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簽名冊往事（一）

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簽名冊（內頁）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步入大會會場

75年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代表們在印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的簽到紙上，留下了最為珍貴的簽名。會后，籌委會將這多達82頁、共有644位代表簽名的印記，裝訂成兩冊，留作紀念。1965年10月，政協全國委員會將此簽名冊撥交給中國革命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75年后，再次翻開這本縱43厘米、橫32.5厘米，木板封面上鐫刻著人民政協會徽和林伯渠題款的簽名冊。時代風雲扑面而來，文墨雄渾、鐵畫銀鉤，愈發珍貴。

第一位簽名的代表

在《開國盛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重要文獻資料匯編》（上編）第232頁記載：9月15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在中南海勤政殿辦理各種代表報到手續，並領取代表紀念章。這一文獻級的“史實紀要”與當時分管中國共產黨代表報到的孫小禮同志的追憶，互証吻合一致。

1949年夏，孫小禮被北平團市委抽調到中南海會議籌備會秘書處工作。9月15日，她在中南海勤政殿正門大廳內負責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報到工作。

第一個報到的是陳雲同志。他是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中國共產黨正式代表之一。6月15日，陳雲出席了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從這一天至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與新政協籌備會相關的會議和中央有關會議，通常都是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9月15日，陳雲在簽署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復財政部函之后，就到勤政殿報到。

孫小禮是按參會人員名單和相關報到要求，引導陳雲在簽到紙上簽下名字的。當時剛參加工作的孫小禮，一下子接觸的全是重要領導，心裡還是有些緊張的。盡管她認真地熟記了簽到時的有關要求，即代表簽名一律用毛筆，第一行寫單位名稱，由各單位的首席代表寫﹔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簽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單位的其他代表簽名，每行上下可寫兩個名字。因陳雲不是首席代表，所以在簽到時，孫小禮非常禮貌地引導陳雲從第三行開始簽到。陳雲在簽到時特意多留了一行，將自己的名字簽在了第4行的位置。

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七次會議。也就是在這一天，毛澤東正式簽名報到。對此，孫小禮印象頗深，她回憶：

議事科副科長遲先達通知我，毛澤東主席來勤政殿開會，同時，就來報到。遲先達副科長要我給他一張未用過的簽到紙，他沿著第四行的豎道把紙折疊起來，蓋上已簽滿了的后二行。

毛澤東主席來到簽到處，我趕忙上前迎接。這時，郭沫若、李濟深、馬寅初、烏蘭夫等人，一下子簇擁到毛澤東主席身旁，說要看毛主席的親筆簽名。被擠到了外側的我，看到毛澤東主席已經拿起了毛筆。我急忙說，請毛主席在第一行寫黨派名稱：中國共產黨，在第二行寫您的名字，您不要把名字寫到第三行裡去。毛澤東主席聽到我的這些話后，停了一下，又看了看簽到紙，說出了一句濃濃的湖南話：到底怎麼簽呢？您就在兩行內寫字，不要把字寫到上面的紙上。毛澤東主席隨著我的話音，好像看穿了簽字紙上的“手腳”，輕聲說：照你的“指示”辦嘍。很快，毛澤東主席在第一行寫了“中國共產黨”，在第二行內寫了“毛澤東”。攝影記者拍攝了這一珍貴的歷史瞬間。多年后，我看到了這張照片。雖然照片畫面上，看不到我，但一代偉人毛澤東神情庄重地寫下簽名的那一刻，我在場！親眼見証，讓人銘記。

唯一一位沒有簽名的首席代表

按新政協籌備會的議定，簽到簿的第一行是單位名稱，第二行則是單位的首席代表簽名。也正基於此，我們能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們留下的簽名冊上，飽覽到各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首席代表的風骨才情。

