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觀瀾：萬裡耕桑的堅定足跡

　　1949年9月15日，王觀瀾與徐明清在克裡米亞燕子堡前留下了光陰一瞬。照片中的二人眉開眼笑，時隔75年，如今我們仍能感受到他們當時的喜悅，很有一種“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的飛揚神態。

　　這是王觀瀾夫婦在得知新中國即將成立后的反應。盡管遠在蘇聯，但新中國的熾熱橫穿千裡，灼得他們待不住了。王觀瀾說，我渴望立刻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中去！

　　1906年7月，王觀瀾出生於浙江臨海。王家家境貧苦，王觀瀾直到9歲才走進學堂。他深知學習的機會來之不易，發奮讀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16歲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浙江省立第六師范預科。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他白天讀書，晚上兼職抄寫稿件，賺取微薄報酬。

　　在“六師”學習的日子，正是革命思潮興起的時期，王觀瀾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思想覺悟迅速提升，憑借好風評和領導力當選為學生會主席。1925年，王觀瀾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擔任團支部書記，是年冬轉為中共黨員，任“六師”簡師部學生黨支部書記。“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不得不轉入地下斗爭，掩護戰友、組織抗議，困境之中毅然決定前往上海尋找黨組織，展現了堅定的革命信念。

　　在此后的歲月裡，王觀瀾先是被派往莫斯科深造，學成歸國后，又參與了土地革命斗爭、創建“紅中社”、主編《紅色中華》等工作。在“查田運動”中，王觀瀾起到了重要作用，並因此與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期間，他遭到王明等“左派”的誣陷打壓而被開除黨籍，也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得以恢復黨籍並擔任中央土地部副部長。正是在這個時期，王觀瀾對“三農”問題有了更加系統、深刻的認識，為他日后在農業崗位上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4年10月，紅軍踏上長征路。王觀瀾勇擔籌糧重任，卻在外出籌糧時，因斷糧誤食而患上痢疾。據王觀瀾的女兒回憶，父親曾提起過這段往事，痢疾拉得太厲害，幾近虛脫，是戰友們半抬半扶，他們才趕上了大部隊。而為了節約藥物給其他戰友，父親硬是扛了下來，卻也因此落下了病根。

　　瓦窯堡會議后，王觀瀾受命擔任土地部部長和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后又調任陝甘寧邊區黨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部長，兼任中央統戰委員會常委。在統戰工作中，王觀瀾再次遭遇王明等人的打壓，被指有“托派嫌疑”。但毛澤東力挺王觀瀾，稱“王觀瀾經過了我十年的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

　　在陝北，因過度操勞，王觀瀾在長征途中埋下的病根屢次發作，最終支撐不住住進了延安中央醫院。住院期間，毛澤東曾專門到醫院探望王觀瀾，后又寫信寬慰他要好好養病，信中的“既來之，則安之”，更是成為許多人在面對疾病時，始終保持堅強、樂觀態度的一個精神支柱。王觀瀾的病情反復，幾度病危，但在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人的重視與關心下，在中央醫院精心救治下，他一次又一次邁過了鬼門關。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戰爭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關鍵階段。根據黨中央批示，王觀瀾夫婦啟程去往蘇聯治病。

　　在蘇聯治病期間，健康狀況稍有好轉，王觀瀾就開始參觀莫斯科的工廠、集體農庄與合作社，他說：“我過去長期調查和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有機會來考察蘇聯的農業發展模式，組織結構等，對我來說，無疑是一次有益的、饒有興趣的對比研究機會，可以為中國農業的發展尋找可借鑒之路。”

　　但王觀瀾並不盲目追崇蘇聯的經驗，他認為中國不能照搬蘇聯農庄的那套經營方法，他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蘇聯農業的集體化、機械化程度很高，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人口稀少、土地廣袤，比較容易進行大面積的耕作。而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多樣，主要的農業產區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難快速向集體農庄邁進。蘇聯農業實行的集體農庄方式，是根據他們自己國家的自然條件、人口數量等實際情況而定的，他說：“中國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即。王觀瀾說，我渴望立刻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中去！在得到黨中央同意后，王觀瀾夫婦很快就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這張照片，正是二人在回國前的留影。再看流露出的這份喜悅，更多了幾分赤誠與期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觀瀾一直在農業部門的領導崗位上工作，他先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兼北京農業大學校長、黨委書記，農業部顧問組組長。數十年間，他始終以發展農業為首要任務，一心扑在為廣大農村和農民尋找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道路上。

　　（作者單位：浙江省臨海市政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