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哈爾濱的51天

從1920年10月20日晚八九點抵達哈爾濱車站，至12月10日離開，瞿秋白在這裡度過了難忘的51天。

這51天裡，瞿秋白接觸了哪些人？對他的思想發展產生了什麼影響？他在哈爾濱第一次聽到《國際歌》時，為什麼會立即產生把它翻譯成漢語的沖動？黑龍江省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何偉志運用史料為我們還原了當時的一些細節。

責任與使命：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

1920年10月，哈爾濱已是深秋，一個夜晚，一列從北京開來的列車緩緩駛入哈爾濱火車站。在下車的匆匆人流中，有一位瘦削的年輕人，他身著西裝外套大衣，提著一個半新不舊的皮箱，高鼻梁上架著一副細邊眼鏡。他就是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

瞿秋白此行的目的，是與俞頌華（俞澹廬）、李宗武（李續忠），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記者的身份赴蘇俄採訪，途經哈爾濱。因蘇俄紅軍正在與白匪軍作戰，滿洲裡至赤塔的一段鐵路遭到破壞，火車停運。

此次能夠有機會赴蘇俄考察，與當時擔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主編的俞頌華有很大的關系。1919年4月，俞頌華向《時事新報》報社主持人張東蓀提出想去蘇俄採訪的要求。最后決定由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共同負擔一切費用，派俞頌華前往蘇俄採訪，並允許聘請一名精通俄文的翻譯人員同去。1919年底，俞頌華收到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生瞿秋白投寄來的兩篇譯文，即托爾斯泰的《告婦女》《答論駁〈告婦女〉書之節錄》。該兩篇譯文被刊登在《解放與改造》第5號上。從此，俞頌華與瞿秋白建立了聯系。

1920年10月初，俞頌華來到北京，同瞿秋白商量赴蘇俄採訪事宜，瞿秋白喜出望外。驚天動地的十月革命，在瞿秋白的眼中仿若“陰沉沉、黑黢黢的天地間，忽然放出一線細微的光明來了”。但十月革命后的新俄國到底是什麼樣子，他還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不十分清楚的”。他接受了俞頌華的邀請，決意去蘇俄進行實地考察。后經商量，俞頌華、瞿秋白和另外一位北京俄文專修館的學生李宗武3人，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兩家報紙特派員和記者的名義，一同赴蘇俄採訪。

當時俄國被人稱為“餓鄉”。親友極力勸阻瞿秋白不要貿然進入“絕地”。瞿秋白力排眾議，認定那裡是“紅艷艷光明鮮麗的所在”“寧死亦當一行”。為尋求救國的道路，他願化身“追光者”“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正如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一書中寫道：“我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我願去，我不得不去。”

一路輾轉到哈爾濱的經歷，已然在瞿秋白的“心理變遷史中”留下了“一鱗一爪的痕跡”。在《餓鄉紀程》中，瞿秋白將一路途經的奉天、長春、哈爾濱的社會風貌形容為：“從天津到哈爾濱，走過三國的鐵路，似乎經過了三國的邊界：奉天的中日相混，長春哈爾濱又是中俄日三國的復版彩畫。哈爾濱簡直一大半是俄國化的生活了。”中國到了不得不開辟新出路的時候了。

哈爾濱當時非常寒冷。瞿秋白他們居住在“福順棧”，宛若“天天坐在層冰嚴結的水晶宮”“窗子上的冰，一天天厚起來”“黯黯的一盞電燈，密不通風的大窗子，一張桌子兩張凳子，四張板鋪”“滿屋子，桌子上凳子上床上，堆著報紙雜志筆墨紙硯、臉盆、牙刷，高高低低像亂山似的”。俞頌華開始還想搬家，因“一時找不著房子，隻得罷了”。

“幸而不久就得到赤軍佔領赤塔的消息”“已有一些希望”，於是“大家也漸漸定心了”，把“哈爾濱一游”，當成了研究新俄國社會的“緒言”。

考察與收獲：先得共產黨的空氣

在哈爾濱的51天裡，瞿秋白共發出報道13篇。其中，自己撰寫9篇，與他人合作4篇。同時，還起草了《餓鄉紀程》一書的前8章。瞿秋白在該書中幾次提到，在哈爾濱先得“共產黨的空氣”。這是他在大量的社會調查中，接觸到俄國十月革命在哈爾濱的余波。

