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畢業証，見証人才強軍的偉大開端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珍藏著一份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畢業証。這是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劉伯承，於1933年9月30日頒發給第五期機科學員曾榮的畢業証，系國家一級文物，布質，橫7.2厘米，縱11.2厘米。這張畢業証，見証了中央蘇區“紅埔”軍校——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的創辦與發展，見証了黨領導紅軍推進人才強軍的重要嘗試與偉大開端。

1931年冬，中國工農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后改稱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在江西瑞金成立，蕭勁光、何長工、劉伯承、葉劍英先后任校長。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辦的一所綜合性軍事學校，是我黨我軍軍事教育由初級、單一教學發展為高級、系統、綜合性教學的重要裡程碑，被稱為蘇區時期的“紅埔”軍校，是我黨我軍進行人才強軍實踐的偉大開端，培養了大批能治軍、會打仗的優秀軍政干部。據統計，紅軍學校從建校到改編，共招生6期，培養學員6000余人。這些人大多成為紅軍部隊營以上的中高級軍事和政治指揮人才，如彭雪楓、宋任窮、程子華、韋國清、鄧華、周子昆、粟裕等，他們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各個歷史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人民軍隊的骨干力量，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軍隊的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

人才是推動軍隊發展的關鍵因素。蘇區時期，紅軍官兵的來源比較復雜，既有舊軍隊成員又有綠林武裝和農民。許多官兵都還未擺脫舊軍隊的習氣和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且文化素質普遍較低。因此，加強紅軍干部培養，提高紅軍干部軍事、政治水平，成為黨和紅軍極其重要的任務。為此，黨先后領導創辦了各類紅軍教導隊、紅軍隨營學校等，以提高官兵的軍事水平。然而，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及紅軍隊伍的壯大，建立專業、正規的軍事學校以大規模地培養軍事、政治、文化高素質的紅軍干部顯得尤為重要。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確指示：“紅軍學校必須集中舉辦”“要融合各軍的長處來武裝新的干部”。為此，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革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專門找到紅八軍軍長何長工和紅三軍團參謀長兼軍團隨營學校校長鄧萍，商討籌辦紅軍學校事宜。毛澤東說：“培養紅軍干部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我們必須向部隊源源不斷地輸送經過學校培養的軍政素質好的紅色指揮員。”“我們是人民的軍隊，為了戰勝反動派，也要學會辦校、治軍，培養自己的建軍人才。”並明確指示，要參照北伐時的“黃埔”，辦個我們自己的“紅埔”。

1931年冬，中革軍委以當時有著較好紅軍干部教育經驗與資源的閩西彭楊軍事政治學校、紅一方面軍教導總隊和紅三軍團隨營學校為基礎，成立了紅軍學校。學校最初名為中國工農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32年夏，正式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紅軍學校的創辦為紅軍、地方武裝和各級黨政組織培養了大量優秀干部。從紅軍學校畢業的學員不僅具備扎實的軍事理論知識，還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較強的作戰能力，為紅軍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堅實的人才支持。周恩來來到中央蘇區后前往學校指導工作時稱贊道：“這所學校可與當年的黃埔相媲美，學員都是從戰場上調下來的骨干，有這麼一個好的學校培訓干部，我們的腰杆子就又粗又硬了。”

紅軍學校的訓練方針是從實際出發，少而精，理論與實際並重。鑒於紅軍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軍事理論學習內容以簡單、實用為主，除介紹紅軍部隊組織、編制等基本情況外，還開設軍事歷史與戰例分析、步兵戰斗條例等課程，讓學員系統地學習軍事戰略、戰術等軍事知識，為他們在戰場上的指揮決策提供理論支持。紅軍學校還專門組織具有豐富作戰指揮經驗的教員，總結反“圍剿”作戰經驗，結合其他軍隊的先進經驗，編寫出獨具特色、符合紅軍實際的學習、訓練教材，如《步兵教程》《坑道教程》《步哨·偵探·傳令·聯絡兵勤務之參考》《架橋教范草案》等供學員學習。

戰場就是實際的大課堂。當年，紅軍學校既是培養紅軍干部的綜合性學校，又是紅軍的總預備隊，學員按照戰斗序列進行編隊，隨時都可上前線參加反“圍剿”戰斗。如第一期學員600人，編為步兵科、政治科和工兵科。第二期學員1500人，編為工兵科、炮兵科、步兵科和政治科。為此，紅軍學校特別注重將課堂教學與實戰演練相結合，學員在學習理論知識的同時，積極參與軍事演習、戰斗任務等實踐活動，在實際作戰中鍛煉和提高自己的戰斗能力和指揮水平。教員在教授戰術課時，往往採用現場教學法，帶著學員走出課堂，到山地、河邊，甚至冒著危險來到前線戰場，實地講解地形利用、工事構筑、進攻防御等。學校還會定期組織大規模的野外演習。隻有校內考核及野外演習都合格的學員才予以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