就黨派代表而言，可以看到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首席代表李濟深的簽字和簽名，其字體取法魏碑，運筆凝重有力，結字端庄沉穩。中國民主同盟首席代表張瀾的簽名端雅雋永、點畫精到、筆致翩翩、平正寬博，工整沉穩中又見俊逸清雅之姿。民主建國會首席代表黃炎培的簽名端庄秀麗，因為他一直堅持“臨池白首學為人”，又特別擅長楷書和行書，他在廣游名山大川時，凡遇碑刻即悉心揣摩，黃炎培留在宣紙上的簽名，給人秀逸之美。無黨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郭沫若是書法大家，他的書法既重師承，又多創新。他以“回鋒轉向，逆入平出”為執筆八字要訣，用書法展現他大膽的創造精神和鮮活的時代特色。中國民主促進會首席代表馬敘倫的簽名，能看出他極尊重傳統，動筆和結構有法度、有風骨，是一位有品位的書法大家。中國農工民主黨首席代表彭澤民、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首席代表譚平山、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首席代表蔡廷鍇、中國致公黨首席代表陳其尤、九三學社首席代表許德珩、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謝雪紅，都簽寫了單位和簽名。曾有人撰文，謝雪紅的親筆手跡是最難得一見的。其實，我們不僅在簽名冊上完整地看到了她的簽名，也看到了她多年后留下的親筆信函。這字跡當屬珍稀珍貴。

除此之外，在黨派首席代表的簽名冊上，唯獨沒有看到中國人民救國會首席代表李章達的簽名。

為什麼在簽名冊上沒有李章達的簽名呢？民主先驅李章達，廣東東莞人。早年加入同盟會。曾參加武昌首義和討袁之役，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團長。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后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華南地區總部。1948年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兼秘書長。

李章達之所以未在簽名冊簽到，是因為他生病未能到來。他在《六十自述》中有這樣的記述：

……1947年12月，國民黨民主派由李濟深領導，在香港舉行代表會議，籌組革命委員會，我以政見相同，樂於參加。1948年1月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聲明脫離蔣介石反動集團的關系，反對獨裁，反對內戰，主張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與各民主黨派攜手前進。我被推為中央常務委員兼任秘書長。值其時，我患心臟病相當嚴重，臥病澳門，然經常扶病過香港參加會議。1949年春，我由香港乘輪北上，到了初解放的北平。途經石家庄時，見了毛主席、朱總司令、周恩來等，非常欣慰。在北平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正在准備出席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突然心臟病復發頗劇，因須請原經手療治之醫師，不得已乃復返香港。接北京電報，知道我被推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1949年10月，廣州解放，我被任為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廣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之職。這就是我四十年來政治生活經過從片段中的大概敘述。

唯一一個鋼筆簽名

在簽名冊上，唯一一位用鋼筆簽名的代表就是特別邀請代表宋慶齡。

關於特別邀請代表，周恩來在1949年9月7日向政協代表們做的《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進行了翔實解釋：

我們在確定代表名額和人選的時候，不是平均主義的，而是有重點的。重點在哪裡呢？就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四十六個單位的名額和人選的確定，始終都體現著這一重點。參加這次會議的不僅有各民主黨派，有多年來為民主事業而奮斗的無黨派民主人士，還有各解放區的代表。各解放區在解放戰爭中擔負了重大的任務。我們還承認解放軍的代表權，因為人民解放軍不單是軍事組織，又是政治組織，不僅是普通軍隊，而且是工作隊。他們消滅敵人，從事政治工作，做人民的勤務員。因此，他們所代表的不僅是軍隊，而且代表著他們出身的人民，首先是農民。這是來自人民屬於人民的隊伍。解放軍代表的參加也體現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重點。除此以外，還有待解放區的代表，包括華南解放軍的代表。

