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作風故事

　　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個老問題，也是塊難啃的“硬骨頭”。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以紀律教育引領風氣之變，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熔鑄了以“三大優良作風”為代表的一系列好作風，構筑起從嚴治黨的銅牆鐵壁，使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人民群眾稱贊的“模范政府”。

　　“一定要力改過去錯誤方針”

　　歷史定格了這樣一個瞬間：1942年，在延安楊家嶺一孔簡陋的窯洞前，穿著打有大塊補丁褲子的毛澤東，給八路軍120師團以上干部作報告。一代偉人艱苦朴素的精神風貌，成為一代代中國人的寶貴記憶。

　　毛澤東一貫要求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永遠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反復強調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陝甘寧邊區政在工作報告中寫道：“我們的口號是一切為人民，依靠人民﹔我們的方法是從人民從實際中集中起來，又回到人民與實際中去。”1938年春天，延長縣發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來自延川、宜川等縣“殘廢醫院”的200多位傷員要求到延安“請願”，直接向毛澤東提意見。

　　“殘廢醫院”是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后成立的，主要收容的對象是長征中和抗戰初期的一批傷病員。本來這個工作是衛生部門的事，由於當時這些醫院分布在各個縣，距離延安遠，就臨時委托兩延（延川、延長）河防司令部司令何長工負責。

　　得知此事后，何長工大吃一驚。他趕緊接待了傷員代表，並詳細詢問了他們有些什麼委屈、意見和困難。傷員們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殘廢醫院”的醫療設施太簡陋，缺醫少藥，伙食很差﹔二是醫務人員作風粗暴、態度生硬，對傷殘病人關心不夠，有的傷病員不願意在這裡生活。

　　何長工一方面向延長師范學校借房子，先讓這些傷員安頓下來﹔另一方面打電話給八路軍供給部報告，商量解決辦法。毛澤東聽到這個事情后說，這些同志過去流過血，對革命有功，現在殘疾了，沒有伸手要什麼，就是要求我們改進工作，他們是好同志。毛澤東還說，這件事，我們沒有做好，我們的確有官僚主義，要發動傷病員給我們提意見，動手術醫治這種官僚主義。

　　毛澤東專門找來何長工，商量怎樣改善醫療狀況。他明確提到“一定要力改過去錯誤方針”。他還建議，“殘廢醫院”這個名稱對傷病員人格不尊重，可以把醫院名字改成“榮譽軍人教導院”，任命何長工為總院長。隨后，延安專門召開了榮譽軍人教導院工作會議，派了60多位傷病員參會。毛澤東在會議上開宗明義指出，大家在這方面批評得對，要求到延安來提意見也是對的，以后有意見還可以到延安來提。同時，毛澤東還針對傷病員的具體情況，讓周恩來負責同國民黨方面聯系、交涉，允許一些南方來的傷病員回老家去，把他們照顧好。

　　“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

　　1940年初秋，毛澤東從楊家嶺徒步前往位於延河對岸蘭家坪的馬列學院作報告。半路上，他碰到了前來迎接的鄧力群等4人。“一個人作報告要四個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毛澤東環顧了一下四周，很認真地說：“哦，四個人，轎子呢？你們不是抬轎子來接我呀？下回呀，跟你們領導說，再加四個人，來個八抬大轎，又體面，又威風。要是還有人，再來幾個鳴鑼開道的，派幾個搖旗吶喊的，你們說好不好？”前來迎接的干部聽完都笑了，毛澤東當即批評，大致意思是皇帝出朝，要乘龍車鳳輦﹔官僚出閣，要坐八抬大轎，前簇后擁，浩浩蕩蕩，擺威風。我們是共產黨人，是講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我們既要革命，既要和舊的制度決裂，就萬萬不能沾染官僚習氣。我們要養成一種新的風氣——“延安作風”，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明確講過，“形式主義是一種幼稚的、低級的、不動腦子的東西”“要把官僚主義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裡去”。在1942年開始的整風運動中，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政治部向全黨、全軍發出通知，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為全黨的整風文件，要在解放區普遍印發，供黨內學習。通知稱：“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脫離群眾，妄殺干部，實為明末農民起義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作品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干部，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和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悲劇覆轍。”

　　1944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會上，毛澤東講到官僚主義的問題時，形象地把官僚主義者比喻為“泥塑的神像”。他說，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不像外，官僚主義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座神像：“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對官僚主義者的諷刺，可謂鞭辟入裡、入木三分。優良的黨風黨紀，大大增強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延安時期，不管是民主人士還是西方記者，來到延安對共產黨人的印象普遍都是衣著朴素、吃住簡單，作風民主、風清氣正，黨的高級干部“朴實穩重”“厚重溫文”，黨員干部之間清清爽爽、團結一心，帶動著整個延安“在街上絕對沒有看見過一個面帶煙容而頹唐的人”。

　　“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

　　細數形式主義種種表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都有一個基本特征，只要轟動不計成本，隻圖虛名不求實效。

　　1941年8月18日，陝甘寧邊區交通廳的主要負責人高克林提交了一篇題為《魯忠才長征記》的調查報告，介紹了富縣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去定邊鹽池運鹽的過程，並對當時運鹽所用的牲口數量、往返富縣與定邊兩地的時間、沿途的各類情況作了細致記載。毛澤東認為，這篇報告語言簡潔、立足實際，把復雜的經濟問題講得生動具體，克服了夸夸其談的老毛病。他肯定了高克林的調查研究工作，同時強調：“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裡’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專門設立調查研究局，同時作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使全黨同志掌握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學會了開展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使大興調查研究在全黨蔚然成風。到1942年延安整風正式開始前，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有效推廣，在思想領域內已經開始建立一種新的風氣，這對轉變黨的作風、加強黨的建設、加速中國革命的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心向背事關黨的生死存亡。1943年，《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首次明確提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並指出這是“一切實際工作中”唯一“正確的領導”。

　　在為《七大紀念冊》題詞時，毛澤東寫下“實事求是、力戒空談”。這八個字平實易懂，卻有千鈞之重，蘊藏著中國共產黨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關鍵密碼。

　　（摘編自《黨風與廉政》2024年第11期 宋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