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12天紅色記憶

100年前的1925年，1月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閘北淞滬鐵路附近的一棟石庫門房子裡閉幕。會議通過了14項文件，還首創性地提出多個理論：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要掌握民主革命運動的領導權﹔第一次提出了工農聯盟問題﹔第一次將黨的基本組織由“組”改為“支部”，並將黨的最高領導人由委員長改稱為“總書記”，各級黨的領導人稱為“書記”。

湮沒於歷史深處的紅色記憶

1925年1月，上海閘北淞滬鐵路附近一條逼仄的弄堂內，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秘密舉行。

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干事張伯簡受黨的委托，幾經周折，終於找到這個租界與華界的“三不管”地界，租了一棟石庫門房子。這裡很少有租界巡捕，中國警察也不能在這個地區巡邏，一旦發生異常情況，就可以立即撤往租界。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黨在大革命時期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遺憾的是四大會址與三大會址一樣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沒能幸免於難，它毀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炮火，許多當事人又先后去世，確認會址成為一個歷史難題。

“文革”前，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曾數度尋找中共四大會址，詢問信件發遍全國各地。可是，當年的20名與會代表有的離世，有的旅居國外，長達4年的尋訪工作最終隻留下10多份說法各異的訪談資料。

真正的會址到底在哪裡？就在線索似乎中斷的時候，中共四大召開期間曾任工作人員的鄭超麟出現了，他在查找中共四大會址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當年，鄭超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四大召開時，他作為工作人員，除了負責會議記錄，還擔任向導，多次帶領出席會議的同志趕赴會場。在他撰寫的《懷舊集》和《鄭超麟回憶錄》兩本書中，都提到了中共四大：“會址是新租來的一幢三層石庫門房子，地點在上海去吳淞的鐵路旁邊，當時是‘中國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遠，通過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

鄭超麟拿出了他1980年完成的《懷舊集》，其中描寫：“會場設在二樓，布置成學校課堂的樣子，有黑板，有講台，有課桌課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課本，准備有人闖進來問時，就說這裡是英文補習班課堂。三樓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們都從后門出入。”鄭超麟回憶說：“外地來的代表食宿其中，他們睡在三樓，二樓開會，樓下客堂﹔樓梯口裝有拉鈴，一有意外，就通知樓上——會議期間，未曾發生什麼意外。”據有關文獻記載，三樓房間作為部分代表的臨時宿舍，大部分代表住在上海大學、上海書店等黨的機構內。

經過隨后的幾次實地勘察、尋覓、驗証，上海市虹口區委黨史辦公室於1987年4月最終確認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處為四大會址，同時，上海市政府公布其為市級文保單位。1995年是中共四大召開70周年，上海市政府在遺址處立一石碑，上書：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遺址。

位於四大遺址邊的中共四大紀念館，在近處綠樹小湖和遠處現代化高樓的映襯下顯得格外庄重。走進紀念館，映入眼帘的是一位位代表或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委員的照片和生平介紹。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周恩來、蔡和森……一份份手稿原件，一件件故人使用的物品，回放著中國共產黨人的紅色足跡。

中共四大紀念館的場景再現區展示了當年四大的石庫門會址景象。模擬會場長桌后方的白牆上，挂著一幅巨大油畫，畫面上是20位與會代表。他們身后的窗戶雖然緊閉著，但窗面卻被屋內的燈盞映得格外閃亮。

姍姍來遲的中共四大

根據中共二大的決議，全國代表大會每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慣例，中共四大應於1924年召開。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鐘英”（“中央”的諧音）為代號發出《關於召開四大致各地黨組織的信》，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期不遠”，要求各地同志對一年來黨的政策及實際活動的意見“寫成報告匯寄中央局”。

9月15日，“鐘英”又向各地方委員會發出《關於召開四大的通知》，明確指出中共四大定於當年11月召開，並將四大將要討論的問題以及代表推舉的細則告知各地方黨組織，要求各地方黨組織提交議案。今天中共四大紀念館的展陳裡，還能看到落款為“鐘英”的這兩份通知——其中8月31日這份由行楷寫成的通知，由毛澤東親筆簽署。

其實，大會的籌備工作早在1924年7月就開始了。這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正式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實現。於是，1924年成為中共成立后最為繁忙的一年，國民黨改組、黃埔軍校建立、推動馮玉祥倒戈、部署推動全國的國民運動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來，如期召開大會十分困難。隨著工人運動逐漸恢復，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全國革命形勢迅速升溫，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國共雙方的關系似乎步入了蜜月期。但在大革命洪流中，潛伏著令人不安的暗流，國民黨排擠共產黨人的傾向漸露端倪。恰是這些暗流，令四大的召開時間一拖再拖。

1924年6月，國民黨右派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8月，張繼等又提出《護黨宣言》，公開反對“反帝反軍閥”的政治綱領，誣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消滅國民黨，要求“共產黨員友好地退出國民黨”。