有了重點，同時又照顧到了各個方面。在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外，還有婦女代表、青年代表、學生代表、文藝工作者代表、新聞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我們也照顧到還不能立刻組織團體的方面，如自由職業者代表。我們還照顧到海外華僑和少數民族。這就是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四十五個單位產生的大體情況。但是盡管如此還是不夠全面，所以又設了一個特邀單位。其中有在中國整個民主革命階段中，始終站在正義事業方面的，如孫夫人和她領導的救濟單位。也有從事科學研究和工業建設的人才，如陶孟和先生和錢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個時期和我們有某種聯系和朋友來往，同情人民事業，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這方面的，如福建薩鎮冰先生，張難先先生。也有從事民主運動在解放區服務很久的朋友，如陳瑾昆先生。也有是參加這次和平運動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團張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潛先生也是響應和平號召投到人民方面來的。起義的將軍有的作為解放軍代表參加會議，如吳奇偉將軍，曾澤生將軍，張軫將軍，也有的參加到特邀單位中。海軍、空軍的代表也在特邀單位中。還有願意為建設新的人民的藝術而服務的人物，我們也邀請了，如周信芳、梅蘭芳、程硯秋幾位先生。邀請的代表還有勞動界護廠有功的工人、勞動英雄和在各解放區單位安排不下的，如晉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總之，決定全部代表人選是根據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則。我們重視由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敵后根據地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民主運動中鍛煉出來的朋友，脫離反動派而起義的朋友，保護國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成為集中代表全國人民力量的大會。

其實，關於邀請宋慶齡參加新政協會議，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就曾致電身在上海的宋慶齡，邀請她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宋慶齡復函周恩來表示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婉言謝絕了北上邀請。6月11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預備會在雙清別墅召開。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產生了由毛澤東擔任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擔任副主任的21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於19日，周恩來於21日分別寫信給宋慶齡，並於25日派鄧穎超帶著這兩封邀請信，前往上海，再次誠邀宋慶齡北上共商國是。

在鄧穎超來到上海邀請宋慶齡赴北平之前，李濟深也曾致函宋慶齡，請她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協，但宋慶齡婉拒了李濟深的北上之請。8月7日，鄧穎超在致中央並周恩來電報中作了匯報：宋慶齡先生對被定為新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見：“一、仍以旁聽身份列席。二、對與張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沒有什麼意見。三、對擔任婦聯代表頗為顧慮，如不會說話，不能反映團體意見，不能經常參加團體的工作等。”經她多方解釋說明，宋先生不再堅持己見，並說：“請你們替我考慮，你們覺得怎樣好，就怎樣辦。”

鄧穎超的電報，表明宋慶齡並不想以任何團體的名義作為出席新政協的正式代表，因而她要求以旁聽身份列席，即使與其他人一起列名也沒有關系。但電報中最后的“請你們替我考慮”的表態，仍表明她對鄧穎超所提意見，仍有勉強或不太願意之意。

對此，8月13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回電鄧穎超：“未虞電悉。孫夫人究以何種名義出任新政協代表，等孫來平后，與她當面商定較為合適。”

8月28日下午4時15分，宋慶齡所乘的2252次專列抵達北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郭沫若、蔡暢等人齊集前門車站，熱烈歡迎她的到來。宋慶齡到達北平后，中共中央首先與她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名義。從周恩來的《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可以確定出宋慶齡先生參加人民政協會議的身份，即特邀代表。

9月19日，新政協籌備會秘書長林伯渠在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宣布：“特邀單位，到現在經籌備會常委會已決定的有74位，其中包括孫夫人領導的救濟單位。”周恩來、林伯渠所指的“孫夫人領導的救濟單位”是中國福利基金會，原名“保衛中國同盟”，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遷往上海，改名“中國福利基金會”。這是宋慶齡1931年從歐洲回國后，在抗日戰爭時期創建並領導的許多團體中，最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個組織。它的孕育、誕生以及所開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無不滲透著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偉大精神，顯示著宋慶齡獨特的文化背景和人格力量。

也正其於此，在周恩來的報告和林伯渠的講話中，都特別強調了宋慶齡領導的救濟單位。宋慶齡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心情愉悅地在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她在簽名冊上的簽名，“破例”使用鋼筆，留下了唯一的鋼筆字跡的簽名。

對此，工作人員孫小禮有這樣的記述：

特邀人士首席代表宋慶齡，是單獨到懷仁堂簽名報到的，按規定“代表簽名一律用毛筆，第一行寫單位名稱，由各單位的首席代表寫﹔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簽名”，但為了尊重宋慶齡的習慣，特備了一支鋼筆，代表簽名隻有她一人用的是鋼筆，也沒在第一行寫單位名稱。

（作者朱彥系西北政法大學教授，閆樹軍系北京古都學會影像專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