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壁留款信：蘇區宣傳工作神來之筆

榮福堂坐落在漳平市象湖鎮楊美村，符合絕大多數閩南古厝的建筑樣式，是一座典型到平平無奇的傳統大厝民居。而在這座當時算是大戶人家護厝的廂房內，卻特意保留著1929年紅軍行軍過程中留下的一封題壁留款信，成為中國共產黨蘇區宣傳工作取得重大勝利的縮影。

這座大厝佔地面積約430平方米，建於1911年，肇建者為清末監生蘇聯忠（1886—1942年），以經商為業，是當地知名的鄉紳，人稱“蘇和”。主體建筑布局有二進，第一進為“下落”，為門廳所在﹔第二進為“頂落”，也稱“上落”“厝身”，為大廳及主要居住用房所在。大厝前有石坪，稱“埕”，兩進中間圍繞形成天井。木制的大門左右有寶瓶形狀如意紋木雕裝飾，寓意“出入平安”。寶瓶上又有象征著“花開富貴”的卷草紋木雕裝飾。大廳兩側木雕裝飾中間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四邊配有花卉、喜鵲、寶瓶、花籃等圖案，加上鎏金油漆，遠看大氣，近看精致。

根據鄧子恢1929年8月22日的《閩西工作報告》中“四軍十九日離開”漳平，可以推知，當時途經象湖楊美村休整的部隊正是朱德率領的向大田縣進軍的紅四軍，時間應該是1929年8月20日前后。根據蘇家后人口述，當時紅四軍欲在當地求購一些糧食，而村民對這支紅軍並不了解，誤以為跟其他軍閥一樣，都紛紛逃出村外。紅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因腿腳不便沒有外逃的村民蘇觀泗，向他耐心解釋了紅軍是專門打土豪劣紳、為窮人謀福利的隊伍。之后，蘇觀泗才帶著紅軍在其外出躲避的堂弟蘇和家找到了米缸。

紅軍在留足蘇家口糧的基礎上，用超過當時米價的二元大洋購買了蘇家的26斤大米，並在蘇宅的廂房牆壁上留下了“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買了廿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觀泗老板手裡”（標點為筆者加，異體字按今簡化字處理），落款“紅軍”的題壁留款信。留款信共4行30個字，行書字體墨水豎寫，字跡清晰但稱不上美觀，簡潔明了，無標點符號，“廿六斤”的“六”應為漏寫后補充上去，最后一字應為“裡”字的簡寫，比較符合當時行軍過程中臨時題寫的情景。但這臨時為之的題壁留款信，卻起到了重要的宣傳意義，可以稱之為當時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神來之筆。

留款信書寫的對象是“蘇和”老板，所以它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宣傳告訴當地百姓，紅軍不是舊軍閥，而是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部隊，始終代表人民利益，自始至終為人民謀利益。這應是這封留款信最直接的宣傳意義。

第二個宣傳目的便是在部隊內部進行一次生動的紀律教育。1927年，毛澤東通過三灣改編確保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其中強調的就是要加強黨對軍隊的組織紀律教育。針對當時少數戰士行為散漫、不聽指揮，甚至有舊軍隊亂拿群眾東西的老毛病，1927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井岡山西南的荊竹山向部隊作動員講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項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三、打土豪要歸公。”這便是后來“三大紀律”的雛形。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縣城指揮部隊下鄉的過程中，毛澤東宣布了工農革命軍最早的六項注意：“還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1929年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部隊的實際情況，在六項注意的基礎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兩條規定，從而形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初始內容。

而朱德率領的紅四軍經過漳平正是這一組織紀律提出不久的時候，亟須在部隊內部進行深入的宣傳教育。比如，1929年1月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中提到“紅軍宗旨……官佐兵伕，服從命令平買平賣，事實為証……革命成功，盡在群眾。布告四方，大家起勁”﹔1929年4月紅軍第四軍政治部又發布《紅軍標語》，其中就包含“沒收土豪田地分配農民”“士兵不打士兵”“無產階級不打無產階級”“公買公賣”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內容。

而通過這一封留款信的書寫，既宣傳了紅軍遵守軍紀的事跡，同時更是一次直接向紅軍戰士宣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生動案例。紅四軍把留下買糧食費用這一事情通過類似宣傳欄的方式在部隊中廣而告之，用戰士們的親力親為，讓他們知道如何做到“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無疑是這封留款信最核心的宣傳意義。

