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灘青春再燃——重訪二二一廠離退休職工

　　新華網上海9月19日電（記者 潘旭、王默玲）9月初的金銀灘草場猶綠、白雲低垂，寧靜但有力地訴說著歷史的巨響。

　　金銀灘位於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是我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國營二二一廠的舊址。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均誕生於此，這裡被稱為中國原子城。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也是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60周年。在舊址上建設的原子城紀念館再現了二二一廠自1958年選址到1995年退役的歷史。讓每天2000多位參觀者駐足最久的，是展廳廣場上鐵質凹刻的姓名牆，31564個名字，代表了奉獻在這片海拔3000多米草場上的青春。一甲子后的今天，他們中的很多人，在耄耋之齡還在宣傳著“兩彈一星”精神，言語之中，仿佛重燃青春，回到少年……

　　金銀灘草原。（新華社潘旭攝）

　　一聲令下 以身許國

　　驅車橫穿在廣袤的金銀灘，不時可見兩邊草場上的牦牛群和羊群，很難想象，這幅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場景能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

　　“原子”一詞來自古希臘，意思是“不可分割的”，人類認識原子世界的過程中，發現了其內部蘊藏著巨大的能量。這一切，距離當年僅23歲的袁學平太遠。

　　1959年，在山東威海當兵的袁學平被告知要轉業並“去從事一件偉大的事業”，具體什麼事，袁學平不知道，隻知道要去金銀灘，駱賓王筆下的“在那遙遠的地方”。

　　“坐火車、汽車到了西寧后已是滿臉泥土，在帳篷裡住了一個月后，被告知前往金銀灘，100公裡的路，花了足足30個小時。”不久前，88歲的袁學平在淄博“兩彈一星”精神展示館中向40多位參觀者講述著自己的親身經歷。

　　2024年7月，袁學平在淄博“兩彈一星”精神展示館作講解。（受訪者供圖）

　　袁學平抵達金銀灘的前一年即1958年，中蘇兩國專家根據地質、地貌、水文、氣象等因素，聯合選定了青海金銀灘成為核武器研究基地，上報后獲得批復。1959年起，建設大軍投身基地，到1962年底突破2萬人，打破了這片1170平方公裡土地原有的寧靜。

　　彼時的金銀灘上的牛羊，也如同現在一般，甚至更多。1279戶6700多名牧民無條件搬遷，一片“神秘禁區”就此誕生。

　　“廠區保密紀律嚴格，我直到原子彈爆炸了，才知道我原來在搞原子彈，但也不敢聲張，隻能暗暗高興。”袁學平說。

　　冬季的金銀灘草原狂風怒號，飛沙走石，氣溫最低可降到零下30攝氏度。水燒不到沸點，米煮不到全熟，參與建設者中約90%出現高原缺氧、高原水腫等病症。

　　袁學平初到伊始，他所在的籌建處計劃統計科被告知搬到生產前線，7個人睡在一個帳篷裡，沒有鋪板，隻有帆布材質的行軍床外加一床被子和褥子，袁學平凍得一夜未眠。第二天起，袁學平和一位工程師兩人睡一個被窩，蓋兩床被子。

　　有一日寒風凜冽，將帳篷吹走，周圍狼叫聲四起，所有人隻得原地坐著，穿著棉大衣、毛氈、大頭鞋和棉帽這“四大件”，把被子蒙在頭上，太冷了就起身互相擁抱取暖，一直到天亮。

　　即便如此，建設依舊如火如荼，負責建設的部隊領導同志指示，新蓋的房子讓給科研人員，干部繼續住帳篷，用木箱子辦公，喝化開的雪水。

　　物理學家彭桓武回憶說，我們科研人員都住進了暖樓，領導干部都在帳篷裡，科學家們備受關愛。

　　與“寒冷”相伴的還有“飢餓”。彼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基地當時的伙食被稱為“2611”，即每人每月26斤糧、每天一錢油，一角錢干菜湯，“幾乎見不到油水，對於高強度的建設者來說，根本吃不飽。”袁學平說。

　　為了保証建設工程進度和質量，凡是下班后晚上還繼續參加施工的工人，可以多發兩個饅頭，計劃統計員、技術員、工程師等一旦加班，就能一起“開會”，所謂“開會”，每周一次，除了復盤進度外，能聚著炒兩個菜，每人發倆饅頭，邊開會邊吃，以資鼓勵。

