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研究的拓展與深化

今年是遵義會議召開90周年。近年來學界從大歷史觀著眼更為關注遵義會議的意義、地位以及遵義會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等中觀或宏觀領域，對一些專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遵義會議的內涵界定

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同遵義會議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紅軍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廣義遵義會議的基本內涵，就是以狹義遵義會議為中心，涵蓋之前和之后若干會議的系列會議的統稱。但具體包含哪些會議，學界又形成了1＋4、1＋5、1＋6、1＋7等四種不同的觀點。其中“1”就是指一個中心，也就是狹義的遵義會議。

“1＋4系列會議”說的主流觀點認為，以1935年1月會議為標志，加上之前的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和之后的雞鳴三省會議、苟壩會議一起構成大遵義會議。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廣義的遵義會議應該包括1934年12月12日召開的通道會議、12月18日召開的黎平會議、1935年1月1日召開的猴場會議、1月15日召開的遵義會議和2月5日召開的扎西會議”。

“1＋5系列會議”說的主流觀點認為，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前奏”，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瓦窯堡會議是“遵義會議的最后完成”。另一種意見認為，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是“醞釀准備之會議”，遵義會議是“轉折之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是“完善貫徹執行之會議”。

“1＋6系列會議”說的主流觀點認為，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是“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准備的系列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是“對鞏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發揮重要作用的系列會議”。也有學者認為，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可視為遵義會議的“預備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

“1＋7系列會議”說的主流觀點認為，廣義遵義會議、大遵義會議就應該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常委會、扎西會議、苟壩會議以及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的3次會議是“發展過程中的會議”，之后的4次會議是“完善過程的會議”。也有學者認為，構成廣義遵義會議系列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應該是瀘定會議。

遵義會議與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形成

學界對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有頗多分歧，形成了“確立說”“重新確立說”“實際上確立說”“沒有確立說”等幾種觀點。不同觀點的背后，其實是研究方法和評判標准的差異。

一些學者認為，分析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關鍵在於究竟是從形式上看問題，還是從實質上看問題。如果僅從形式上來看，遵義會議只是增補了毛澤東為五個常委之一，並且五個常委的職責還沒有明確分工，因此談不上確立了毛澤東領導地位，但從實質上看，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得到了肯定，也就意味著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事實上得到了認可。因此，遵義會議時期雖然毛澤東不是黨中央的“一把手”，但實際上卻成了黨的領導核心。甚至有學者指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領導地位的確立是一個歷史常識，毋庸置疑，質疑這一觀點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一些學者提出，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一個逐步形成的過程。這一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還存在分歧，如在確立時間上，形成了遵義會議說、苟壩會議說、土地革命戰爭后期說、紅軍長征勝利說、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說、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說等不同觀點。有學者認為，以上幾種觀點的論據都不充分，遵義會議是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確立過程的起點，最終確立的標志是黨的“七大”。也有學者認為，自遵義會議起包括會后不長的一段時間，經過五次職務調整，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才算是畫上了一個圓滿句號。還有學者認為，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領導權，不只是因為他成為黨、軍隊最高領導層的核心成員，更主要的是毛澤東一貫堅持的正確路線和方針“重新為黨中央所接受，成為指引紅軍轉危為安的行動指南”。

重要人物的歷史貢獻

與遵義會議相關的歷史人物研究是學界關注的一個重點話題。

學者們普遍認為，遵義會議能在實際上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作為當時掌管中央和紅軍最高權力的“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通道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繞道貴州去湘西的策略，“得到了當時就准備轉向‘中央隊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周恩來主持黎平會議，採納了毛澤東放棄湘西去黔北這一具有決定意義的正確主張，並不惜為此與李德發生激烈爭論。周恩來是遵義會議的具體組織者，在會上主動承擔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相應責任，對毛澤東的發言予以支持。正是因為他舉重若輕的高超智慧、虛懷若谷的認錯態度和開誠布公的寶貴建議，使各項議題得以順利通過，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起了決定性作用。

張聞天是把毛澤東重新推上核心決策層的兩個關鍵人物之一，在促成核心領導層的“權力轉移”過程中功不可沒。綜合學者們的觀點，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貢獻主要表現在湘江戰役失敗后，有力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遵義會議上，第一個站出來做反對“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報告，為正確路線得到與會同志的肯定和支持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遵義會議后，他履職盡責，及時起草並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為會議精神的貫徹落實和全黨全軍戰略轉變作出了積極貢獻。

王稼祥在紅軍長征途中與毛澤東、張聞天關系密切，共同反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他與張聞天“橘林密談”，共商毛澤東出山計劃，並主動尋求彭德懷、聶榮臻、劉伯承、楊尚昆等的支持。他是遵義會議的策劃者和倡導者，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因此，學者們認為：“正是由於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支持，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也正是由於他在遵義會議上投出了關鍵一票，才使遵義會議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陳雲是參加遵義會議的4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學者們認為陳雲對於遵義會議的貢獻主要在於四個方面：一是對遵義會議順利召開的積極作用﹔二是對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以及向共產國際的匯報﹔三是對一些歷史“謎團”的澄清﹔四是對遵義會議的親筆回憶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此外，朱德、鄧小平、劉少奇、博古等與遵義會議召開的關系亦有學者論及。

遵義會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胡繩是較早提出遵義會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的學者。他指出，遵義會議使中國共產黨“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走自己的路”，從而“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如何進行革命的問題”。

一些學者認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共產黨開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征程的重要歷史節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翻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篇章，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基本品質。

遵義會議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是遵義會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論域的核心問題。有學者認為遵義會議為毛澤東思想的最終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遵義會議精神歷史地呈現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全新歷程。還有學者認為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不到四年的時間，正是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毛澤東思想趨向成熟。所以，遵義會議在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與重大意義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是學界討論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的立足點。有學者認為，遵義會議既是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也是中國共產黨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歷史轉折點。還有學者提出，遵義會議之所以是轉折點，因為從此以后，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改變了、黨的發展局面改變了。

關於遵義會議作為歷史轉折點的具體表現：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遵義會議直接解決的是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但也有論者持不同觀點，認為王明“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具有慣性的延續作用，靠三天的遵義會議很難清除。關於遵義會議與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遵義會議並未解決當時的政治路線問題。但也有少數學者提出，遵義會議實際上結束了“左”傾政治路線對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了新民主主義政治路線對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因此，遵義會議也是黨的政治路線的實質性轉折。

遵義會議標志著黨的成熟，這一觀點學界歷來較為一致。這一觀點的主要立足點就是學界普遍認為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開端，從此以后，中國革命擺脫了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在對黨的獨立自主進行充分論述的基礎上，學者們認為，遵義會議既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又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還建立了集體領導體制，轉變了領導作風，同時第一次正確處理了我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因此，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也標志著黨中央的領導走向成熟。

（作者為黔南民族師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