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的知識分子工作

　　延安時期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重要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成功開展知識分子工作的典范時期。這一時期，黨的知識分子工作主要經歷了以團結為主的吸引爭取階段、以吸收為主的培養重用階段以及以工農化改造為主的淬煉教育階段。

　　吸引爭取

　　早在瓦窯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就逐漸開始糾正過去對待知識分子的一些不當做法。全面抗戰爆發后，黨先后頒布了一系列大量發展知識分子黨員的指示，如《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培養新干部問題的訓令》及《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等文件，均明確強調為適應革命事業發展需要，全黨必須重視發展知識分子黨員工作。同時，為進一步貫徹落實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黨在政治上實施“三三制”民主制度，廣大知識分子作為重要的團結對象，被給予了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參政議政權。比如，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機關，陝甘寧邊區成立的邊區參議會的參議員代表中就有許多先進知識分子。

　　文化知識水平較高、富有個性、思想活躍、好發表意見等是知識分子的特征。為此，黨在政治上給予廣大知識分子較大的包容性，並為其營造相對寬鬆自由的政治氛圍和工作環境。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堅決反對一切人才工作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且實事求是、想方設法為廣大知識分子“加椅子、留位子、架梯子”，還為廣大知識分子“量身定做”了一些特殊政策，如規定“對非黨的專門人才，隻要求他們服從我軍紀律與各種規章條例，不強迫他們作政治學習，不強迫過政治生活”，以實施政治上的減負使其全身心投入專業領域的工作。為進一步激發廣大知識分子建言獻策的熱情，黨還強調要對知識分子提出的觀點主張予以足夠的尊重和充分的考量。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黨內高級領導人及邊區軍政領導會經常抽出時間親自約見延安知識分子代表，與他們進行深入交流，鼓勵他們勇於為邊區各項建設事業和革命勝利貢獻力量。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方面對陝甘寧邊區實施了經濟封鎖，加之邊區自然環境惡劣，根據地經濟狀況吃緊。然而，即便如此，黨仍堅持盡最大努力給予知識分子特別的生活照顧。比如，將所有享受待遇的人員按其職業屬性的不同分為10類40余種，教師、醫生、外來專家等技術人員往往待遇級別靠前，而黨政機關干部則排名靠后。為適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知識分子奔赴延安的高潮，中共中央要求要盡最大努力為知識分子沿途提供食宿便利，並負責將他們安全送往延安。例如，八路軍西安七賢庄辦事處就曾經“不斷地招待著從淪陷區、大后方和海外各地來此要求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

　　培養重用

　　延安時期，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要贏得革命戰爭的勝利以及滿足革命勝利后國家各項事業重建和發展需要，就必須高度重視教育事業。為此，黨積極利用邊區大后方相對安定的環境大力創辦各類學校，吸引和培養革命發展所需的各類人才。產學結合的辦學模式可以說是這一時期各類培訓學校的一大特色。以“抗大”和陝北公學為例，廣大學員既讀有字的講義書，也讀社會這本“無字書”。黨政軍干部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知識分子一邊學習、一邊生產勞作，在豐富理論知識的同時，也很好地磨練了革命意志。此外，當時開設的各類技術學校也為黨培養了大批技能型人才。例如，1939年中共中央創建的延安自然科學院，始終堅持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辦學宗旨，先后培養了約五百名科技干部人才。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知識分子使用上主張大膽任用、人盡其才。一方面，在各級黨政機關中提拔和重用知識分子，另一方面，規定在一些專業性較強的領域不能教條地將政治認識作為任用、提拔干部的主要標准，要對其專業學識加以充分的考量。比如，中央軍委和邊區下令，應給予工程師、醫生、軍事家等“充分的信任”和“充分的負責工作”，讓其擔任廠長、院長等領導職務。邊區各黨政機關提拔和重用了大批技術過硬的專業技術人才擔任各專業領域的領導職務，如水利工程師丁仲文就擔任了陝甘寧邊區交通運輸局局長。同時，黨還廣泛設立各種專業性質的組織機構，為知識分子搭建舞台，如設立了自然科學研究會、土木工程學會、中國農業學會等一大批自然科學研究組織以及以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中國文藝協會等為代表的藝術團體組織，還創辦了《大眾文藝》《戲曲工作》《文藝突擊》《前線畫報》等眾多文藝刊物用來滿足文化人自由發表藝術文化作品的需要。

　　教育改造

　　延安時期，黨創辦的各類學校高度重視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針對部分知識分子學員對馬列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問題等認識模糊不清、知之甚少的問題，黨專門選派成仿吾、李維漢、艾思奇等理論家為他們授課，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黨的重要領導人也經常給各校開講座、作報告等。這期間，黨在積極創辦《解放日報》《紅色中華報》《邊區群眾報》等中央級報刊的同時，大力提倡和支持知識分子創辦紅色文藝刊物，如《紅色中華》就是以丁玲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創辦的旨在培養無產階級作家、宣傳馬列主義、宣傳新民主主義大眾文藝的刊物。

　　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囿於其階級局限和復雜背景，一度在政治上表現幼稚，推崇文藝第一、人性第一的“溫情主義”。針對這種對文藝和政治關系認識模糊不清的現象，中國共產黨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朱德等黨的領導人在會上精辟地闡釋了知識分子的文藝創作要取材於工農群眾的日常生活，文藝作品要服務於工農大眾、服務於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道理。同時，廣大知識分子積極參加整風運動，通過認真學習文件、座談討論、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方式，深刻剖析、反省和改造自己，在“自我”與“他我”以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思想情感斗爭中逐步堅定自身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提高了無產階級思想境界和認識水平，成功實現了從“舊我”向“新我”的蛻變。

　　知識分子隻有主動投身於火熱的工農生產實踐中，積極將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廣大工農群眾中，並“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避免自身陷於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境地。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為打破國民黨頑固派對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封鎖，黨中央在延安號召廣大人民群眾發起了大生產運動。這期間，廣大知識分子積極響應黨的號召，踴躍參加上山下鄉墾荒運動，在與工農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過程中，一方面淬煉了自身的革命意志，深化了對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認識，明晰了文藝工作為工農大眾、為黨的革命事業服務的使命﹔另一方面積極發揮自身優勢，通過夜校、識字班、識字組、讀報組等，為黨的“掃盲運動”做出了突出貢獻。有的知識分子擔任了中小學教員，協助政府推進農村教育事業發展。

　　（摘編自《新東方》2024年第1期 郭亞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