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2月25日08:34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和工商聯工作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民營經濟發展道路,工商界人士與黨休戚與共、肝膽相照,工商聯團結帶領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聽黨話、跟黨走。
團結和爭取的重要對象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力量非常弱小,而反動勢力異常強大。在當時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掌握一定資本、知識,且社會活動比較頻繁的一支重要力量,比如,張謇、盧作孚、陳嘉庚、黃炎培、陳叔通等愛國志士,在官僚資本主義、封建頑固勢力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多重擠壓下,利用自辦企業及其在民族工商業中的影響,甚至聯合其他力量組成革命團體或革命政黨,不斷尋找救亡圖存的中國出路。
當時,小資產階級有革命的動力,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其主要政治訴求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反帝反軍閥的目標基本一致,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和爭取的重要對象。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農村“打土豪、分田地”,獲得了貧苦農民的廣泛支持,同時注重發揮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支援了革命戰爭。井岡山根據地確定對小商小販等私營業者的經濟保護政策,通過降低稅率鼓勵私營商業發展。毛主席總結的根據地經濟建設經驗,其中有一條就是:“對於私人經濟,隻要不出於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把私營經濟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減租減息政策,並吸引外地資本家到抗日根據地開辦實業,獎勵民營企業。這些做法比較好地團結了民族工商業,加強了根據地民主政權。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那樣,“民營經濟是為了解決邊區140萬人民的生活,同時以租稅的開征援助政府和軍隊,支持抗戰建國的神聖事業。對解決邊區財政困難起基礎性作用的,主要是農、鹽、工、畜、商等私人經濟”。
解放戰爭時期,中央把保護民族工商業確定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工商界在黨的領導下特別是東北解放區一些城市的舊商會、舊工業會主動接受政府改造,率先成立了工商聯或商會。一批工商界愛國人士積極迎接解放,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五一口號”,擁護召開新政協會議,支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西柏坡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新中國要成立工商聯的設想。同年8月,中央正式作出成立工商業聯合會的決定。9月,陳叔通等17位工商界代表參加了毛澤東在懷仁堂的會見,並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前,全國共有私營工業12.3萬戶,職工164萬人﹔生產總值68億元,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2%。總體上看,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創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了廣大民族工商業者,為結成廣泛階級聯盟、取得革命勝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全國工商聯正式成立
新中國成立初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和保衛新生政權、恢復國民經濟,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任務。黨確立並執行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經濟建設總方針,實行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制度,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和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50年,中央私營企業局制定了《私營企業投資暫行條例》。1952年6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認為,要通過工商聯把工商界人士廣泛組織起來,團結和教育資產階級分子,培養進步的民族資本家。1952年8月,政務院頒發《工商業聯合會組織通則》,1953年10月,全國工商聯正式成立。1953年至1956年,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時期,榮毅仁、胡子昂、李燭塵、王光英等老一輩工商聯領導人帶頭響應黨的號召,參與公私合營,帶動了更多的工商業者投身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
1958年后,個體、私營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挫折。1961年后,國民經濟發展政策調整,個體私營經濟獲得短暫發展。1966年工商聯被迫停止活動。
“五老火鍋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1979年1月,鄧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待了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的5位領導人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並與他們共進午餐。
這“五老”都曾是中國工商界的巨子,在民族工商業中聲名顯赫,也都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當時5位老人年紀最小的已經是耳順之年,最大的則是88歲的耄耋老人了。收到邀請函后,他們相約在胡厥文家中,商議著即將與鄧小平同志見面的相關事宜,並由古耕虞連夜起草了“建議書”。
在會見時,鄧小平開門見山問五老:“中國要開放,要吸引外資,想聽聽你們的開誠布公的看法和意見。”五老便提出希望原工商業者站出來辦企業,提出了利用外資、歸僑辦廠的觀點。鄧小平同志在這場火鍋宴上強調“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這就是被后人傳為佳話的“五老火鍋宴”。
這次談話不久,經國務院批准,由榮毅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光大實業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三大民營公司先后成立。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下,個體私營經濟如雨后春筍,率先在浙江溫州等沿海地區破土而出。廣東陳志雄“承包魚塘雇工討論”、安徽蕪湖的“傻子瓜子”、溫州“八大王”事件,曾引發社會廣泛爭議,推動了黨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的理論創新和政策出台。
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蓬勃發展,加強對他們的引導,成為工商聯工作的新任務。1988年8月,黨中央批准設立全國工商聯黨組。1989年3月中央統戰部《關於開展私營企業統戰工作的幾點意見的通知》提出了開展私營企業統戰工作的指導思想。1991年,中央15號文件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明確作為工商聯的工作對象。2001年,黨中央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明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推動愛國統一戰線由“三者聯盟”擴大為“四者聯盟”。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印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工商聯工作的意見》,強調工商聯工作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這都為工商聯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改革開放新時期成長起來一大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以極大的熱情投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截至2012年底,全國共有私營企業1085萬家,個體工商戶4099萬戶,佔據國民經濟半壁江山,民營經濟人士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
歷史証明,推動民營經濟大發展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經驗,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方式。充分調動民營企業家這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富有活力的要素,有利於形成創新活力競相迸發、社會財富源泉充分涌流的良好局面。
(摘編自2022年7月28日《人民政協報》 李漢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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