一個重要的問題擺在共產黨人面前：在這場日益高漲的革命浪潮中，共產黨人是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為了國民革命運動去組織工人、農民，還是應當由共產黨直接去組織群眾？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究竟應該由誰掌控？盡管1923年6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寫道：“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但是，到1924年的下半年，態勢已經迥然轉變。

1924年11月底，一位學者模樣的外國男子身裹大衣又一次來到中國上海，寄居在昆山花園的白俄富商家中。他就是受共產國際派遣的俄國人維經斯基（中文名為吳廷康）。他與中國的共產主義者關系十分密切，並被稱為共產國際的“中國通”。此前，維經斯基曾於1924年4月來到中國，並參加了5月的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他此行的目的是指導中共四大的召開。

維經斯基參與審定了中共四大的基本材料和提綱，並與陳獨秀一起主持召開了為期一周的中央全會，確定了四大的中心議題。維經斯基指出：“代表大會的中心議題是黨滲透到城市工人群眾中去的問題，也就是從在小組中做宣傳工作過渡到在工廠中做鼓動工作的問題，向工人們說明現在中國政治斗爭的基本因素。同時，代表大會應該找到把群眾集中和組織起來的各種方式。”他還指出：“雖然國共兩黨關系不能說盡如人意，但我們在會上還是不全面提出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還應該幫助國民黨，以便盡可能廣泛地掀起反帝運動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陳獨秀、彭述之、維經斯基等組織起草委員會，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員會草擬。瞿秋白擔任維經斯基的翻譯，並將維經斯基起草的議決案和其他文件譯成中文。12月19日，維經斯基致信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報了中共四大的籌備情況。因為四大開會需要維經斯基參加，原定於11月15日召開的會議先被改為12月20日，后又被推遲。

四大召開前，推舉陳獨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周恩來五人組成大會主席團，彭述之為大會秘書長，鄭超麟和張伯簡為大會記錄員。

回應誰來掌控革命領導權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中共四大於1925年1月正式舉行。

1月11日午后，大會的向導鄭超麟陸續將出席者帶入會場。出席代表有20人，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14人，他們代表著全國994名黨員。陳獨秀宣布開會后，維經斯基代表共產國際致賀詞。

在三張八仙桌拼接成的會議桌旁，陳獨秀端坐正中，作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共四大代表們認真討論了陳獨秀的工作報告，全面評價了黨中央一年多以來的工作。

中共四大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大會指出：中國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廣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個資產階級性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會革命的種子”。因此，對於這場革命，無產階級“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關於工農聯盟問題，大會強調，中國革命需要“工人農民及城市中小資產階級普遍的參加”，其中農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階級之同盟者”，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會還提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表明黨對反封建的內涵有了進一步認識。

大會總結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后指出：共產黨要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斗爭。

大會圍繞當時的中心工作，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並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

為適應革命大發展的需要，大會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並決定將原黨章中“凡有黨員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組”的規定，改為“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四大通過的黨章中，黨中央最高領導人的稱謂從原先的“委員長”改為“總書記”，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稱“書記”。

第四屆中央委員的產生，不是由各代表投票選舉，而是由上屆中央委員會提出事先擬議的一份名單交給大會表決。中共四大一致同意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棠為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中央局決定：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其他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分工是：李大釗駐北京，譚平山駐廣東，項英駐漢口，李維漢駐長沙，鄧培駐唐山，朱錦棠駐安源，羅章龍、王荷波負責鐵路總工會工作，張太雷負責青年團中央工作。后來，向警予補為中央局委員，負責婦女部工作。

四大閉幕的前一天（1月21日），是列寧逝世一周年紀念日，大會發表了《中共第四次大會對於列寧逝世一周年紀念宣言》。在除夕的前夜——1月22日，陳獨秀宣布會議結束時，會場響起“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國內的軍閥！中國勞動群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豪邁聲音。

100年前的四大在中共歷史上創造了數個第一：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權問題﹔第一次提出工農聯盟，指出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者﹔第一次將中共的基本組織由“組”改為了“支部”，規定“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個支部”。

四大以后，中國共產黨已從一個宣傳性的小黨發展為群眾性的大黨，全國工農運動迅猛發展。有組織的群眾已經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覺悟，從而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如果說中共一大共產黨初創時，中共的宣傳動員對象主要集中在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當中，中共二大精力主要集中於工人運動，中共三大重點在於國共合作，到了四大則普遍深入到職工、農民、青年、婦女等不同群體當中，漸漸由較為單一有重點的宣傳受眾走向全面的廣泛群體，不再只是口號與主義的鼓動，而是更深入地開展組織工作、與現實政治斗爭的目標結合起來。在工農運動的熊熊烈火中，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不斷發展壯大。

走出紀念館，心中久久不能平靜。100年前弄堂裡召開的中共四大，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使中國共產黨真正意義上走出書齋，邁向更廣闊的歷史時空。歲月如梭，時光帶不走我們對於歷史的記憶，一切成為一個大黨的寶貴財富。

（本文作者系文獻研究專家、武漢東湖學院特聘教授，毛澤東著作版本研究會副會長、高級研究員。）

（來源：人民政協網-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