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決議縱橫談

　　回望波瀾壯闊的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三個厚重雋永的黨的歷史決議，是那樣深刻地把握了歷史規律、總結了歷史智慧，是那樣自覺地掌握了歷史主動、體現了歷史自信。特別是融匯了中國共產黨踐行初心使命、鑄就世紀偉業、揭示黨的百年輝煌深遠影響和創造奇跡核心密碼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同前兩個歷史決議一道，共同樹起了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歷史上堅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又以偉大社會革命促進偉大自我革命的三個裡程碑，它們同“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裡程碑交相輝映，共同閃耀著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歷史擔當和歷史榮光。這就是強烈地呼喚並且像磁石般吸引我去撰寫《歷史決議縱橫談》的由來和動因。

　　黨的“歷史決議”別具一格的文體和文種

　　首先強烈呼喚我、緊緊吸引我的是黨的“歷史決議”這樣別具一格的文體和文種。觀乎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文獻，冠之以“決議”這一名稱的，幾乎都是涉及黨的當下行動或某個重大而緊迫的具體問題的行動決議、工作決議的決議案或議決案。而在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之前，還從未有過黨的“歷史決議”這樣的文體和文種。

　　或問，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上，究竟是誰原創和獨創了黨的“歷史決議”這樣的文體和文種呢？

　　由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傳》告訴我們：原創和獨創了中國共產黨“歷史決議”這一文體和文種的，是毛澤東同志。

　　那是在1945年春天，日理萬機的毛澤東同志在積極籌備召開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的繁忙日子裡，開始抽空審閱經由張聞天同志修改過的《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澤東將題目確定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思想史、文獻史上，才有了“歷史決議”這樣前所未有的文體和文種。從那時到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黨的“歷史決議”這樣的文體和文種，中國共產黨總共僅使用了三次。

　　用“歷史決議”這一具有原創性、獨創性的文體和文種，並且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極為鮮明的標題，來總結黨的歷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是最能反映毛澤東同志的初心和本意的。同時，這也是最能體現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從偉大勝利中激發奮進力量，從彎路挫折中吸取歷史教訓，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絕不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執著奮力實現既定目標，以行百裡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自信。

　　當時，毛澤東同志強調，“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隻要這個決議“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今后的斗爭有利益，對今后黨和人民有利益”。毛澤東同志還指出，在黨的“歷史決議案中……主要講我們黨歷史上的‘左’傾錯誤”，“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於黨在政治上不成熟”。毛澤東同志還一再闡明，黨中央搞這個歷史問題的決議案，是要堅持“一個完全弄清楚”“兩個徹底”，達到“一個目的”。堅持“一個完全弄清楚”，就是研究黨的歷史問題，“應使干部對於黨的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兩個徹底”就是“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在“思想上要清算徹底，作組織結論要慎重和適當”。“達到一個目的”，就是“不重視懲辦，隻作政治結論，以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后黨還會繼續犯錯誤一樣。”

　　其次強烈呼喚我、緊緊吸引我的，還有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一系列重要講話。

　　中國人歷來重視治史，以史為鑒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我們黨也歷來高度重視總結歷史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歷史進程的認識越全面，對歷史規律的把握越深刻，黨的歷史智慧越豐富，對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動。”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現在，距離第一個歷史決議制定已經過去了76年，距離第二個歷史決議制定也過去了40年。40年來，黨和國家事業大大向前發展了，黨的理論和實踐也大大向前發展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既有客觀需要，也具備主觀條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歷史認知是歷史自信的重要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唯物史觀、正確黨史觀，在黨和國家歷史問題上正本清源，取得了顯著成效。同時，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要真正解決好這個問題，仍然需要黨鄭重、全面、權威地對黨的歷史作出科學總結，並在此基礎上持之以恆推進黨史總結、學習、教育、宣傳，讓正確黨史觀更深入、更廣泛地樹立起來，讓正史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和全體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堅定歷史自信、筑牢歷史記憶，滿懷信心地向前進。”

