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魯邊區如何開展統戰工作

冀魯邊區形成於全民族抗戰爆發的1937年，以山東德州為中心，西起津浦鐵路，南瀕黃河，東臨渤海，北抵天津獨流減河，包括了當時隸屬於山東北部和河北南部的20多個縣，面積約3萬平方公裡，人口約600萬，是八路軍挺進山東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創下了山東抗戰史上的多個第一。冀魯邊區模范執行黨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針對不同群體開展多元化統戰實踐，使邊區呈現出“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戰，進步力量要求抗戰，偽頑勢力有所分化並更加孤立”之局面，在黨的統戰工作史上書寫了光輝篇章。

聯合國民政府樂陵縣縣長投身抗日。1938年5月，牟宜之在其舅父、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的介紹下，被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委任為樂陵縣縣長。牟宜之來到樂陵后，胸懷抗日，組建抗日武裝，鎮壓地痞流氓和土匪。但是，在國民黨消極抗戰的壓力下，其長期徘徊在“十字路口”。為此，邊區軍政委員會誠邀牟宜之共商抗日大計，並多次向其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政策和策略。牟宜之看清了抗日的前途和依靠力量后，積極支持共產黨抗日，並出資數萬大洋為八路軍一二九師購置棉衣。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對牟宜之的行為大為不滿，對其處處壓制。正在他苦悶彷徨之際，蕭華率部來到冀魯邊區。在蕭華的教育引導和動員下，牟宜之堅定了聯合共產黨抗日的決心，把縣政府錢款積蓄全部交給八路軍支配，將縣政府武裝改編為八路軍“挺縱”泰山支隊，使樂陵成為一個鞏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對牟宜之的行為，周恩來曾給予高度評價：“倘若在抗日戰爭伊始，中國有十個牟宜之這樣舉一縣之人力、財力、物力投身革命的縣長，就會極大促進抗戰事業的發展，使抗戰全局有所改觀。”

孤立、分化、瓦解國民黨軍隊中的反共力量。1938年9月，八路軍“挺縱”到達冀魯邊區后，抗日武裝力量迅速發展壯大，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敵視。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鐘麟和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密謀實施反共的“冀魯聯防”，企圖用軟硬兼施的方式把八路軍“挺縱”趕出冀魯邊區，以限制根據地發展。沈鴻烈來到魯北后，以“統一政令、軍令”為借口，打擊邊區抗日政權及軍民，意圖撤換“親共”縣長牟宜之。針對這一情況，八路軍以抗日大局為重，通過會談的機會盡力說服沈鴻烈放棄成見、共同抗日。利用國民黨第三路軍手槍旅旅長吳化文與沈鴻烈的矛盾，與吳化文訂立了互通情報、互相聯絡等共同抗日的口頭協議，還組織萬名群眾阻攔沈鴻烈把牟宜之強行帶走。最終沈鴻烈無功而返，退居魯南。與沈鴻烈的陰謀不同，鹿鐘麟妄想用武力消滅津南的八路軍，他收買了鹽山反動民團頭目孫仲文，指使其大搞反共軍事活動，造成冀南軍區六軍分區司令員楊靖遠犧牲。針對孫仲文之輩頑敵，冀魯邊“挺縱”在對其多次教育、談判無果的情況下予以堅決消滅，沉重打擊了國民黨頑固勢力。

團結爭取國民黨高樹勛部抗日。1938年12月，蔣介石抽調高樹勛部進入冀魯邊區，與八路軍搞政治軍事“摩擦”。高樹勛是冀魯邊區鹽山縣人，本人傾向於抗日，因此常受頑固派排擠。蕭華認為他是可以團結的對象，對其進行了積極爭取。一是對高部進行抗日宣傳教育。蕭華等“挺縱”領導數次前往高部駐地，與其交換對抗日形勢的看法，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派人專程送信，懇切勸誡高樹勛認清形勢，不要與石友三、張蔭悟等輩為伍。二是對高部中馬皋如等反共分子挑起的種種“摩擦”陰謀，予以揭露和堅決回擊。以馬皋如為首的頑固派，網羅地方武裝襲擊寧津縣城，在高部掩護下四處暴力催糧派款，從而挑動八路軍與高部發生沖突。對此，蕭華等“挺縱”領導一方面在軍事上給馬皋如以迎頭痛擊﹔另一方面積極同高樹勛交涉，成功使其與頑固派劃清界限。1939年7月，高樹勛部在樂陵寧家寨陷入日軍重圍，在向國民黨軍求援無果的情況下向八路軍“挺縱”求援。“挺縱”的果斷施救感化了高樹勛，其不久便毅然率部撤離了冀魯邊區。1945年10月，任國民黨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的高樹勛率部在邯鄲前線起義，成為解放戰爭中第一位率部起義的國民黨高級將領。

對偽軍偽組織進行爭取瓦解工作。由於冀魯邊區艱苦的抗戰條件與形勢，特別是進入抗戰中后期，部分地方武裝或國民黨軍投靠日偽。對此，冀魯邊區黨組織根據黨中央關於偽軍工作總的方針政策，確定“打擊、孤立、警告、分化最壞的，掌握利用較好的，爭取、控制一般的”具體政策。在此基礎上，採取一系列措施開展偽軍工作：能爭取過來的就爭取過來，為我們做工作，或成為我們的武裝力量﹔運用各種關系做偽軍家屬的工作，使做偽軍工作成為家家戶戶的任務﹔對偽軍採取喊話、寫信、散發宣傳品等方式，加強攻心戰﹔打擊首惡，對死心塌地的漢奸、偽軍頭目予以堅決鎮壓，懲一儆百，推動中間力量向抗日方面轉化﹔破壞敵人的“保甲制”，爭取和掌握偽政權，使其成為進行敵偽工作的橋梁。以上措施實現了對偽軍“內線工作與群眾性工作相結合，政治攻勢與軍事打擊相結合，普遍宣傳教育與重點打擊相結合”，成功爭取瓦解了部分偽軍偽組織。

廣泛建立群團組織發動全民抗戰。一是建立華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和救國軍。七七事變后，中共津南工委貫徹北方局關於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政權的號召，於1937年7月成立山東省第一個民眾抗日團體和武裝——華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和救國軍。至1938年7月，冀魯邊區黨組織通過救國會、救國軍將勞苦大眾和各階層人士聯合起來，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槍出槍，一致抗日，為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二是組織鄉農學校武裝抗日。邊區黨組織在魯北通過鄉農學校組織起主要由貧雇農子弟組成的鄉農自衛隊，加強軍事訓練，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極大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三是組織戰委會等群團組織。1938年10月，冀魯邊區戰地動員委員會成立，各縣、區戰委會也相繼建立。各級戰委會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政策，動員群眾參軍參戰，打擊漢奸敵特，籌糧籌款，使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在全區掀起。此外，邊區抗日文化教育救國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婦女救國會等各類群眾抗日團體的建立，對於動員各階層人士共同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是建立冀魯邊區回民救國總會和回民支隊，廣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團結動員廣大回族人民投入抗日救國斗爭。冀魯邊區在抗戰中始終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鑄就了“敢為人先、大愛為國、不屈不撓、團結奉獻”的冀魯邊區軍民抗戰品格，為全國革命勝利作出了重大的“革命貢獻”“干部貢獻”和“精神貢獻”，也為新時代統戰工作提供了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