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山東抗日根據地作風建設

　　1940年12月3日頒布施行的《山東省懲治貪污暫行條例》

　　抗戰時期，山東黨組織帶領山東軍民逐步建立起全國唯一基本以省為范圍的抗日根據地。在山東省檔案館館藏中，山東黨政軍群建立及發展壯大的檔案較為完備，在全國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有些珍貴檔案資料，如《山東省聯合大會特刊》《山東省戰時法規政令匯編》《起來！為廣大人民辦事！》《山東省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等真實反映了山東黨組織一以貫之狠抓作風、以優良作風贏得人心的歷程，彰顯了山東抗日根據地作風建設的獨特優勢和成效。

　　“嚴防其脫離群眾”

　　山東黨組織在領導山東軍民的抗戰中，始終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密切聯系群眾，建立了同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1940年7月，山東省各界代表聯合大會開幕，大會歷時1個月，會議選舉產生了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和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山東統一的抗日民主政權的成立，標志著山東抗日根據地正式形成。會后出版的《山東省聯合大會特刊》收錄了大會近百份文件資料，完整記錄了大會盛況，其中一份是《山東共產黨八路軍代表黎玉致詞》，鮮明提出：“中國共產黨山東分局與山東八路軍是堅決為以上抗戰目標與任務而奮斗到底。堅決與山東三千八百萬民眾共患難，同甘苦”“為山東人民的生存與幸福而奮斗到底！”還有一份是《戰斗中的山東人民——李竹如八月五日報告》，李竹如振聾發聵地指出：“嚴防群眾領袖的自高自大或自滿，嚴防其脫離群眾，防止其新官僚主義的生長。要使得大大小小的群眾領袖都能夠正確的了解：在你能夠代表群眾、為著群眾的時候，群眾可以將你高高的（地）舉起﹔但是當你脫離群眾、不能為著群眾的利益的時候，群眾也可以重重的（地）將你放下。”一個高高地舉起，一個重重地放下，反映了群眾對待領導干部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山東省檔案館館藏中還有一份手稿，是1944年《魯中區民主善政通訊》，開篇一段話即是：“自從抗日民主政權誕生的那天起，就沒有一件事，不是為了老百姓的，在環境較好時是如此，在環境惡化時也是如此。在基本地區如此，在敵游區也同樣是如此。”“四個如此”生動勾畫了黨領導下的山東各級抗日民主政權一心為民的良好形象。

　　通過這三件檔案可以感受到，山東黨組織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最終贏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信賴。

　　“要提倡說老實話，要實事求是”

　　在整風運動中，山東汲取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教訓，使整風運動健康扎實、富有成效。中共中央在《關於反對反奸斗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中肯定了山東的做法：“不管反省任何問題，要提倡說老實話，要實事求是，反對嘩眾取寵，牽強附會，夸大其詞。山東分局運用這種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經驗。”

　　根據中央部署及劉少奇的指示，山東黨政軍領導同志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黎玉在沂蒙山區調研時，與農民同吃同住，發現各級組織干部群眾觀念不足、對減租減息認識不到位，發表了題為《起來！為廣大人民辦事！》的講話，發出了“民主政府是站在人民頭上統治人民的衙門呢？還是由人民選出，為人民辦事的機關呢”等對政府干部的“四問”。這“四問”在根據地廣為流傳，推動了減租減息政策的全面落地見效。

　　此外，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膠東行署規定“文件須附具體執行方案”，杜絕空泛指示﹔魯中軍區要求工作匯報“用數據說話”，如1944年大生產運動中，開荒面積需經實地丈量，增產數據由群眾代表簽字確認等，這些求真務實的舉措促使山東抗日根據地在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司法建設等方面均有開創性貢獻。

　　“做到不浪費一粒米、一文錢、一縷布”

　　1940年11月，全省行政工作會議召開，關於此次會議的檔案，留存下來的有《黎玉：在全省行政會議上的閉幕詞》，其中提到，“新民主主義的政權要有新民主主義的作風”“要廉潔奉公，就要能過艱苦的生活”，奠定了各級政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基調。

　　在根據地，各級領導干部率先垂范，厲行節約。1943年10月，《大眾日報》報道了黎玉個人省吃儉用計劃，包括：每日糧食由2斤6兩減至1斤4兩﹔省出細糧給傷病員吃﹔自配墨水﹔用大眾電訊紙寫便條、便信等。在領導同志帶動下，根據地從上到下形成了“用最少的錢，辦最多的事”的過緊日子的信條。

　　各級機關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節約舉措，如膠東、清河區《主署機關1942年下半年生產節約工作計劃與辦法》，這份檔案在辦公用品、服裝鞋襪、糧秣、醫藥衛生等方面要求非常細致。如在節約辦公用品方面提出，辦公紙張一律用小版紙，並且要兩面用，非特殊情形不用大版紙、牛皮紙﹔用舊書舊報做稿紙或便條，個人學習用紙一律自備﹔信封要用四次，信紙可用兩次。服裝鞋襪方面提出，服裝換下一律交公，換新時要交舊等。

　　1942年2月7日，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發布《關於實行精兵簡政的決定》，這份檔案特別強調要縮小編制，減少單位，同時建立正規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其中“做到不浪費一粒米、一文錢、一縷布”，讓厲行節約的要求具象化了。此后山東抗日根據地先后進行了三次精簡，提高了工作效率的同時，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改善了群眾生活。

　　“嚴懲貪污分子”

　　1940年8月，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頒布的根據地憲法性文件《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中，將“嚴懲貪污分子”作為一項重要的革命綱領，山東抗日根據地相繼頒布了一系列規范財政收支、懲治貪污腐敗的法規制度，大部分以法令匯編的形式留存下來，其中包括山東省政府秘書處翻印的《山東省戰時法規政令匯編》，匯編收錄的兩份懲貪文件，對懲處貪污行為要求非常嚴格。一份是1940年12月3日頒布的《山東省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將貪污列為重大犯罪，其中規定：“貪污財物在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一份是針對糧食這一黨政軍民的生命線制定的專門反貪條例，即1943年8月1日施行的《山東省懲治貪污公糧暫行條例》，其中規定：“貪污公糧在五百斤以上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據地民主政府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做到了令出法隨，嚴懲不貸。如1942年6月，費南縣政府二科倉庫主任王俊德，私造收據，貪污田賦稅收公款1250元﹔費南縣秘書處某軍用代辦股長，利用公款販賣流通券，從中貪污1340元，均受到了嚴肅懲處。《大眾日報》報道了相關處理情況。

　　在中國共產黨一心為民、艱苦奮斗、廉潔奉公、求真務實的作風建設實踐中，山東黨政軍民一起，譜寫了黨群同心、軍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歷史壯歌。

　　（作者系山東省檔案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