　　原子城紀念館展示的二二一廠技術人員和工人集中攻關的照片。（新華社潘旭攝）

　　“大家因此干勁十足，但即便這樣，還是有人在挨餓。”袁學平說，和他一樣身為計劃統計員的小李，半夜餓得睡不著覺，隻能往水杯裡擠牙膏，沖水喝了，甚至到豬圈裡搶爛菜葉子回來煮著吃。

　　屋漏偏逢連夜雨。1959年，蘇聯突然撕毀合約，停止援助。內外交困的局勢引發了原子彈研制究竟是繼續“上馬”還是就此“下馬”的爭論。黨和國家一致意見應該繼續攻關，聶榮臻元帥還說了句經典名言：“我們即使沒有褲子穿，把褲子當了也要搞出原子彈。”

　　“袁學平每次宣講說到這，參觀者都會動容，這是鮮為人知的‘兩彈’故事，更是‘兩彈一星’精神的具體體現。”核工業二二一離退休人員管理局淄博管理處負責人郭春紅說。

　　為了讓“兩彈”故事更有傳播力，淄博管理處將線上線下結合，與淄博市委組織部聯合，組織離退休人員拍攝《“核”護初心》紀錄片和微視頻系列黨課，開展“兩彈一星”精神宣講。

　　現年79歲的王增俊每年在淄博的展示館講解十余回，並參與錄制視頻。

　　王增俊每年在淄博的紀念館講解十余回，並參與錄制視頻。（受訪者供圖）

　　1963年，年僅18歲的王增俊作為親屬支援金銀灘建設。雖然當時基地已初具規模，但對於女性而言，生產生活依舊面臨巨大挑戰。

　　“當時已有宿舍樓了，但因為女同志少，所以沒有女生宿舍，我們隻能住在男生宿舍樓裡，我和其他5人一同被分配在新蓋的廁所住，裡面還有小便池。”王增俊說。

　　到金銀灘后，王增俊被安排擔任化驗員，每次要爬火車，往鍋爐裡加火鹼，爬下來后全身油泥。此后又擔任貨運員、統計員、列車員、收發員、勞資員等，“幾乎把女性能做的事都做了一遍。”

　　王增俊孩子出生時沒有哭聲，醫生診斷是甲狀腺薄弱，原因是懷孕時身處高原且工作繁重。在醫生建議下，王增俊帶著孩子下高原生活了一陣，孩子得以恢復正常發聲，“說老實話我還對得起孩子，沒把孩子給坑了。”

　　經過所有建設者的努力，1964年6月，一個水、電、暖、路齊全，集科研、生產、生活於一體的研制基地拔地而起，總佔地1170平方公裡，建筑面積56.4萬平方米，共有18個廠（場）區和4個生活區。金銀灘草原，即將見証中國核事業的開端。

　　燃燒激情 勇攀高峰

　　原子城紀念館記錄了時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將軍對金銀灘基地工作者的話：你們可能讀過《封神演義》，《封神演義》裡的許多神話，諸如來無影去無蹤……在今天，有的已成為或將要成為現實。同志們，你們的工作就是變神話為現實。

　　1960年8月23日，蘇聯撤走了在華工作的1390名專家中的最后一批技術專家。國際上甚至有人揚言，沒有蘇聯幫忙，中國的導彈永遠上不了天。

　　在西寧市中醫院的病床上，89歲的劉兆民回憶說，蘇聯專家沒有留下圖紙和模型，隻給了一張原材料清單。按照這張單子，雷管的研究始終沒有突破。

　　原子城紀念館地上“596”字樣，這是第一個試驗性原子彈產品代號，對應蘇聯毀約的日子，即1959年6月。（新華社潘旭攝）

　　為了鼓舞士氣，第二機械工業部將第一個試驗性原子彈產品賦予代號“596”，對應蘇聯毀約的日子也就是1959年6月，寓意“爭氣彈”。

　　為了盡快研制出“爭氣彈”，中央周密部署，成立了4個技術委員會，集中力量，重點突破，加快研制進程。1960年4月，鄧稼先帶領年輕的研究人員，憑借4台手搖計算機，一天三班倒，日夜連軸轉，進行了九次方程式的計算。但結果，卻不同於此前蘇聯專家提供的參數。

