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明晨星

箭杆胡同20號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隱身在東華門大街北側曲折幽靜的胡同深處。100多年前，這裡是陳獨秀在北京的居所，也成為《新青年》編輯部。

這座小院，曾聚集起一批優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驅，掀起了影響整個中國社會的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通過《新青年》登上歷史舞台，他們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啟發新覺悟，喚醒了一代青年。而這些青年人也正像新文化運動興起時所期望的那樣——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都被《新青年》所激蕩。

馬克思主義在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中得以傳播，像破曉時的曙光，指引著在黑暗中尋求光明、在蒼茫中摸索前路的中國人，並在此后百年間，徹底照亮了中國。

“青年的指導者”

1917年1月4日，景山東街馬神廟，北京大學校門口，一行師生列隊歡迎剛剛上任的新校長蔡元培，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禮。蔡元培見狀，脫下自己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師生們回鞠一躬。

這一幕，讓一百多年前的北大師生“大為驚訝”。

北大校長是由大總統直接任命的要員，進門時師生都需要行禮。北大學生顧頡剛見識過幾任校長，都對這些行禮視而不見、不予理睬。蔡元培到校第一天，就打破了歷任校長的“慣例”。

當時的北大，作為全國最高學府，還有很多今人難以想象的“慣例”。

在顧頡剛印象中，那時的北京大學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隻想做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

學生很多是官僚、大地主子弟，整日打麻將、吃花酒、提籠架鳥、逛八大胡同，對讀書毫無興趣，不過是混資格，以便將來進入政界。整個校園都彌漫著封建官僚習氣。

3個多月前，蔡元培在法國巴黎，正在為留法勤工儉學會奔波，突然接到北洋政府教育部總長范源濂的電報，邀請他擔任北大校長一職。身邊老友紛紛勸他不要蹚這池渾水，“北大腐敗極了，進去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同盟會元老，辛亥革命后，即被孫中山委任為首任教育總長。他推行教育改革，廢除尊孔、祀孔，刪經學。可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后，倒行逆施，大搞尊孔復古，氣得蔡元培挂冠而去，赴歐洲游學、考察。

袁世凱倒台，讓壯志未酬的蔡元培看到新的希望。他思慮再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回國就職。

1917年1月9日，京城雪花飛舞。時年49歲的蔡元培在北大發表就職演說，向全校學生提出三項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

所謂“宗旨”，就是要將北大真正變成治學的場所。在蔡元培看來，大學是研究學問的地方，不是升官發財的階梯，需要培養學生研究學術的興趣和獨立求真的人格。而實現這一“宗旨”，當務之急是延攬人才。

蔡元培決定先從文科做起，聘請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文科學長。到職第一天，他就請兩位浙江同鄉——時任北京醫學專門學校（今北京大學醫學部）校長的湯爾和、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舉薦人才。兩人都建議，北大文科學長可由陳獨秀擔任。

陳獨秀在日本留學時，曾與湯爾和同在成城學校陸軍科學習軍事。湯對陳獨秀強剪清廷督學辮子一事，印象頗深。陳獨秀留學回國后，曾與沈尹默一起在杭州陸軍小學教過書。第一次見面時，陳獨秀就評價沈尹默的書法太俗氣。

湯、沈都對陳獨秀的膽識和才智頗為賞識，認為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湯爾和還拿了十幾本《新青年》給蔡元培看。

蔡元培對陳獨秀並不陌生，“本有一種不忘的印象”。1904年，一批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為推翻晚清政府，在上海成立暗殺團，謀刺晚清大臣與官吏。蔡元培和陳獨秀都是暗殺團成員，有過一面之緣。

在幾位友人的推薦下，蔡元培又翻了翻《新青年》雜志，決意聘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

說來很巧，當時陳獨秀就在北京。他與安徽同鄉、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為群益書社和亞東圖書館合並一事，來北京籌集資金，住在前門西河沿的中西旅館。

蔡元培聞訊，冒著風雪到旅館拜訪。卻不料，陳獨秀稱自己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麼頭銜，推辭了這番好意。他還對蔡元培說，《新青年》雜志剛剛起步，實在分身乏術。

