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活學活用《三國》

毛澤東同志不僅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也是一位博覽群書、通曉古今的學者，孜孜不倦的讀書生活與他的革命生涯緊密相連。單是其對《三國》的研讀與運用方面所顯示出的睿智、精深以及對后人的深刻啟迪，便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

他從青少年時代開始就十分愛讀《三國演義》和《三國志》。他談論三國故事如數家珍、信手拈來﹔他評點三國人物視角獨特、入木三分﹔他運用三國智慧駕輕就熟、恰到好處。雖然他所說的、所寫的，多是隻言片語，但反映出他與《三國》的濃郁情緣，表現出他國學修養的厚重底蘊，折射出他妙用經典的深邃智慧。

終生不輟讀《三國》

毛澤東從小就是“三國迷”，1913 年讀私塾時，他就讀了《三國演義》。毛澤東向埃德加·斯諾講述成長經歷時說：“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盡管老師嚴加防范，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游記》。”1907 至1908 年，毛澤東停學在家務農期間，他找來《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於是毛澤東便對這兩部小說著了迷﹔他幾乎把從農忙中所能抽出來的每一分鐘，都用於在田邊上來閱讀這兩部小說。”1910 年秋，毛澤東前往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他把衣物“都打成一個包袱系在竹竿的一端，竹竿的另一端系著一隻小竹籃，裡面放著兩本他心愛的書，那一定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了”。他講《三國》頭頭是道，被同學公認為“三國故事大王”。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求學期間，毛澤東的《講堂錄》中，有多處提到三國人物，如“天下無所謂才，有能雄時者，無對手也。以言對手，則孟德、仲謀、諸葛尚已”。

即便是在戰爭年代，毛澤東也時常閱讀《三國演義》。1928年，井岡山斗爭時期，部隊在攻打茶陵縣高隴圩時，從曾任湖南省都督、湘軍總司令的譚延闿老家得到一套《三國演義》，毛澤東興奮地說：“這真是撥開雲霧見青天，快樂不可言。”1932 年1月，在批評他為“機會主義”、“狹隘經驗論”的贛南會議之后，毛澤東又病倒了，在瑞金東華山冷清地住了五十多天，埋頭讀書，津津有味地讀《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1935 年前后，黨內有人指責毛澤東手法不高明，隻照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毛澤東后來多次談及此事：“那時，這兩本書，我隻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並沒看。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長征途中，因隨身帶的書看完了，毛澤東要警衛員幫他弄部《水滸》和《三國》來。誰知警衛員竟提了個水壺來，說“仨鍋沒找到”，毛澤東禁不住笑了。1942 年，毛澤東號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國演義》和《水滸傳》”。1938 年，毛澤東對賀龍、徐海東等人說：“中國有三部名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和《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都不算中國人。”1945 年8 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前夕，江青准備了一批書，但他隻挑選了《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幾種。

俗話說，老不讀“三國”，晚年毛澤東仍反復閱讀《三國演義》。50 年代，毛澤東多次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這些好書，至少要讀它三遍。”“做一個中國人，這些書不看是不行的。”60 年代初，毛澤東忙裡偷閑，迷上了小人書。一套《三國演義》的連環畫冊，他也攤開在案頭床邊看得津津有味，而且一連幾天連續看。1973 年，毛澤東於3 月9 日、5 月26 日向人要《三國演義》。在游泳池的書房裡，除存放有多種平裝本的《三國演義》外，還有兩種線裝木刻大字本的《三國演義》，其中一種是上海涵芬樓版，全名叫《三國志通俗演義》。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裡，還時常閱讀這兩部《三國演義》。

毛澤東愛《三國演義》，也重視讀《三國志》。1912 年2 月，毛澤東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符定一給他一套《資治通鑒》，他第一次接觸到三國史事的記載。1943 年8 月8 日，毛澤東在批駁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論調時說，《三國志》、《封神榜》等歷史書上都沒有國民黨，還不是照樣有中國。1952 年前后，毛澤東購置了一部乾隆時期武殿英版《二十四史》（含《三國志》）。從50年代后期開始，他每逢外出，《三國志》是必帶史籍之一。1975年9 月，毛澤東還兩次指示蘆荻要細讀包括《三國志》在內的史書。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中，他實際上把兩部不同體裁、不同類別的《三國演義》和《三國志》當作一部書了。

見解獨到評《三國》

《三國演義》是小說，《三國志》是史書。毛澤東經常用《三國志》印証《三國演義》，使《三國演義》增強真實感﹔也習慣用《三國演義》解釋《三國志》，使人物形象生動，使史事栩栩如生。1958 年11 月20 日，毛澤東和李井泉、王任重、陶魯笳等人談話時說：“若說生動形象，當然要推演義﹔若論真實性，就是說更接近歷史真實，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就不如陳壽的《三國志》啰！”他還強調說：“讀書的方法無非兩條，第一條要學會用聯系的方法看書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條要學會當評論員。”

毛澤東對《三國》爛熟於心、信手拈來，曾數百次評點《三國》人物和事件。比如，他說袁紹“多端寡要，多謀難斷，見識遲，得計遲”﹔說劉表“虛有其表”﹔說“《三國志》裡《郭嘉傳》值得一讀。郭嘉這個人足智多謀，初在袁紹麾下不得施展”﹔說“呂蒙如不折節讀書，善用兵，能攻心，怎能充當東吳統帥？我們解放軍許多將士都是行伍出身的，不可不讀《呂蒙傳》”。