　　劉兆民（右二）講述自身經歷，宣傳“兩彈一星”精神。（受訪者供圖）

　　當時的劉兆民剛畢業，被分配至第二機械工業部九局下的研究所工作，他在試驗部21組研究雷管，同樣感到受挫的是，半年時間裡都沒有結果。“因為有幾樣材料的用途一直無法參透。”

　　巧合的是，理論計算和雷管材料研制都在1961年出現了轉機。物理學家周光召回國后，從炸藥能量利用率入手，從理論上証明了九次運算的結果正確以及此前蘇聯專家數據的錯誤，掃清了設計原子彈的理論障礙﹔而雷管研制這邊，經過科研人員和技術工人夜以繼日的反復實驗，劉兆民和同事們基本甩開了蘇聯的清單，根據技術要求自主設計。

　　“幾乎是把所有關於雷管的資料都翻遍了，最終確定了雷管殼的薄厚和需要的材料。”劉兆民說。

　　一個個難關攻克后，“爭取一九六四年，最遲一九六五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兩年奮斗目標在1962年9月得以確立。

　　1963年初的金銀灘，二二一基地建設初具雛形。張愛萍發出“草原大會戰”的戰斗動員令，金銀灘這片草原“禁地”開始匯聚各地研發人員、技術工人和生產者，包括於敏、王淦昌、鄧稼先、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等在內的大批專家奔赴金銀灘，數以萬計的年輕人投身核工業。

　　劉兆民也在此時踏上了前往金銀灘的路，他從北京出發，隻知道路在“前方”，但具體是哪裡，卻一無所知。

　　劉兆民隻知道，他和同事們的雷管設計要達到什麼樣的標准。不久后，劉兆民所在小組設計的產品基本達標，劉兆民也作為小組長向朱光亞和王淦昌匯報工作進展。

　　“匯報時，我激動地說現在理論部提出的技術要求我們基本達到了，我的產品可以定性了！可是王淦昌馬上否定了，他說先不能定，隻有試驗成功了，才能說雷管定性了。”劉兆民說。

　　所謂“試驗”，離不開爆轟試驗場（二二一廠六廠區）。如今金銀灘的試驗場舊址，從遠處看，若不是三面迎風招展的五星紅旗，與草原上一個個隆起的土堆並無差別。近看猶如碉堡，從裡面的小窗往外看，映入眼帘的一片空地就是爆轟試驗場地。

　　現年92歲的陶瑞濱對此仍印象深刻，當年爆轟試驗時，他從事安保任務，防止牧民、牛羊誤入場內。“試驗前，我檢查‘碉堡’內外，拉響三次警報后，我就要撤到10公裡外，保持安全距離。”

　　陶瑞濱（右一）進行“兩彈一星”精神宣講。（受訪者供圖）

　　1964年3月，陶瑞濱奉組織調令，從上海徐匯公安分局出發，支援金銀灘，這一去就干到了退休。

　　如今，陶瑞濱和50多位金銀灘戰友住在位於上海浦東的上鋼新村，這個居民區也被坊間稱為“兩彈一星”村。在區、街道的大力支持下，他們籌建了130平方米的“兩彈一星”精神紀念館並輪流擔任講解員，各類照片和物件生動記錄了上海技術干部和工人在金銀灘揮洒青春的激情歲月。

　　“老同志們還成為了上海市關心青少年志願者，組成宣講團走進高校、中小學宣講‘兩彈一星’精神。”核工業二二一離退休人員管理局上海管理處負責人鄧曉陽說。

　　幾乎每次講解，陶瑞濱都會提到1964年6月的爆轟試驗，這是在他抵達二二一廠后不到3個月，這次試驗除鈾-235用代品外，其它都是真品，是對原子彈理論、結果設計、加工制造、測試手段及試驗隊伍的全面考驗。

　　在10公裡外的小山坡上，火球升騰，蘑菇雲柱升起。這次試驗成功，為4個月之后羅布泊那聲震驚世界的巨響打下了基礎。

　　一聲巨響 偉大成就

　　其實在爆轟試驗成功前一個月，即1964年5月，鈾濃縮技術也攻關成功，第一顆原子彈的高濃鈾核心部件加工而成。

　　此時距離32歲的錢鏡清轉入二二一廠僅兩個月。在來金銀灘之前，錢鏡清是上海有色合金廠技術骨干，后被調往北京，前往二機部九院。在二二一廠，他隻干了一件事：憑借精湛的車工技術，為“兩彈”加工“鈾球”。