之后幾天，蔡元培每天上門來請。有時來得很早，陳獨秀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隻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汪孟鄒感慨：蔡先生道貌溫言，令人起敬。

蔡元培“三顧茅廬”，陳獨秀勉強答應，約定先干3個月，不能勝任就走人。蔡元培大喜，立即致函教育部，隨函附上陳獨秀的簡歷。

在這份簡歷中，蔡元培不惜替陳獨秀虛構了“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履歷。蔡元培求賢若渴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陳獨秀，蔡元培接下來又聘請了胡適、周作人、劉半農、魯迅等為北大文科教授﹔李大釗為北大圖書館主任。這些新派學界領袖人物的亮相，讓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一度在北大流行。

蔡元培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留著大辮子、通曉九國語言的怪儒辜鴻銘﹔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因“一念之差誤了先人清德”的經學家劉師培﹔“以罵人名海內”的音韻訓詁學家黃侃等，也都是他延聘的學術大師。

一時間，新舊兩派大師雲集，北大成為新舊文化交鋒的舞台。

“舉義旗之急先鋒”

陳獨秀到北大任職后，《新青年》也隨之從上海搬到北京，落戶箭杆胡同9號（今20號）。

其時，這份雜志已創辦一年有余。1915年9月15日創刊時的名字叫《青年雜志》，陳獨秀寫下創刊詞：“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科學與人權，就是陳獨秀鼓吹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起源。除此之外，陳獨秀在哲學、文學、教育、法律、倫理等廣闊領域向封建意識形態發起了猛烈的進攻。

一開始，因為《青年雜志》沒有名氣，基本都是陳獨秀一個人在寫稿。后來因為雜志名字侵權，停刊一段時間，1916年9月才改名《新青年》。

為了打開銷路，陳獨秀請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幫忙四處求稿。汪孟鄒想起在美國留學的小老鄉胡適，此人學問不淺，不妨請他為雜志寫稿。《新青年》出第一期，汪孟鄒就趕緊給胡適寄了一本，並附上了陳獨秀的約稿信。去信之后，石沉大海。

汪孟鄒又求了幾次，胡適才給陳獨秀回信。胡適在信中說，改造新文學應該從輸入西方名著入手，觀摩學習后再自己創造新文學。他附上一篇俄國文學譯作，這是胡適給《新青年》撰稿的開端。

在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上，陳獨秀發表了胡適8月從美國寫給他的信，在這封通信中，胡適初步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陳獨秀對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大為贊許，回信要求胡適做更進一步的闡述，這就是1917年1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

據胡適后來自述，文學革命是他與幾位留美朋友“亂談出來的”。

1910年，胡適考上庚款留學，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農學，后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實驗主義哲學大師杜威。1915年，美國東部中國留學生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胡適擔任文學委員。在研究部的年會上，他寫了篇《如何可使吾國語言易於教授》的文章，就指出文言文是一種“半死的語言”，而稱白話文為活的語言。

胡適是社交達人。留美期間，他經常和一群思想活躍、有志於文學改革的中國留學生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等一起辯論文學，游山玩水。

1916年夏，在美國紐約中部的綺色佳，《留美學生季報》主筆任鴻雋與陳衡哲、梅光迪、楊杏佛等幾個留美學生，在凱約嘉湖上劃船。忽然，黑雲翻滾，風暴驟至，他們急忙往岸邊劃去，一個個被突降的大雨淋得狼狽不堪，慌亂之中差點把船也弄翻了……

任鴻雋興致頗濃，寫了一首“泛湖即事”的四言古詩，寄給缺席的胡適。詩中有“言擢輕楫，以滌煩疴”，“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的句子。胡適看后回信說，這詩裡一半是二十世紀的活文字，一半是三千年前的死文字，太違和了。

任鴻雋很不服氣，給胡適回信辯解。在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西洋文學的梅光迪也替好友打抱不平，寫打油詩嘲諷胡適。圍繞文言與白話，胡與任、梅打了好幾回筆墨官司。

