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一生勉作布爾塞維克

劉伯承元帥戎馬一生，先后負傷9處，還不幸失去了右眼。他立下赫赫戰功，多次受到毛澤東同志的表揚，但始終保持謙虛謹慎、虛懷若谷的態度。身為高級干部的劉伯承艱苦朴素，從嚴要求自己及親屬，50歲時還自警自勵“勉作布爾塞維克”，對今天的我們依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

功勞都是黨和人民的

劉伯承的一生坦蕩處事，謙虛為人。在戰場上，他是足智多謀、用兵如神、出生入死、威震敵膽、功高如山的“常勝將軍”﹔在工作中，他又是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光明磊落、胸懷坦蕩的良師﹔在生活中，他是一位和藹可親、嚴格寬厚、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長者。

他由一名見習排長銜至共和國元帥，但始終清醒而謙遜地認為自己是人民軍隊中的普通一兵，是一個“老兵”。無論是軍容風紀整理，還是執行作戰命令，他都像老兵帶新兵一樣，以身示范，身先士卒，做出表率。

1932年，任紅軍學校校長時，教員少，他就自己當教員﹔教材缺，他就當翻譯和編寫﹔教具差，他就是制作教具的工匠。學員訓練時，他不顧自己多次負傷的身體，和學員一起摸爬滾打，一起行軍演習，一起露宿山野。在紅軍萬裡長征中，他無論是做殿后護衛還是當開路先鋒，常常同戰士睡在一起，和戰士一樣用兩扇門板一拼就當床。部隊行軍，他和戰士一樣腳穿草鞋，頭戴大斗笠，衣服上的補丁一個疊一個。

他虛心跟人請教。他有兩句名言：一是“要向牛學習”，牛有兩隻角，對敵人敢斗，然而對人民卻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二是“竹竿虛心為我師”，竹子的“心”總是虛的，應該學習竹子這種“虛心”精神。他不但自己力行之，也經常教育部下如此謙恭為人。

他曾批評一些干部說：“我們有的干部認為這個勝仗是他打的，那個勝仗是我打的﹔這個地區是我開辟的，那個地區是他開辟的。實際上，群眾不參軍，你哪來的軍隊？農民不給送糧食，你哪來的飯吃？工人不做衣服、造槍炮，你不穿衣服、沒有槍炮怎麼打勝仗？”

1942年，適逢劉伯承50歲生日。師政治部決定為他做壽，號召全師指戰員向他學習，鼓舞全師士氣。他堅決不同意，故意隱瞞生日日期12月4日，不讓人知道。后來，師政治部還是堅持，選了12月16日為他過壽。無奈，劉伯承隻好尊重組織意見。

在祝壽會上，劉伯承在答詞中說：“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塞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他在50周歲“自銘”中最后一句話寫著：“勉作布爾塞維克”。

1947年，冀南前線部隊隆重舉行第一屆人民功臣大會，冀南行署代表各界人士為表示感謝，給劉伯承贈送一塊刻有“常勝將軍”四個大字的橫匾。劉伯承不好謝絕，只是十分認真地說：“說我是常勝將軍，怎麼會常勝，多數勝就不錯了……這一切的功勞都是黨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勤務員。沒有人民給吃給穿給人，軍隊就不能打仗。”在場人員聽了他的話，很受教育。

艱苦奮斗這個法寶丟不得

劉伯承1892年出生於四川開縣一戶貧苦的農民家庭。童年的艱辛遭遇，使他從小就養成了艱苦奮斗的習慣。此后，他雖然成為黨的高級干部，卻始終不忘無產階級的革命本色，總是以普通人自居，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

劉伯承右眼在護國戰爭時負傷失明了，長期以來隻能靠左眼學習、工作。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軍情緊急，他總是廢寢忘食地工作。1941年，劉伯承突然感覺自己左眼看不清東西了。經過診斷，發現是他勞累過度、眼睛上火所致。軍醫告訴劉伯承，要好好休息，多喝點白糖水，敗敗火就能恢復。但根據地此時正遭受日偽的嚴密封鎖，白糖恰是緊缺物資。劉伯承得知白糖要5元錢（指當時的冀南幣）一兩后，堅決地說：“吃不起，吃不起，白糖水不是我們能喝的。”“敗敗火，白開水也可以，我多喝點白開水就行了。”

新中國成立后，劉伯承依舊保持著克勤克儉的作風。他在北京的住處，是一套老式的四合院。客廳裡的陳設十分簡朴，隻有一套舊沙發、幾把椅子、兩張茶桌以及一張靠窗的小書桌。舊沙發上覆蓋著的藍色沙發套已經被洗得泛白，上面還有幾塊明顯的大補丁。

