟蹤管理。每個家庭有幾個勞動力、在哪裡就業，我們進行全面摸底和動態管理。我們根據搬遷人員的個人喜好和能力，向他們推薦合適的工作，鼓勵有條件的人盡量向外發展。

現在你們到易地搬遷安置區看看，居民住宅井然有序，小區裡面干淨整潔，孩子在教室裡學習，老人在廣場上聊天，幫扶車間裡熱熱鬧鬧。居民們的生活與過去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一代農村人轉變成新市民。前面講到的巧家縣東坪鎮道角村，全村剩余的78戶村民整體搬遷到魯甸縣卯家灣安置區，他們村黨總支書記蔣瑞曾對我說：“村民都搬走了，我就是這個村的‘末代支書’”。

因地制宜辦產業

楊亞林：搬來的老百姓還有一項福利，就是他們在山上還有“綠色銀行”。農民搬出大山后，空出了140多萬畝的土地。怎麼把這些地用好呢？流轉出去？不現實！山上的土地租金每年每畝是50到80元。元謀、楚雄等地能種植葡萄的地方，一畝地一年租金是3000多元，昭通這裡50元都沒人要，因為都是陡坡地和高寒地，不適合種東西。所以，必須找到一種或幾種既生態又有效益的方式，既能幫助老百姓搬出來后有一些經濟收益，又能保証地方生態的恢復。發展產業，對所有地方而言，首先面臨著一個干什麼的問題。產業生態化，講起來比較容易，但是要因地制宜，找到具體的載體和支撐，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一直帶著這個問題進行調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找不到能做得大、走得遠的產業。

后來，我們發現竹子是一個好東西。我們這裡高寒冷涼，適宜竹子生長。到處都是石旮旯地，普通的樹種和農作物根本沒法種，但種竹子可以，它的根能扎在石頭縫裡，還能固土保水，防止泥石流和滑坡。更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把竹子作為用材，沒什麼經濟價值，山高路遠，運輸成本也很高。但是竹筍價值很高，而且符合現代人的消費需求，前景廣闊。現在我們生活越好，越需要攝入粗纖維食物。昭通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靠近四川。四川人吃火鍋時經常會吃下水（四川火鍋中的“下水”主要包括各種動物內臟，如毛肚、黃喉、鴨腸、千層肚、腰片等），其實可以用昭通竹筍代替下水。與四川方面對接后，他們非常感興趣，一下子來了幾千噸的訂單。我當時就想，這一定是能做得大、走得遠的東西，並且隨著規模的擴大，價格肯定會越來越高。奔著這個方向，我們種植筍用為主的竹子，聚焦下來就是筇竹和方竹。一個春採，一個秋採。這次種植是產業化的，是生產方式的革命，絕不能千家萬戶一哄而上地做。我們請來了專家和院士工作站，統一育苗，統一上山種植、規劃，進行工程化造林，種植一片完成一片，逐片完成。然后，我們拿著地圖抽查，隨時開車到各個縣（區）查看種植情況，包括種植面積、品種、長勢等都要看。

有的縣做得很細致，他們那邊每棵竹苗上都有二維碼標注，掃描就可以隨時查看竹子的相關信息，這個就挺有意思。所以，做事應該把它做實，種一棵就是一棵，種一片就成一片，讓搬遷群眾先種竹子后搬家。旁邊大關縣玉碗鎮的苗族群眾，種竹子積極性非常高漲，即便寒風凜冽，也堅持在那裡種竹子。因為老百姓都知道，山上的竹子經過三四年投產后，每年每畝可以收益5000元左右。每家都有30畝到50畝的山地，理想狀態下，一年最多會有十幾萬元甚至二十幾萬元的收入。現在有合作社管理，百姓們可以自己採竹筍，也可以委托給合作社，這是一筆穩定的收入。我們這裡有一個專門研究竹子的董文淵教授，在這裡搞了三十多年，你們也可以請他來講講。