正好，陳獨秀隔洋求稿，胡適就把“亂談出來的”思考寄給陳獨秀。“因為在美國受到了朋友們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革命變為改良，文字題為‘芻議’”。

陳獨秀捧讀之下，對文中主張大為贊同，稱《文學改良芻議》是“今日中國文界之雷聲”。為了給未曾謀面的知音大張聲勢，陳獨秀隨后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發表，高張文學革命的大旗，“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舉義旗之急先鋒則吾友胡適。”

胡適自己也沒想到，陳獨秀“以老革命黨人的氣勢”，號召反對舊文學、舊道德、舊傳統，把不溫不火的“文學改良”變成風風火火的“文學革命”。

26歲的胡適人還在大洋彼岸，在國內就已經成了眾所周知的文學革命急先鋒。

《新青年》“朋友圈”

時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文部教授的錢玄同讀了胡適的文章，“極為佩服”。他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盛贊胡適的文章“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並預言“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們，一定會跳出來罵胡適。

“選學”是以《昭明文選》為宗的古文學派，“桐城”是清最負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魯迅曾對此作出解釋，“是指做‘載飛載鳴’的文章和抱著《文選》尋字匯的人們”。他說，錢玄同形容恰當，所以這句罵舊派文人的話流傳久遠。

錢玄同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高足。他曾狂熱地踐行復古，寫小篆，行古禮。民國初年，他在浙江教育司任職時，每天穿一身孔子時代的深衣，頭戴玄冠上下班。袁世凱借助復古恢復帝制，讓錢玄同徹底失望。他搖身一變，成了反古文的“黑旋風李逵”。

錢玄同的信，讓陳獨秀和胡適大喜過望。陳獨秀亦贊錢玄同：“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

從此,錢玄同甘當《新青年》“搖旗吶喊的小卒”。他在上面發表了多篇文章，提倡新式標點符號、數字可改用阿拉伯數字、書寫方式改為左行橫移等主張。這些在當時看來“極其大膽”的建議，后來大多被採納並應用至今。

在錢玄同眼裡，老友周樹人和周作人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他們在日本東京留學時，曾同聽章太炎講古文，因為錢玄同聽課太投入，總是不自覺地從后排往前移。周樹人形容他“爬來爬去”，還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爬翁”。

其時，周樹人蟄居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錢玄同上門拜訪，他就是周樹人在《吶喊〈自序〉》裡所寫的“一個老朋友金心異”。

周樹人那時正在抄“沒有什麼用”、也“沒有什麼意思”的古碑，打發時光。錢玄同深知周樹人的才華和抱負，建議他可以為《新青年》寫一點文章。

但是一本雜志真能喚醒麻木的國民、對社會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嗎？周樹人對錢玄同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錢玄同答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周樹人被錢玄同說服了，后來他寫道：“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証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

不過，在自己動筆之前，他先動員起了自己的弟弟周作人，並把《新青年》雜志寄給了他。

周作人從日本留學回國后，一直在紹興教書。蔡元培為北大招兵買馬時，周樹人作為同鄉、老下屬，推薦弟弟周作人到北大任教。蔡元培欣然同意。1917年9月，“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俄國英雄”的周作人，正式到北大講授歐洲文學史。

到京后，周作人與周樹人同住紹興會館。“怕狗”的錢玄同，仍在夜裡不斷造訪，目的隻為《新青年》索稿。后來，周作人把譯稿《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說》交給了錢玄同，算作第一次投稿。

而周樹人直到1918年5月，才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這也是他第一次用“魯迅”的筆名，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在《新青年》上共發表50多篇作品。

周氏兄弟始終與陳獨秀、胡適保持一定距離，隻在文學改革的某些觀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來的話說，這是“交淺”，而不妨“言深”。在《新青年》當時的朋友圈裡，與周氏兄弟最投契的是劉半農。

劉半農是江陰才子，上海文壇有名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家。1916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上海結識了陳獨秀，兩人一見如故。陳獨秀向他約稿，劉半農自稱急需“洗刷”腦筋中“舊文學的毒”，欣然應允。從這年10月起，劉半農便加入《新青年》陣營。