1950年11月，劉伯承受命到南京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們一家8口人就住在城東北北極閣一座二層小樓裡，格外擁擠。軍事學院的營房部門看到這種情況，幾次提出要幫劉伯承加蓋幾間房子，但都被他拒絕了：“房子能遮風擋雨就可以了，不必翻修。眼下國家還很困難，朝鮮又在打仗，錢要用在刀刃上，辦軍事學院，還是我找陳老總借的錢，可不能隨便開銷！”有一天，營房部門趁劉伯承到北京開會，在小樓后面加蓋了兩間平房。劉伯承回到南京后，看到新房子，臉色瞬間陰沉了下來，嚴肅地說：“你們總說我住房緊張，我一家人住著一幢小樓，老百姓有這種條件嗎？你們不能讓我太特殊了！”劉伯承一家堅決不願意搬到新房子裡居住，而是將其分配給了身邊的工作人員。

劉伯承艱苦朴素的本色還體現在他一貫簡朴的穿著上。來到南京后，他一直穿著一套半舊的軍服。當時出於保障領導人安全的需要，一般要求軍隊干部上街穿便服。於是，警衛員張福旺提出給劉伯承做一套便服，並說道：“您身材那麼魁梧，穿軍裝目標太大，一上街，大家都認出您來了，給我們的警衛工作帶來很多困難。”劉伯承知道是部隊的規定，隻得答應了。正當張福旺高興地琢磨選用什麼布料做衣服時，劉伯承告訴他：“我看，做一套藍卡其的就蠻好了，又便宜，又結實。”張福旺很不情願地說：“動員您大半天，就買塊卡其布……”劉伯承打斷張福旺的話，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小鬼，我們要做的事情多著哩！要把精力放在學習和工作上，不要和人家比吃、比穿、比住。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帶個好頭，艱苦奮斗是我黨的法寶，萬萬丟不得啊！”

嚴立家規不許家人享特權

劉伯承十分厭惡領導干部利用職務便利為子女和親屬撈取好處的行為。他常告誡子女，“我打了一輩子仗，身邊沒有什麼私人財產好繼承。你們也不能靠著我劉伯承這塊牌子生活。你們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強不息。”

1939年，劉伯承的長子出生在太行山抗日前線，他給兒子取名“劉太行”。1946年，劉太行到了入學的年齡。一天，劉伯承問別的同志：“聽說你的小孩在地方念小學，那個學校怎麼樣？”那位同志說：“那個學校設備很差。學生多得很，師資也一般，部隊的孩子和當地老鄉的孩子合不來。咱們是不是可以辦個干部子弟學校？”劉伯承卻認為這樣會讓干部的孩子們脫離群眾，產生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不利於軍民關系也不利於孩子的成長。不久，劉伯承將劉太行送到了20公裡外的普通學校讀書。這所學校條件簡陋，上課用的桌椅都是土石砌成的。劉太行和老鄉的孩子們朝夕相處，一起上課，吃的是雜糧，穿的是粗布衣服。直到劉太行離開這所學校時，那裡的老師和學生們都不知道他竟是大名鼎鼎的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的兒子。

大西南解放后，在一次省軍級以上干部大會上，劉伯承語重心長地對與會者說：“我們現在進城了，廣大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防止發生李自成的悲劇，最后落個前功盡棄，毀革命成果於一旦。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教育好后代。我們的孩子在戰火中經受了洗禮，進城后切記不要對他們過分溺愛，如果在舒適的環境中變成紈绔子弟，將來就不能接好父輩的班，我們的事業也就會受到損失。”

新中國成立后，時任南京市市長的劉伯承和孩子們去中山陵游覽。當來到中山陵時，一家人看到的卻是當天陵園不對外開放的通知。這時，陵園負責人認出了劉伯承，熱情邀請他們進去參觀。但劉伯承卻說：“我這個市長不能破壞這個規矩，應按規定辦事，改日再來吧。”說完，他便帶著孩子們離開了。見孩子們悶悶不樂，他便說：“我雖然是一個高級干部，但和普通的工作人員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事，不能搞特殊化。”

1964年，劉伯承女兒劉彌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學院讀書，適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開展，大學生需到農村參加8個月的“社教”活動。劉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他對女兒說：“下農村是好事，不要讓人說我們是‘紅牆裡的貴族’。”

劉伯承從不讓子女動用自己的電話辦事。在他的電話間裡貼著一張告示：“兒女們，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用的，你們私事不許用這些電話，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不許帶到我們家裡來。”子女們想動用一下劉伯承的電話辦私事都不允許，更別想動用他的汽車了。

劉伯承在兒女們結婚之前就立下規矩：結了婚的子女一律到自己的工作單位去住。1970年后，劉伯承的兒女們先后結婚，但都和本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隻有節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長子劉太行結婚后，一直住在單位分配的9平方米的房子裡，廚房和廁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劉太行的孩子出生，單位才給他們調換了一個18平方米的套間。

在劉伯承的教育下，6個子女先后成才，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默默奉獻著。

1982年，由於年齡和健康原因，劉伯承主動辭去黨政軍領導職務。1982年8月，黨的十一屆七中全會專門發出《給劉伯承同志的致敬信》，高度評價劉伯承：“您勤奮學習，嚴守紀律，從不居功自傲。您艱苦奮斗，廉潔奉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與人民群眾和士兵同呼吸，共命運。您的高尚品德，在黨內外深孚眾望。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一定永遠銘記您的功績，您永遠是我們的學習榜樣。”

（摘編自1月3日《中國紀檢監察報》 張文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