第三個宣傳目的則要從留款信專門提及的“二元大洋”購買“廿六斤大米”說起。從1929年前后全國普遍的購買力來說，一塊大洋可以買到約20斤大米，而根據1929年11月《關於當前蘇維埃工作問題》報告中指出當時“政府職員伙食費每月多至三元”，可以看出當時的二元大洋遠超過當地26斤大米的價格。當時蘇區面臨著較為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而紅四軍為何斥“巨資”買米？其實，這跟當時蘇區開展土地革命的軍事斗爭需求密切相關。

由於國民黨對蘇區實行白色恐怖封鎖政策，故意壓低蘇區農產品，主要是米、肉、雞蛋等的價格，抬高工業品，包括鹽、糖、洋油的價格，造成了“剪刀差”的價格現象，破壞了中央蘇區的經濟秩序。鄧子恢在1929年9月就專門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說“農產品飛快的（地）降低（米價大池每元四斗多，古田二斗多，虎崗三斗多，北三、四區二斗，龍門、龍岩一斗五六）”，一斗米等於12.5斤，“剪刀差”價格嚴重的大池地區一元大洋就能買50斤的大米。

這種現象如果持續下去，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將會失去蘇區農民的支持，嚴重影響革命工作的開展。為此，鄧子恢提出要研究、解決這一問題，可以施行“在農村群眾大會或代表會議中擴大宣傳，或討論剪刀政策，使農民明白米價跌落的原因在土豪不借而不是共產不好”的宣傳策略。

而紅四軍此時用遠超當地物價的二元大洋購買了26斤的大米，僅從價格數量來說，其解決“剪刀差”價格問題的效果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把它變成一種宣傳策略來說，則能夠對共產黨在農民中的形象起到積極正面的宣傳作用。紅四軍用題壁留款信的方式告訴當地百姓，共產黨不是造成米價降低的原因，相反共產黨是始終代表農民利益的一方。這無疑是對國民黨經濟封鎖造成“剪刀差”的有效宣戰。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封留款信對於當時蘇區土地革命斗爭的開展具有迫切的宣傳意義。

這種宣傳效果的出現是共產黨一直以來重視加強組織紀律宣傳教育的必然結果。與榮福堂的題壁留款信同時保存下來的，還有留在其外牆的宣傳標語。外牆的左邊，可以清晰辨認的是“反對帝國主義”“收回（租）界”，落款“紅四軍”等字。其中“四”字寫在“紅軍”的下行，上方又緊跟著與字體一樣大小的“。”。

根據1929年4月紅軍第四軍政治部發布的通知，其中對紅軍宣傳標語格式作了明確的規定，“署名一律署‘紅軍’兩個字，不准署雜色名義。標語落尾廢止感嘆號（！）改用斷句號（。）”。從中可以看出，外牆的這個標語應該是根據這一規定進行書寫的。

外牆的右邊寫有“農民組織……”，后面四個字已經無法認清，但按照1929年紅軍第四軍政治部發布的《紅軍標語》內容，根據殘留的字跡，可以辨別后面四個字應為“農民協會”。所以，左邊的宣傳內容與“打倒帝國主義”相關，右邊則與“土地革命”相關，均為1929年紅四軍在蘇區推動土地革命斗爭中制定和使用的固定標語，而且都用工整對齊的美術字體書寫。

由此可以判斷，這些標語應該是當時紅四軍經過時同時寫下的。不同的是，題壁留款信是臨時為之，而標語則是有意為之。由朱德擔任軍長、毛澤東擔任黨代表的紅四軍是最早重視宣傳工作的蘇區軍隊。1929年4月，紅四軍政治部發布通知，規定“軍部直屬隊，一二三縱隊，四個單位，每個單位均負擔標語全部，各單位由政治部負責自行分工，一律用筆寫上牆壁，不准偷懶改用紙貼”，並對書寫標語的注意事項、宣傳技術等作了詳盡的規定，“不要寫草字、省筆字。慢一點寫，力求寫得好看，不要性急亂涂。不要寫錯，不要遺落字，一個標語寫完須查看一遍才走”。這些注意事項都在榮福堂留下的宣傳標語中得以一一體現。也正是因為共產黨自上而下對宣傳工作的重視，才能在關鍵的時刻寫下這封意義重大的題壁留款信。

顯而易見，紅四軍的宣傳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蘇家理解並認同了這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隊，他們把當時留下的題壁留款信刻意地保護起來，直至今天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的有效見証。

（作者單位：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