陳獨秀到北大后，向蔡元培力薦劉半農。1917年夏，蔡元培破格聘用中學肄業的劉半農，邀請他擔任北大預科國文教授。劉半農穿著魚皮鞋，一步跨進了中國的最高學府。為了與鴛鴦蝴蝶派一刀兩斷，他把帶有脂粉味兒的“伴儂”改為“半農”。

在周作人、劉半農進入北大前后，蔡元培也迫不及待地給胡適簽發了聘書。

1917年7月，胡適學成回國。陳獨秀寫信邀請他來北大，不惜把文科學長的位子讓給他。蔡元培對胡適也頗為欣賞，認為他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聘請他到北大擔任文科教授。

兩個月后，胡適抵京，北大文科新添一員大將。蔡元培在六味齋設宴為他接風，可見他在蔡心中的地位。胡適第一個月工資是260元，僅一個月后就漲到了280元。他給母親寫信說：“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多矣。”

隨著北大名師的增加，各種文化思潮和文化活動十分活躍。

《新青年》“朋友圈”也不斷擴大。這一年，為《新青年》寫稿的，除了陳獨秀在《甲寅》雜志當編輯時結交的文友——高一涵、吳虞、易白沙、李大釗等，還有北大的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蔡元培、胡適、周作人、沈尹默等。這支作者隊伍，絕對算得上最強“文化天團”了。

《新青年》聲名大振，“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銷售一空”。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也就這樣形成了。當時遠在湖南長沙的毛澤東，也是《新青年》的忠實讀者。十多年后，他在與斯諾的會談中回憶說：“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

“新舊思潮之決斗”

《新青年》的影響力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在1917年8月，負責發行的群益書社以印數太少、銷路不暢為由，一度停止出版《新青年》。陳獨秀從中極力交涉。直到這年年底，群益書社才勉強答應續刊，但前提是雜志必須改革。

次年1月，《新青年》復刊，由陳獨秀一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所有稿件都由編輯同人撰譯，不另購稿。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量下一期選題。

周氏兄弟聲稱是“敲邊鼓”，不參加編輯會議，“只是遇著興廢的重要關頭，才會被邀列席罷了”。沈尹默也說自己“僅負名義而已”，因為眼睛有病，且自忖非所長，輪到他當編輯時，請錢玄同和劉半農兩人幫忙代編。

劉半農對《新青年》銷路不暢很上心。他給錢玄同寫信說，“文學改良的話，我們已經鑼鼓喧天的鬧了一鬧，若從此陰干，恐怕人家要說我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他提議，上演一場新舊文化“雙簧戲”，炒作一番。

於是，在《新青年》四卷三號上，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用文言文寫了一封讀者來信，列數胡適、陳獨秀等人的種種罪狀。緊隨其后，劉半農以記者身份，用白話文撰寫《復王敬軒書》，用一萬多字批駁“王敬軒”觀點，滿滿的火藥味兒。

“王敬軒”暗指桐城派古文家林紓。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人，能詩，能文，能畫，因受桐城派大師吳汝綸賞識，曾任京師大學堂教師。林紓不懂一句外文，卻在懂外文朋友的協助下，用桐城古文翻譯了一百多部西洋小說，成為煊赫一時的“譯界大王”。

劉半農卻嘲諷林紓翻譯的外國著作，擇稿不精、謬誤太多、“把外國文字的意義神韻硬改了來湊就本國文”。他認為，林紓翻譯的著作隻能是“閑書”，沒有多少文學價值。

錢玄同和劉半農自導自演的這場新舊文化“雙簧戲”，並沒有馬上得到林紓的回應，倒真是讓《新青年》受到了異常的關注。

曾在林紓門下求學、當時的北大法科政治系學生張厚載，給《新青年》投了一篇《新文學及中國舊戲》，批判錢玄同等人對中國舊戲的言論。結果是自己立了個靶子，被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輪番轟炸。

按常理，這幾位文化大家和張厚載論戰，就是毫不費力的降維打擊，但是在幾個人的文章中，隻有胡適是在平心靜氣、條分縷析地在辯論，其他人的言辭之激烈、刻薄，已經有失文學論爭之態。