20世紀初的哈爾濱，是馬克思主義向中國傳播的前沿陣地。在哈爾濱的51天裡，瞿秋白大致做了以下四個方面的事情：一是深入開展社會調查，了解當時最敏感的中、俄、日外交斗爭問題和哈爾濱人的生活狀況﹔二是廣泛地同蘇俄和遠東共和國在哈爾濱的官員和干部接觸，了解蘇俄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三是採訪中東鐵路俄國工黨聯合會和哈爾濱職工聯合會負責人，參加俄國工黨聯合會舉行的政治活動﹔四是寫作，向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寫消息，起草《餓鄉紀程》。

瞿秋白“每日出去訪俄國朋友，調查調查俄國的工人組織，並且搜集些俄文書報，以為研究勞農政治的材料”。在此期間，瞿秋白走過哈爾濱的“偏臉子”“三十六棚”等棚戶區，目睹了窮困潦倒的工人苦力、“窮毛子”和像乞丐般生活著的中國同胞，接觸和採訪了蘇維埃派到哈爾濱的官員，參加了他們的政治活動。瞿秋白最關心中國工人的命運，他多次去中東鐵路哈爾濱總工廠聽工人編的歌謠，其中有一首他記了下來：“三十六棚是冷寒宮，窮人過冬要人命，長夜沒火難取暖，跺腳取暖到天明。”不管是乘馬車、上飯館，還是進理發店，他都要和車夫、老板、剃頭的聊天，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

作為一名新聞記者，職業特性使瞿秋白以客觀冷靜的態度記錄所見所聞，報道真實的路途見聞。在哈爾濱，瞿秋白不斷將在這裡的見聞發給北京《晨報》，內容多為介紹哈爾濱的“共產黨空氣”。在此期間，瞿秋白重點關注兩個主題：一個是蘇俄遠東問題，一個是哈爾濱的情況。這兩個問題不僅關涉他能否順利到達莫斯科，也同蘇俄的現實和未來緊密聯系在一起，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相關聯。

他在《哈爾濱之勞工大學》中寫道：“據雲哈埠共產黨(指布爾什維克黨)雖僅兩百人，但哈埠至滿洲裡中東路工人有十二萬，對共產主義頗有信仰。”

瞿秋白最早發出的新聞報道是《哈爾濱四日之見聞》，記錄了他在哈爾濱頭幾日的所見所聞。他當時最注意的是俄國人、日本人在哈爾濱的情況，以及蘇俄對哈爾濱的影響。當時“日本人在哈埠有五千余人，卻也很有勢力，滿街插著日本旗的汽車、紅十字會車、兵車，觸目皆是”。此時，瞿秋白極為敏感地注意到日本計劃殖民侵略哈爾濱的跡象，表示“日本人卻趁此機會想取得中東鐵路，日本人若得中東（鐵路），哈爾濱就快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了”。可謂是提前預言了九一八事變、哈爾濱淪陷的悲劇歷史。

瞿秋白通過調查發現，自中東鐵路修建以來，哈爾濱的俄國工人反抗沙俄的斗爭一直與其國內的革命斗爭相呼應，哈爾濱是俄國革命和反革命兩種勢力在中國的聚集地。早在1905年，哈爾濱就出現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的支部組織，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成立了工會組織——中東鐵路職工聯合會。該工會在領導俄國工人反對沙俄統治者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07年5月，中東鐵路的中俄工人在哈爾濱共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中俄工人舉行了多次大罷工，為捍衛蘇維埃新政權作出了貢獻。此時，中東鐵路俄國工黨聯合會與哈爾濱職工聯合會，是俄國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活動中心，經常舉辦一些教育活動，團結中俄工人。瞿秋白認為，若能採訪中東鐵路工黨會長首領及哈埠工會聯合會負責人，意義更為突出。