毛澤東品評三國人物最為突出的，當屬態度鮮明地為曹操“翻案”。《三國演義》裡的好人、壞人，通常是以對“漢室”忠心與否來界定的，這正是羅貫中“揚劉抑曹、蜀漢正統”的皇權正統思想的體現。而毛澤東對三國人物的看法不落俗套，是以統一、進步為標准的。他說：“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了統一，主要就是他那時打下的基礎。”

1958 年11 月20 日，毛澤東說：“《三國演義》是把曹操看作奸臣來描寫的﹔而《三國志》是把曹操看作歷史上的正面人物來敘述的，而且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為《三國演義》又通俗又生動，所以看的人多，加上舊戲上演三國戲都是按《三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台上就是一個白臉奸臣。這一點可以說在我國是婦孺皆知的。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他實事求是地評價曹操說：“曹操統一北方，創立魏國，抑制豪強，實行屯田、興修水利，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和發展，是有功的。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思想制造的冤案，這個冤案要翻。”為曹操翻案，成為20 世紀50 年代史學領域的一大熱點。

毛澤東曾指出：“看這本書（《三國演義》），不但要看戰爭，看外交，而且要看組織。你們北方人—劉備、關羽、張飛、趙雲、諸葛亮，組織了一個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根據地。”毛澤東對諸葛亮能妥善處理民族關系十分推崇。他說：“諸葛亮會處理民族關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較好，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在《諸葛亮傳》中，毛澤東在裴鬆之引《漢晉春秋》的一段注文旁邊，加了很多圈。這條注文，記載了諸葛亮七擒七縱少數民族首領孟獲，以及平定雲南后用當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跡。毛澤東說：“這是諸葛亮的高明之處。”

當然，毛澤東評價人物的尺度是客觀而又辯証的，不會一概而論。毛澤東早在《講堂錄》中就稱贊諸葛亮是“辦事之人”。他多次提倡人們要學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自己曾經表示：“我也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呢！”諸葛亮以足智多謀而聞名於世，《隆中對》歷來好評如潮，但毛澤東對諸葛亮尤其是他的“分散兵力”有不同看法。毛澤東以軍事家兼史學家的獨到眼光指出：“其始誤於隆中對，千裡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毛澤東把“兵力分散”看成蜀漢滅亡的主要原因，除了軍事戰略戰術的考慮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即“兵力分散”給當時的蜀國經濟造成了惡劣影響。

駕輕就熟用《三國》

聯系實際、學以致用，是毛澤東讀書一個最顯著的特點，也是他堅持終生的一種最重要、最基本、最有效的讀書方法。讀《三國》這類書，能使人聰明，能“對社會了解多一些，也會對事物增強分析能力”，這就是他的深刻體會。在講話、談話和做報告中，毛澤東時常結合三國故事和人物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他運用《三國》智慧，往往是從帶兵打仗、治國理政的角度出發的，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古今中外，還沒有人像毛澤東那樣善於靈活運用《三國》，賦以其時代含義，展現他那深邃的哲理思想。

《三國演義》第三十九回《荊州城公子三求計，博望城軍師初用兵》：“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1929 年，毛澤東用魚水關系來形容紅軍同群眾的關系：我們共產黨是把群眾比作水的，隻有把根子扎在群眾中，我們才能打勝仗，立於不敗之地。1936 年9 月8 日，就國共兩黨合作一事，毛澤東給時任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寫信：“國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獨為不可行，是則國共兩黨實無不能合作之理。《三國演義》雲：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與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毛澤東用《三國演義》名言來說明為了拯救民族危亡，“國共兩黨無不能合作之理”。1937 年7 月，為了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錯誤，他在《實踐論》中用《三國演義》中的“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來形象地說明“人在腦子中動用概念以作判斷和推理的工夫”。

1944 年10 月25 日，毛澤東在談到審干問題時說：“張飛在古城相會時，懷疑關雲長，是很有高度的原則，關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壽亭侯，幫曹操殺了顏良、文丑，你又回來究竟是干什麼來了？我們一定要有嚴肅性、原則性。當然過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搶救運動，十幾天，我們馬上就停下來了。”

1953 年6 月30 日，毛澤東在談到重視青年干部的培訓和選拔時，毛澤東說：“《三國演義》裡曹操率大軍下江南，攻打東吳。那時周瑜是個‘青年團員’，當東吳的統帥，陳普等老將不服，后來說服了，還是由他當，結果打了勝仗。現在要‘周瑜’當團中央委員，大家就不贊成。這行嗎？”一個三國故事，就把不能論資排輩，要充分相信年輕人的道理深刻地表達了出來。

毛澤東是政治家，也是詩人，在毛澤東詩詞當中，也不難發現他活學活用《三國》智慧的深刻烙印。《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諸公碌碌皆余子”中的“諸公”，語出《后漢書·檷衡傳》：“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數也。’”文舉，孔融字﹔德祖，楊修字。他們二人在《三國志》中均有傳。《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裡走單騎，漢壽侯五關斬六將”寫道:“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后乃是許褚、徐晃、於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二句，顯然由此化用而來。《沁園春·雪》“數風流人物”，《賀新郎·讀史》“有多少風流人物”，顯而易見是受了《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論英雄”的直接影響。《浪淘沙·北戴河》下闋吟詠曹操的功業：“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其中“蕭瑟秋風”脫胎於曹操《觀滄海》中的“秋風蕭瑟”一句。

（來源：《月讀》2025年第1期，作者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副院長，一級巡視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