特別是錢玄同，一向語不驚人死不休。他有一句很極端的名言：“人到40就該去死，不死也該綁到天橋去槍斃。”他的文學革命主張更是激進，大喊：“打倒古文！打倒漢字！打倒國粹！”

這些極端言論，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新青年》甚至一度被批為離經叛道的異端。

林紓一開始任其“自鳴自已”，一年后才用力反擊。上海《新申報》連載了他的文言政治小說《荊生》和《妖夢》，影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和錢玄同，攻擊新文化運動。他還在小說中暗示北洋軍閥，用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

張厚載借機在小報上造謠，說陳獨秀、胡適、陶孟和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已經被迫辭職。他還造謠說，陳獨秀到八大胡同狎妓，與學生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泄憤……

謠言甚囂塵上。

林紓沒有就此收手。他繼續在北京《公言報》——皖系軍閥官僚政客集團安福系機關報——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致蔡元培書》，指責以北大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是“覆孔孟，鏟倫常”。

蔡元培當即寫了一封長信還擊。林紓和蔡元培的論辯迅速引發輿論關注。京滬各大報刊競相發表評論，“林蔡之爭”被冠以“新舊思潮之沖突”“新舊思潮之決斗”之類充滿火藥味的標題，成為公共事件。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人，在湯爾和家裡開會，商討怎樣應付社會上對陳獨秀的謠言攻擊。

會上討論了什麼？沒有人留下太多文字。湯爾和在第二天的日記裡隻有短短一句話：“昨以大學事，蔡鶴公（蔡元培）及關系諸君來會商，十二時客始散，今日甚倦。”

幾天后，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決定提前實行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文理科統由教授會領導，教授會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輪流擔任。陳獨秀由此失去了文科學長一職，雖然仍為北大教授，但學校給他放了一年長假。

對於這件事情，胡適一直憤憤不平。十幾年后，他和湯爾和重提此事，認為湯爾和等沒有將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是墮入奸人術中了”。胡適懷疑，是沈尹默等“反復小人”造成攻擊陳獨秀的局面。

在胡適看來，那天晚上的會議，“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1918年11月11日夜，一戰停戰的電報傳到北京，全城沸騰。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屈辱，中國終於站在戰勝國的隊伍裡，北京市民和知識階層歡欣鼓舞。北京教育界決定，11月14日至16日學校放假三天，以示慶祝。

那時的北京，正被初冬的寒意包裹著，但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裡，每個人的心中都被李大釗的演說點燃起一團火。29歲的李大釗以敏銳的眼光，認識到一年前發生在涅瓦河畔的俄國革命所具有的劃時代影響。

在《新青年》同人中，李大釗並不太引人注目。魯迅回憶，初次見面李大釗給他的印象很好，“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

就是這樣一位“有些儒雅，有些朴質，也有些凡俗”的李大釗，在來今雨軒的講演會上，發出了遠高於同儕的獨到見解：

“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實在是熱鬧得很。可是戰勝的，究竟是哪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為哪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哪一國或哪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

演講結束后，李大釗又寫下《Bolshevism（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一文。文中，他不僅把社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民主主義等列為真正的勝利者，還指出俄國革命者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士（馬克思）為宗主的”，他們要聯合世界的無產者，創造一自由鄉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均刊登於《新青年》五卷五號（1918年11月15日出版），這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列主義文獻。

《新青年》六卷五號，李大釗是當期編輯，這期《新青年》刊發了數篇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集中、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被學界稱為“馬克思主義專號”。

按照正常的出版時間，這期雜志本該在1919年5月面世，卻遷延到了當年9月才刊出。這期間，接連發生了太多意外和波折：5月4日，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6月11日，陳獨秀被捕，陳獨秀住宅（《新青年》編輯部）被搜查﹔7月底，李大釗妻子分娩在即，他不得不把妻兒帶回老家樂亭安頓……

李大釗和胡適之間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也發生在這期間。

兩人你來我往的爭論文章，多數發表於《每周評論》。這是一份《新青年》編輯同人創辦的“專談政治”的小報，以區分高舉新文化大旗的《新青年》。因為《新青年》的“急先鋒”胡適有言在先：“二十年不談政治”。