　　二二一廠一廠區如今已是紅色旅游景點。（新華社潘旭攝）

　　如今的二二一廠一廠區是金銀灘開發最早的紅色旅游景點之一，進廠后主路邊一排不起眼的小平房是102車間，承擔裂變材料加工，是當年廠裡的核心車間。科研人員和技術工人在車間裡戴著雙層口罩、雙層手套和防鉛眼鏡進行作業，攻克了熱核材料粉末成型、機械加工、防潮涂層三個難關。

　　到102車間后不久，錢鏡清就被委派切割鈾-238產品，也是第一顆原子彈冷試驗用的產品。經過測量、記錄后，錢鏡清屏住呼吸，緩緩地把產品裝到機床吸盤裡。機床轉動起來，排風口傳來轟隆隆的震耳聲音，還伴著冷卻水的沖擊聲音。但由於高反和緊張，第一刀完成並不十分理想，經與其他技術人員一同研究后，錢鏡清決定更改操作方法，經過近3個小時的加工，最后拿出了合格產品。

　　錢鏡清重返青海原子城。（受訪者供圖）

　　“那一刻，終於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才發覺渾身上下內衣濕透了。”錢鏡清對這段經歷記憶猶新。

　　1964年7月30日，陶瑞濱在內的“先頭部隊”離開金銀灘，為原子彈起爆做測試等准備工作。陶瑞濱的任務是護送原子彈的中子源球。“我把放球的盒子放在列車臥鋪下，我睡在臥鋪上，它是我重點照顧對象。”

　　1964年8月19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裝置在二二一廠裝配完畢。經檢查質量符合技術要求，可以保証首次核爆炸試驗成功。

　　與二二一廠其他廠區結構不同，十一廠區就是座車站站台，如今依然佇立在金銀灘草原，四周鶯飛草長，比其他作為紅色景點的廠區冷清不少。但這裡，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起運點。

　　1964年10月4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正式裝置被運送到新疆羅布泊核試驗基地，運送的火車為一級專列。

　　1964年10月16日凌晨，羅布泊核試驗場區，102米高的原子彈塔，安裝和測試引爆系統進行三次檢查后，插接雷管，安裝電引線，經過最后一次檢查后，所有人撤離到控制室，爆炸進入倒計時。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點，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新華社發

　　為了這聲巨響，金銀灘數萬年輕人的命運交織在了一起。

　　袁學平聽到敲鑼打鼓聲，原來是廠裡組織了慶祝游行活動，又看到了廠機關下發的號外，知道了自己的工作就是參與研制原子彈。

　　王增俊好奇為何廠區的站台多了很多警衛，后來有火車進站了，有人敲鑼打鼓的，一問才知是原子彈成功爆炸了。“那時候在站台上簡直都跳起來了，歡呼雀躍的，覺得我們廠太偉大了。”

　　劉兆民和同事在西安出差，看到報紙后最終確認自己的工作就是研制原子彈，但為了保密，四五個人隻能暗自高興。“我終於明白王淦昌的意思，隻有原子彈爆炸成功了，我們研制的雷管才算是成功了。”

　　陶瑞濱執行完護送任務后回到了馬蘭基地，在招待所的醫務室裡聽到了廣播播送的消息。在戈壁灘兩個多月，陶瑞濱上火牙腫難以進食，但聽到這個消息后，陶瑞濱激動不已，“一切都值了。”

　　錢鏡清在二二一廠一廠區102車間工作時得知消息，“心裡特別高興，但手裡還在工作。”他和戰友們要為后續產品的生產、加工繼續努力。

　　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如今，金銀灘已安全退役，曾在這裡奮斗過的核工業人被安置到全國27個省份的532個縣市。中核集團核工業二二一離退休人員管理局局長戈曉海說，集團黨組按照新時代要求，自建或與地方政府共建聯建的“兩彈一星”精神展覽館、紀念館、國防教育館在青海、上海、寧夏、廣州、湖南、山東、陝西、安徽、重慶等十多個城市相繼開館，為銘記歷史，傳承精神。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一甲子后的今天，當在館內外講述這些故事時，他們，帶著金銀灘的記憶，帶著烙印在身上的“兩彈一星”精神，仿佛又回到了當初的青春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