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過、年年好，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都是這樣”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便有無數驚濤駭浪扑面而來，艱難險阻如影隨形，一道道難關橫亙眼前。但中國共產黨人憑借著堅定不移的信念、高瞻遠矚的智慧以及百折不撓的頑強斗志，披荊斬棘，乘風破浪，一路過關斬將，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波瀾壯闊的奮斗篇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什麼時候沒有困難？一個一個過，年年過、年年好，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都是這樣。爬坡過坎，關鍵是提振信心。”

　　回望歷史，猶如開啟一座蘊藏無盡智慧與力量的寶庫，成為我們汲取精神養分、找尋前行方向的明智之舉。1942年，世界正處於戰火紛飛的動蕩之中，中國也在抗日戰爭的硝煙下艱難前行。延安，作為中國革命的燈塔，在重重困難與挑戰下，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以審慎的態度剖析這一年，去探尋先輩們在困境中堅守的信念，在艱難中奮進的勇氣，在復雜局勢下做出正確抉擇的智慧，對當下的我們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意義。

　　至暗時刻：“國民黨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1942年的延安，面臨的首要困難是經濟問題，主要表現在財源斷絕、供養人多、物資匱乏等方面。面臨的第二重困難是戰爭威脅和軍事封鎖。1942年，日軍對陝甘寧邊區採取隔河炮擊、飛機轟炸、經濟封鎖、特務滲透與破壞等手段，旨在摧毀邊區的指揮中樞和民眾的抵抗意志，破壞邊區的建設與發展，擾亂邊區的社會穩定。與此同時，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不准邊區的農副產品向外輸出，亦禁止“一斤棉花、一粒糧食、一尺布”進入邊區，使得延安遭遇嚴重的通貨膨脹，主要糧食作物小米的價格一度攀升至原來的14倍之多。面臨的第三重困難是延安自然條件惡劣，社會基礎薄弱，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加之1942年延安地區遭遇了較為嚴重的自然災害，1942年8月3日，安塞縣遭遇大雨，導致作物被沖毀，溺死74人，11400戶人家受災。此外，甘泉、延川、延長、子長、安塞、志丹、綏德等17市縣還遭受了水災、雹災、風災、虫災和瘟疫。原本困難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

　　毛澤東回顧那時的情形時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應對危機的總方針：“鞏固自己，沉機觀變”

　　處層層困境中的延安，中共艱難地探尋著前行的方向。毛澤東在1942年1月8日提出“鞏固自己，沉機觀變”。筆者認為，這是這一年的總方針，也是中共度過這一階段危機的總方略。

　　鞏固自己，意為增強自身的實力和能力，這裡指中共本身以及中共領導下的政權自身，通過自我的塑造和提升，使自身更加堅韌、自信。沉機觀變，意為深藏機智，觀察變化，它著重強調面對變化時的冷靜觀察和靈活應對。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我們需要保持冷靜的頭腦，敏銳地觀察和分析周圍的變化，以便做出正確的決策和行動。這裡的“沉機”可以理解為深藏不露的機智和謀略，而“觀變”則是對變化的敏銳感知和靈活應對。通過沉機觀變，我們可以在變化中找到機遇，化挑戰為動力，實現組織的目標和願景。這和今天常說的“面對復雜嚴峻形勢，我們沉著應變、綜合施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方略在中共的歷史上多次出現，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時期，但首先提出並應用於這一階段，它的核心在於：在困難面前不慌亂，通過鞏固自身實力、觀察形勢變化，尋找轉機，最終實現突破。

　　統一思想：“今年明年是最困難的兩年，所以要加強內部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后改稱《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著重闡述整頓黨的作風的重要性，提出整風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2月8日，毛澤東又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激起千重浪，全黨整風就此正式拉開帷幕。

　　在常人眼中，面對危機，理應迅速著手應對，然而中共卻做出了與眾不同的抉擇——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事實証明，整風將全黨同志緊密團結在一起，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和戰斗力，使中共在危機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准確把握形勢，制定出符合實際的戰略方針。這時，思想的統一猶如定海神針，成為凝聚力量、制定正確策略的關鍵所在。延安整風體現了中共在面對困難時的冷靜、沉著和戰略定力。經過整風，全黨在思想上達到了空前統一，從而大大凝聚了黨的戰斗力，為應對危機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統一領導：“加強各抗日根據地領導的統一”

　　1942年前后，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期，除了日本侵略者的“掃蕩”封鎖之外，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也十分猖獗。而當時各抗日根據地處於分割狀態，各根據地黨組織之間來往受到很大限制，各地常常處於“各自為戰”的境地，在行動上、政策上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聯系很少，這不利於應對危機。

　　為解決這一難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42年9月1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對中共的一元化領導作出了完整規劃。

　　危機場景下，時間窗口有限，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共應對危機的關鍵方法。這一方法在歷史的長河中經過無數次實踐檢驗，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卓越的效能。這一方法也不是我們先天就具備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機應對中習得的，而1942年是這一方法形成的關鍵年。

　　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促進了組織的大發展，使得各根據地之間、根據地上下，快速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應對危機的合力，保証了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其經驗至今仍有重要意義：黨的團結統一是黨的生命，越是面臨嚴峻形勢、復雜環境，越是處在困難階段、艱難時期，越要強調黨的團結統一。

　　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早在1938年，當困難剛剛露頭的時候，毛澤東就發出了“自己動手”的號召。1941年，中共再次強調必須走生產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他們發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使昔日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1942年，大生產運動進入高潮階段，中共號召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生產運動使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勝利地度過了抗日戰爭的最困難時期，為支持敵后長期戰爭、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1942年12月，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就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這就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

　　任何時期的危機，本質上都是對社會系統的壓力測試，其影響能夠同時穿透治理結構、社會肌理與信任網絡三個維度。通俗地說，它既是政府治理的危機，更是民眾信任的危機。因此，在困難時期，維護人民的利益顯得尤為重要。危機時刻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不僅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負擔，也帶動了人民群眾的生產，使解放區克服了嚴重的物質困難，更重要的是使得延安在最困難的時候保持了穩定的社會秩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時候都至關重要。小到一個人、一個集體，大到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會愈挫愈奮、愈戰愈勇，否則就會不戰自敗、不打自垮。”回看1942年的延安，我們深刻認識到，無論前行的道路如何艱難險阻，只要始終保持思想、意志、行動的高度統一，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沒有什麼艱難困苦能夠阻擋我們前進的步伐，這正是歷史給予我們的寶貴啟示，也是我們面向未來克服一切困難的底氣與信心所在。（作者單位：海澱區委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