經布爾什維克黨員尤亭介紹，1920年11月21至22日，瞿秋白和友人廖連雅兩次訪問了中東鐵路俄國工黨聯合會會長、《前進報》總經理國爾察郭夫斯基，談了中東路交還中國、俄日關系、中俄外交等問題，了解到俄國工人運動的具體情況。通過這次訪問，瞿秋白對國爾察郭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稱他“年紀很輕”“精神飽滿，年富力強，有很有作為的樣子”。採訪中，國爾察郭夫斯基也向瞿秋白提問：“俄國勞動人民對於中國國民未嘗有絲毫的惡意，白黨在哈爾濱勾結日本人暗殺新黨首領（國氏也曾兩次遇險）……不但擾亂治安，而且他們一旦得勢，全滿洲都成日本的殖民地，我們同是東方被壓迫的民族，何以中國政府不知道果斷實行而還是這樣優容舊黨，養癰遺患呢？”訪問結束后，瞿秋白與俞頌華合寫了通訊《中東鐵路工黨會長首領之談話》，發表於11月30日和12月12日的北京《晨報》。

12月8日和9日，經友人廖連雅介紹，瞿秋白訪問了哈爾濱職工聯合會會長洛拔諾夫，詢問了哈爾濱職工聯合會的宗旨、組織和工人的工作、生活狀況，並探詢了洛拔諾夫對哈爾濱市政的意見，和對遠東統一問題的看法。訪問結束后，北京《晨報》刊登了瞿秋白與俞頌華合寫的通訊《哈埠工會聯合會會長訪問記》。1920年11月25、26日，上海《時事新報》刊登了瞿秋白與俞頌華合寫的通訊《兩個有黨派關系的俄人對於俄國外交內政矛盾的意見》。

瞿秋白對哈爾濱俄僑的思想動態極為重視，做過較周密的調查與考察，寫有《哈爾濱俄僑之輿論》一文，發表於1920年12月10日至11日的北京《晨報》。瞿秋白稱此文“是關於俄人方面調查的一個總括的報告”，報道了俄僑關於“取消使領”“中東路管理”“哈爾濱市政”等三方面的看法，並陳述了自己的觀點。

瞿秋白在哈爾濱憑借新聞記者的身份，不放過任何機會進行採訪。他走過的地方，參加的場合，經歷的事件和遇到的諸色人物等，甚至帶有某些傳奇色彩和冒險性質。他在哈爾濱廣結朋友，其中有俄共黨員，也有非黨員，還有青年人。他曾與日本新聞記者交談，還訪問過由俄國國民民主黨保守派主辦的《俄聲報》和謝苗諾夫派主辦的《光明報》的編輯，了解到了謝苗諾夫勾結日本人的陰謀。

1920年的哈爾濱之行，是瞿秋白到哈爾濱最早的一次，也是停留時間最長、收獲最大、對他影響最深的一次。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中感慨：“我在哈爾濱聞到了共產黨的空氣。”

震撼與覺醒：第一次聽見《國際歌》

在哈爾濱的51天，帶給瞿秋白許多新鮮體驗，尤其令他難忘的，是第一次在哈爾濱聽到了《國際歌》。

在哈爾濱期間，受中東鐵路俄國工黨聯合會會長國爾察郭夫斯基之邀，瞿秋白參加了在哈爾濱召開的慶祝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大會。正是在這次慶祝活動上，瞿秋白第一次聆聽到《國際歌》。對此，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一書中作了較為詳盡的描述：

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城發生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日子（俄國向用希臘歷，比西歷遲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歷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謂之“十月革命”)。我當時還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國友人的介紹去參觀他們的慶祝會。會場是哈爾濱工黨聯合會預備開勞工大學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國警察廳的許可，召集大會。

會場裡擁擠得不（得）了，走不進去。我們就同會長商量，到演說壇上坐下。看壇下擠滿了的人，宣布開會時大家都高呼“萬歲”，哄然起立唱《國際歌》，聲調雄壯得很——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國際歌》，到俄國之后差不多隨處隨時聽見，蘇維埃俄國就以這歌為國歌。