董文淵：我是1993——1995年在大關縣挂職工作了兩年。因為專業原因吧，我挂職期間發現，筇竹筍這個東西好，鮮、香、脆、嫩，品質好，供不應求，很有發展潛力。但是，當時還沒有人對筇竹進行過系統研究。我想搞人工培育筇竹，就查找筇竹的資料，進行調查，大概掌握了筇竹在大關的分布和生長情況。挂職結束后，我回到大學工作。為了全身心地研究筇竹，我辭去了行政職務。我一邊研究，一邊推廣筇竹的培育技術。為了攻克筇竹研究的難關，我經常從昆明坐一兩天的車，到大關縣木杆鎮向陽村，再從向陽村步行兩個半小時，到細沙村大羅漢壩熊炸坪研究基地。因為路上耗費的時間太多，我每次到村裡后，基本上會在那裡住上四五十天。那時村裡沒有電，也沒有電話，生活條件很艱苦。

在脫貧攻堅期間，各地都在尋找有經濟價值的植物。我們發現，從彝良的林口、大關的凌子口到永善的五蓮峰山一線，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昭通“南干北濕”的氣候現象。北部地區常年陰雨綿綿，日照很少，非常適合竹類植物生長，特別是筇竹、方竹。有天然優勢條件，借著脫貧攻堅這個時機，昭通北部的威信、鹽津、永善、綏江、水富，這些地方的竹產業都發展起來了。

現在，老百姓發現筇竹的價值更高，會主動留下大根的竹筍作為母竹。過去，即使我建議他們留下，他們也擔心別人會來採摘，索性自己先採走了。隨著林權制度的完善、竹子價值的提升，他們會主動護筍養竹，管理好自己的竹林。他們留下的大竹筍，三年后長成可以砍伐利用的竹子，每根可以賣到一二十塊錢。現在，當地百姓種植竹子，稍加管理，一畝地至少能獲得三四千元的收入。在人工竹林中，管理得當的，在採筍季節每隔三天可以收一次，有的人家一天就能採一千斤筍，一斤7塊錢，這意味著他們一天就能掙七千塊，這可能是過去一家人所有耕地一年的收入。有些老百姓把收獲竹筍的視頻發給我看，跟我分享他們豐收的喜悅，為他們感到高興。

過去，採筍需要背著蛇皮口袋步行去竹林，但現在山上都修了產業路和採筍道，他們可以騎三輪摩托車甚至開皮卡車和越野車去採筍，過去我們要步行兩個多小時才能到達的地方，現在開車十多分鐘就能到，然后將竹筍直接送到筇竹產業園區的加工廠。現在，大關縣有15家竹筍加工廠，年加工能力達到5萬噸，有清水筍、調味筍等數十種產品，已經是今非昔比了。

每年我們還會舉辦筇竹文化節，吸引上萬人參加。辦節期間，我們舉辦竹王和筍王爭霸賽，進行評獎，發獎狀和獎金。當地老百姓都會把自己家竹林中最大、最粗的竹子、竹筍帶來參賽。今年是第二屆，這樣的活動鼓勵老百姓平日裡保護和管理好自己的竹林，爭取來年成為竹王、筍王。

過去，許多鄉村的產業發展不穩定，領導更換頻繁，思路隨時調整，導致產業政策變動，缺乏持續的產業支撐，導致農民收入不穩定。如今，我們擁有龐大的人工竹林資源，昭通就有680萬畝的竹林，大關縣的筇竹面積也達到了102萬畝，這關系到眾多農戶的生計。如果這些資源得到良好培育，百姓通過出售竹筍、竹材就能獲得較高的收入，生活就有了保障。

