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打好反腐敗斗爭的歷史經驗

　　毛澤東同志指出：“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堅持從嚴治黨治政、以思想教育反腐倡廉、以制度法規反腐保廉、堅決依法懲治貪污腐敗分子、將反腐敗斗爭貫徹到底，是民主革命時期黨不斷深入推進自我革命的重要實踐指南，為新征程上黨堅決打好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提供了寶貴經驗智慧。

　　以思想教育反腐倡廉，強化不想腐的感召力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堅持不懈加強理論武裝，對革命斗爭中的廣大黨員干部保持思想純潔、抵制腐敗作風具有重要意義。

　　大革命時期，黨鑒於部分同志存在“有雇佣勞動傾向，缺少從前那樣刻苦奮斗的精神和自發的革命情緒”“能守紀律也不免形式主義、機關主義的流弊”“發生貪官污吏化（即有經濟不清楚、揩油等情弊）”的情況，頒布了第一個懲治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從組織上和思想上提出了反腐敗的任務。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提高廉潔意識，加強對紅軍和干部的思想教育，毛澤東同志要求部隊戰士“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古田會議決議》則明確將廉潔奉公的內容嵌入發展新黨員五項條件之中。同時，黨十分重視借助新聞輿論工具對黨員干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紅色中華》《斗爭》《紅星》等黨報黨刊，一方面贊揚肯定黨員干部廉潔奉公的先進事跡，另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批評和揭露黨內存在的腐敗行為和不良風氣。

　　全面抗日戰爭時期，黨將黨風廉政教育擺在了突出位置。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同志要求全黨認真學習《甲申三百年祭》，吸取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最終失敗的歷史教訓，防止悲劇重演，對黨的干部進行了一次艱苦奮斗、保持革命初心的深刻教育。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出“兩個務必”的思想，告誡全黨必須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

　　以法規制度反腐保廉，強化不能腐的約束力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中國共產黨以鐵的紀律著稱，一貫強調用制度法規來約束黨員干部的行為，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法規制度體系，對遏制腐敗現象、樹立廉潔形象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以法規制度反腐保廉的邏輯起點，源於《中國共產黨黨綱》《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章程》等文件的通過和頒布。文件從制度層面對黨的組織機構、黨員的條件和標准進行了初步規定，對黨的領導制度體系、黨的組織制度體系和黨的監督制度體系的建構具有啟蒙作用。特別是黨的二大首次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其中專門設置了“紀律”一章，用來規范黨員干部的思想行為。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之初，毛澤東同志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用以約束革命軍隊的行動，后來進一步完善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樣嚴格的紀律規定成為“紅軍以及后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對於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團結人民群眾和確立人民軍隊對待俘虜的正確政策，都起了偉大的作用”。

　　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最初的政府審計機構——財政審查委員會和群眾性監察機構——工農檢察委員會，並制定了中共黨史上第一個懲治腐敗的法令——《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和統一財政制度、統一會計制度、巡視檢查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條例，初步形成了反腐敗的基礎制度框架。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黨和政府成立法令研究委員會、地方法規起草委員會、區法制委員會，制定《陝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陝甘寧邊區政紀總則》和《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嚴格建立財政經濟制度的決定》，進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反腐敗的法規制度，使反腐敗斗爭走上了長期性、法制化、常態化的軌道。

　　嚴懲貪污腐敗，強化不敢腐的震懾力

　　堅持從嚴治黨治政，堅定不移懲治腐敗肅清貪官，將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是黨以嚴的基調推動正風肅紀的一貫做法。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內部，組織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通過建立控告局，發動群眾開展廣泛的檢舉運動，中央領導親自抓大案要案、嚴查大案要案等一系列行動，依法嚴懲了一批貪污受賄、腐化墮落分子，為教育廣大干部和群眾，鞏固和建設中央蘇區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依據《懲治貪污條例》，判處原陝甘寧邊區貿易局局長肖玉璧死刑。《陝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條例》規定：對貪污數目在一千元、五百元、一百元以上者，分別處以死刑、有期徒刑或勞動改造。在黨中央的指導下，各級政府和法院有力開展懲治貪污腐敗分子專項行動，公正嚴明查辦貪污腐敗案件，形成了以法治為基礎的綜合治理格局，深刻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廉政風范。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嚴靜 劉宗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