胡適對《每周評論》很承情，他曾說：“這張小報的發行，原是尊重我隻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主張。”

其實，陳獨秀在創辦《新青年》初期，也有這樣的共識。他認為，倫理的覺悟比政治覺悟更深刻。但他的思想逐漸發生轉變，“在現實社會中，談政治也罷，不談也罷，誰都逃離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為喚起更多民眾的愛國良知，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適翻譯成英文，印刷成中英文傳單。6月11日，陳獨秀在香廠新世界散發傳單時被捕。

陳獨秀入獄，《每周評論》暫時沒受影響。於是，“不談政治”的胡適，成了“轉談政治”的小報的主要編輯。

胡適開始談政治，矛頭卻先向內。他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發了“問題與主義”之爭。即便不指名道姓，也看得出來他批判的對象，是在《新青年》上大談“布爾什維主義”的李大釗。

李大釗隨即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駁斥胡適的言論。他旗幟鮮明地宣稱：“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

之后，胡適接連發表三論、四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繼續向馬克思主義進攻。

“問題與主義”之爭，其實質就是中國需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不需要革命的爭論。正是在這場爭論中，李大釗完成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分兩期發表在《新青年》上，“馬克思主義專號”刊發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則在《新青年》六卷六號上發表。

這篇文章共26000字，涵蓋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可以說，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喜歡談談布爾什維主義”的李大釗，系統、完整地梳理、闡述了他選擇的主義。

新文化陣營由此開始分化。

胡適和李大釗辯論時，陳獨秀仍在獄中。1919年9月，被關押了三個多月的陳獨秀出獄了。他寫了一篇題為《主義與努力》的短文，表明立場，一方面肯定了胡適的“一點一滴改造”，另一方面把主義比作行船的方向，“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陳獨秀和李大釗選擇了同一條道路。

“色彩過於鮮明”

1919年末，章士釗、汪精衛邀請陳獨秀與蔡元培、吳稚暉南下，一起籌辦西南大學。可是陳獨秀雖然已經出獄，人卻還在警察的監管之下，不允許他隨便出京走動。

陳獨秀是如何安全離京的，《新青年》同人胡適和高一涵都有生動記述，兩人不約而同地提到，李大釗雇佣了一輛騾車，化裝成生意人，把陳獨秀護送到天津。陳獨秀上船前往上海。

而高一涵在1927年所做《李守常（李大釗）同志事略》中，還提到一個細節，說陳、李二人“在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這就是后來人們耳熟能詳的騾車之中“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最早出處。

不過，“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不是在騾車之中？高一涵的說法真實性存疑。據考証，他在1919年年底去了日本訪學，1920年6月才回國。也就是說，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京時，高一涵並不在國內，也就不可能見証“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而且，高一涵和陳獨秀、李大釗都是《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主力，但他后來一直都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即便真有騾車之中“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事，李大釗也不會說給高一涵。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一佳話確是史實，隻不過他們相約時，已經是1920年9月的事了。而且，從陳獨秀的信件和發表的文章看，他最終確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應該是在1920年四五月間。

陳獨秀離京赴滬，在北京的《新青年》編輯同人，心氣兒多少都散了。

1920年4月26日，陳獨秀在上海致信李大釗、胡適等人，商量《新青年》是否繼續出版。如果繼續出，編輯是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還是在京一人擔任，抑或者是由他在滬擔任？

實際上，《新青年》的編輯事務也隨陳獨秀遷移到上海，編輯部設在陳獨秀的住處——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2號。

當時，陳獨秀在上海一邊忙著籌備共產黨組織，一邊負責《新青年》稿件的撰寫、征集和編輯，諸事纏身，十分焦慮。負責發行的群益書社又因為雜志定價，跟他“一天之內起了兩次沖突”。

汪孟鄒作為雙方的牽線人，兩邊跑、兩頭勸，結果誰也不聽。他后來向侄兒汪原放訴苦，“仲甫（陳獨秀）的脾氣真大，一句不對，他竟大拍桌子，把我罵了一頓。”