在這次大會上，瞿秋白還聽到了有關“慶賀蘇維埃政府”“俄羅斯共產黨”“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等方面的演說。會議結束前又得到赤塔遠東新政府在這一日宣告正式成立的消息，還聽了從莫斯科剛到的一個共產黨人的報告，大家更激昂慷慨，歡呼萬歲。“大會完之后我們就到俄國友人——一多數黨——家裡去晚宴。屋子裡放著盛筵，電燈上包著紅綢，滿屋都是紅光，紅光裡是馬克思、列寧的肖像。”“忽然席間來了一位剛從莫斯科到此的共產黨，又站著演說。”

在反動軍閥統治下的哈爾濱，大規模集會竟然可以不受限制，國際歌可以“聚而合唱”，馬克思、列寧的照片可以“公開亮相”，共產黨人可以“站著演說”。這種紅火的政治氛圍使瞿秋白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第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力量與決心。

《國際歌》豪邁的歌詞和激昂的旋律，強烈地震撼著瞿秋白的心靈，使他熱血沸騰、激動不已。對於尋找未來中國的“光明的路”，瞿秋白也在這“聲調雄壯得很”的歌聲中找到了信心。瞿秋白經歷過五四運動群眾罷課罷市、演講歡呼、與軍警肉搏這些轟轟烈烈的場面，但是像在哈爾濱這樣歡呼十月革命勝利、引吭高唱《國際歌》、縱情暢談共產主義的場景，在當時的北京和中國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無法想象的。雖然這類活動是俄僑中的布爾什維克黨、進步群眾組織的，但也有許多中國工人參加。此時的瞿秋白，已經在《國際歌》聲中漸趨覺醒，已不再是從北京啟程時的那個懵懂青年了。

正是在哈爾濱的這次難忘經歷，讓瞿秋白萌生了把《國際歌》介紹到中國來的想法。在20世紀初，《國際歌》隻有歌詞傳到中國。在瞿秋白翻譯《國際歌》之前，《國際歌》在中國已有三種譯文，但是沒有一種譯得完好且能夠唱頌。《國際歌》最早的譯文刊登在1920年10月《勞動者》第二期上，當時將歌詞最后一句譯成“最后的奮斗，快聯合，將來之世界隻有人類全體”。同年11月，在法國出版的《華工旬刊》上也譯載了《國際歌》，歌詞最后一句被譯成“團結我們，明朝的國際，才是人群。”1921年的《小說月報》又譯載了《國際歌》，把歌詞最后一句譯成“人類都將同著第三國際黨，一塊兒奮起！”總之，這三種已有的譯文都不能准確、完整地表達原歌詞中的真正含義。瞿秋白下決心要譯出“能夠讓千萬人用中文唱出來”的《國際歌》。

瞿秋白既會彈鋼琴，又會譜曲，加上他淵博的知識，到蘇俄后不久就把《國際歌》歌詞譯成中文，並配到歌譜裡。在翻譯時，為了使《國際歌》的歌詞中國化，瞿秋白參考了俄文、英文、法文等文本，反復校譯，力求准確。特別是在翻譯“國際”一詞時，參照了許多國家的音譯做法，直接用同音字代替，寫成“英特納雄耐爾”。這樣，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唱起來，這個詞的發音都一樣，收萬口同聲、情感交融之效，表達了全世界無產者的共同誓言：一定要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這樣的譯法一直沿用至今，其中有著瞿秋白的一番苦心，更寄寓著他對於中國革命未來的美好期許。

1923年6月，瞿秋白把《國際歌》的中譯稿發表在他自己主編的《新青年》創刊號的顯要位置上，並加了按語，介紹《國際歌》的來歷和意義。從此《國際歌》便在中國傳唱開了。

此后，瞿秋白在多個場合指揮、教唱《國際歌》，其中包括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最后一天，在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前指揮參會代表高唱《國際歌》。在雄壯有力的歌聲中，中共三大勝利閉幕。由此開始，在黨代會閉幕式上全體代表高唱《國際歌》成為延續至今的慣例。

“啟程了，啟程了！向著紅光裡去！”1920年12月10日，從哈爾濱到赤塔的火車終於通了。瞿秋白一行搭上第一班火車，離開哈爾濱向莫斯科進發，路經俄國遠東名城赤塔，穿過貝加爾湖，飛越烏拉爾山，1921年1月25日到達了他們心中向往已久的赤都——莫斯科。

（來源：人民政協報，作者系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共黑龍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黑龍江省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