　　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和主持下，我有幸參與起草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寫下了大量黨史學習筆記，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閉幕后又參與了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精神的宣講工作，在連續四個月宣講過程中，先后回答了一些地方黨政機關、高校師生、企事業單位黨員干部關於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種種提問，在深入思考后下了一個決心：把撰寫一本《歷史決議縱橫談》立即化為行動，並且堅持白天宣講、晚上寫作﹔宣講工作持續了四個月，同步寫作《歷史決議縱橫談》也持續了四個月，終於在2022年春節期間如願寫成了這本書。

　　三個歷史決議都既有“縱論”也有“橫議”

　　之所以把書命名為《歷史決議縱橫談》，蓋因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中的三個歷史決議都是按照毛澤東同志倡導的研究我們黨的歷史要採用“古今中外法”使然。所謂“古今”，我的理解是“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就是要循著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之“經線”進行“縱論”﹔所謂“中外”，我的理解是，既要勇於總結我們黨自己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又要善於借鑒別國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也就是要循著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之“緯線”進行“橫議”。所謂搞清楚、弄明白黨的歷史之經緯，此之謂也。

　　首先，請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在總共七個部分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前三個部分是對黨自成立以來，“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的歷史，尤其是“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的歷史的“縱論”﹔后四個部分，則分別是對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的四個方面錯誤及對其社會根源、解決辦法、黨為何在斗爭中更加成熟起來等問題上的“橫議”。

　　其次，請看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在總共八個部分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前六個部分，分別是對新中國成立前28年歷史的回顧和新中國成立后32年歷史從總體上和分階段的“縱論”﹔后兩個部分，則分別是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以及團結起來，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的“橫議”。

　　最后，請看中國共產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在總共七個部分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前四個部分，分別是對黨的百年奮斗歷程的四個歷史階段的“縱論”﹔后三個部分，則分別是對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意義、歷史經驗和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三個重大問題的“橫議”。

　　打通黨的百年奮斗史上這三個歷史決議而撰寫的《歷史決議縱橫談》這本書，也是嚴格依照黨的三個歷史決議一以貫之的“縱論”與“橫議”相結合的方法寫就的。其中，既有對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精神學思感悟的“縱論”和“橫議”，也有對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三個歷史決議貫通起來進行的更具歷史縱深感和穿透力的“縱論”和“橫議”。

　　在“縱論”上，我力求從歷史的連貫性和階段性相統一的高度，講清楚中國共產黨100年來走過的偉大歷程、開辟的偉大道路﹔講清楚黨的百年奮斗史的四個歷史階段各自具有的鮮明特征、實現的奮斗目標、辦成的歷史大事。在“橫議”上，我力求講清楚如何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認清歷史方位、把握歷史規律﹔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標志性意義﹔講清楚如何深化對黨在新時代創新理論的理解和把握﹔講清楚第三個歷史決議的精髓要義﹔講清楚第三個歷史決議的52個“之最”﹔講清楚習近平總書記為何先后十論走好“新趕考之路”。同時，也力求講清楚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如何展示出主持起草工作的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同志的政治智慧﹔講清楚同黨的三個歷史決議相關聯的三個歷史階段，對黨的領導核心和黨的指導思想一以貫之的“兩個確立”﹔講清楚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分別同黨的七大、十二大、二十大的緊密內在聯系﹔講清楚如何通過學習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堅定歷史自信、掌握歷史主動﹔等等。

　　《歷史決議縱橫談》既注重深入解讀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重大創新思想、重大戰略舉措、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又注重深入解讀黨的三個歷史決議的思想含量、理論含量、知識含量及其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這是我對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正確思想指引”這一科學論斷的學思感悟﹔也是我對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就在於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並用以指導實踐”這一深刻思想的學思感悟﹔也是我對“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呈現出更多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這一新的時代課題的學思感悟。

　　（作者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