雙方爭執不下，陳獨秀一氣之下，收回《新青年》雜志自辦發行，成立了“新青年社”。群益書社一紙訴訟，把陳獨秀告上法庭，雙方鬧得很不愉快。

恰在此時，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代表維經斯基到北京與李大釗會晤后，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南下到上海與陳獨秀諸人會面。維經斯基願意為《新青年》提供資助，這對處在困境中的陳獨秀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1920年9月，停刊4個月的《新青年》復刊。這一期封面正中，繪制了一個地球，從東西兩半球上伸出兩隻強勁有力的手，緊緊相握。沈雁冰（茅盾）曾解釋，這一設計“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俄羅斯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

這一期出刊時，陳獨秀已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負責人。上海發起組成員李漢俊、陳望道、沈雁冰等也先后加入編輯部，成為編撰骨干。也是從這一期開始，《新青年》成為中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它與當時秘密編輯發行的《共產黨》月刊互相配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理論上正式的准備。

1920年12月12日，廣東省省長陳炯明擬廢教育廳，設大學委員，主辦全省教育，邀請陳獨秀來粵主持。赴粵前，陳獨秀致信胡適、高一涵：“《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后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

陳獨秀有意將《新青年》內容變化原因歸為“北京來稿減少”，號召北京的編輯同人“多做文章”。而北京的胡適顯然並不贊同《新青年》越來越鮮明的政治色彩。他復信陳獨秀:“《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兄言‘近亦不以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

這場關於《新青年》編輯事務的爭論，最終以胡適等北京同人退出、陳獨秀在上海另起爐灶告終。

紅日破曉

1920年6月，毛澤東從北京返回長沙，途中特意去上海拜訪了陳獨秀。當時，毛澤東正處於一生中最關鍵的時期。他曾給好友寫信說，那時“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麼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自己像“睡在鼓裡”一樣。

與陳獨秀的會面，令“睡在鼓裡”的毛澤東茅塞頓開。1937年，毛澤東對斯諾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陳獨秀談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經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而在北京的李大釗，則被毛澤東稱為“我真正的老師”。

也是在和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懷著深厚的感情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期間，正是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傳播的重要時期。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大力宣傳和不懈實踐，深刻地影響著毛澤東，而毛澤東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認真踏實的工作態度，也深得李大釗的贊賞。和青年毛澤東一起工作，李大釗更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創造能力”，展望著二十世紀人類“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

差不多同時，正在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周恩來，也是在新文化運動中，看到了暗夜之中的那道光明。

1918年，還在日本留學的周恩來看到了國內寄來的《新青年》，頓覺豁然開朗，在1918年2月所記的《旅日日記》中寫下讀后感：“我這時候的喜歡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還高興十倍。宗教家常說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覺得這回大領悟，將從前的全棄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學問’，做‘新事情’，實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樣子了。”

周恩來的日記是從1918年1月開始記錄的，採用的是白話文。而《新青年》從第四卷第一號（1918年1月出版）起實行改版，雜志文章全部改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進行創編，白話文運動剛剛興起。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思想啟蒙和民族覺醒的轉折點，廣大青年受到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閘門就此打開，由此激蕩起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拉開了大幕。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經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如破曉時綻露東方的一輪紅日，喚醒了正在尋求救國出路的先進知識分子。他們不僅看清了歷史發展的潮流，而且找到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

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陳獨秀為書記。

1920年10月，在北大紅樓李大釗辦公室，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這是北京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11月，北京共產黨小組舉行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被推選為書記。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共產黨宣告誕生。

據統計，在黨的一大召開時，全國58名黨員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黨、或在北大學習工作過，全國8個地方建立的早期黨組織中有7個地方負責人與北大有關。

北大，正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涌之時，投身其中的先驅者們振臂高呼：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民主，反對獨裁，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渴盼著從方方面面改變中國。

馬克思主義的火種，在新文化運動中播種、孕育，進而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波瀾壯闊的百年征程，照亮了中華民族歷史的天空，徹底改變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