隨著當地居民致富，社會面貌也發生了顯著變化。當地政府和社區正在推進一個“媽媽回家”的工程。以前，許多有小孩的母親在外面打工，但現在隨著家鄉產業的發展，政府鼓勵她們留在家鄉照顧家中“一老一小”。近兩年，大關縣已經有7000多名婦女回到家鄉，在附近的竹子加工廠上班，或者在家管理自己的竹林，實現了顧家與賺錢兩不誤。在木杆鎮，過去有很多35歲以上的單身男青年，找不到對象，但這兩年他們也找到了對象，甚至娶到了四川嫁過來的媳婦，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如今，許多村民建起了四五層的小洋樓，還買了汽車。

改天換地大變化

楊亞林：我理解，習近平總書記講的精准扶貧，就是將真正貧困的人找出來，使用特殊政策，投入人力物力，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跟上時代發展步伐。把上百公裡外的老百姓集中到一個地方，進行安置和管理，為他們提供服務，以環境之變促進他們改變和發展。當初有很多人說我膽子太大，但習近平總書記有要求，老百姓也有這樣的期待，就要高標准、嚴要求地推動。沒有追求極致的標准和作風，很難達到這樣的效果。

首先是觀念問題。謀在先，干在后，謀定而后動。領導干部第一位是謀劃的能力，謀劃不清楚，認不清實情，把握不好定位，找不准方向，那麼沖鋒就是后退。搬遷並非簡單地蓋個房子搬個家，而是一個社會變革，圍繞著改變人來著力，不能隻見物不見人，從社會功能到產業就業到社會管理全面推進。我們通過城鎮化的、集中化的模式促進環境的改變，以新的環境讓他們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享受一步跨千年的這種獲得感。現在回想起來，每走一步都十分艱辛，都要承受巨大風險和壓力。這幾件事情隨便哪一件，如果中間把握不好，沒有做成，我可能早已成為首當其沖的罪人。沒有哪件事情是輕而易舉、四平八穩的，沒有哪件事情是事先確定好結果的，都是沒有先例的突破。決策、實施過程艱辛、艱難。從謀劃到實施，我們嚴格把控每一個細節和每一個方面，這裡面飽含著無數名干部和工作人員的辛勤付出和努力。

實踐是最好的証明，已經搬遷4年多了，百姓滿心歡喜。近年來，安置區沒有發生過重大刑事案件和群體性案件，保証了整個安置區的和諧穩定。老年人在安置區開啟了他們的第二次人生，他們前半生非常辛苦忙碌，后半生可以在這裡安享晚年了。以前生活在海拔兩三千米的高山上，常年霧蒙蒙的。現在在這裡，藍天白雲下，他們可以盡情地晒太陽了。

我們當時是按照1:1.2的比例配備的車庫，僅僅幾年時間，現在車位已經不夠用，地面上也開始停車了。現在有的老百姓的年均收入已經達到十萬左右的水平，很多外出務工的人回來都開上了汽車。一到春節前后和節假日，鎮雄縣的道路堵得一塌糊涂。有一次，省長來鎮雄視察，看到鎮雄附近的那條高速公路竟然像昆明一樣堵，十分震驚。他問為什麼有這麼多車？我們解釋說，老百姓回來過春節了，他們的車牌都是浙江、廣東、上海、四川等不同地方的。鎮雄人非常講究，他們從外地打工回來要做兩件大事，一個是蓋房子，另一個是買車子，房子一個比一個大，根本住不完，車子也要看品牌和排量，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身份的象征。

我們近期靠就業，遠期靠產業，未來靠教育。歸根結底還是依靠人。還有，老百姓的很多親戚朋友都把小孩子送到安置區上學，導致現在學位和校區都不夠了，老百姓重教育的意識越來越強。大家都明白，走出大山就是勝利，特別是小孩，一旦走出來，前途就明顯不一樣了。在教育上，他們都要把孩子送到鎮雄的城南中學，這是我們新建的一所中學，今年一本上線率達到92.51%，13個學生考上了清華北大。對於一個縣城來說，真是很厲害。安置區的孩子們這麼爭氣，我們是打心底裡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