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如何堅持問題導向推進改革開放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鄧小平在領導推進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進程中，始終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不斷強化問題意識、著力解決深層次體制問題、依靠實踐解決現實問題，既做到綱舉目張，又堅持統籌兼顧，推動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發展。

“我們有許多問題要解決”

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是領導者政治素質和擔當精神的重要體現。早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頓時期，鄧小平就指出：“現在問題相當多，要解決，沒有一股勁不行。要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他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大刀闊斧地進行全面整頓，系統糾正“左”的錯誤，使人民在動亂年代看到了希望，贏得了黨心民心，為后來進行改革開放做了准備。

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后，鑒於當時在科教領域存在著大量問題，主動要求分管科學、教育工作。他很快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與30多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共商問題的解決之道。他風趣地說：“我願意給你們當總后勤部長。”在與會者建議盡快改變用推薦的辦法招生時，他當即拍板決策恢復高考。座談會最后一天，他對新中國成立后17年科教發展的評價、調動積極性、體制和機構、教育制度和教育質量、后勤工作、學風等6個方面的問題發表了總結性意見，為推動科教領域的撥亂反正發揮了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面臨著堆積如山的問題，有些問題是歷史遺留的，解決起來難度很大，還有一些問題是在實踐過程中新產生的，躲不開、繞不過。對於這些棘手難題，鄧小平不回避、不遮掩、不拖延，而是坦然承認“我們有許多問題要解決，有許多事情要做”。他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敢於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認為領導干部的責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級的指示同本單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面對紛繁復雜的問題，鄧小平特別關注具有根本性、長期性、普遍性、戰略性的問題，強調“要從問題堆裡找長遠的、根本解決問題的東西”“有些什麼問題，要真正抓到要害上，抓到點子上”。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是全黨全國人民普遍關心的重大問題，鄧小平集中全黨的智慧和力量制定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科學解決了這個問題，為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創造了必要條件。

“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

鄧小平向來重視制度的作用，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通過分析表象背后的深層次原因來破解難題，強調“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面對千頭萬緒的問題，必須從制度、體制、機制等方面著眼，才能把問題找准找實，真正解決問題。因此，鄧小平提出：“在方針問題、認識問題解決之后，還要解決體制問題。”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意識到我國經濟體制存在著弊端，需要進行系統改革。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為了有效地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認真解決各種經濟體制問題”。同年11月26日，他在接見外賓時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觀點。在實踐中，鄧小平支持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擴大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自主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鼓勵各種類型的責任制。這些舉措，有助於形成市場主體，細化市場分工，促進市場競爭，提高經濟效率。

農村改革的成功初步顯現了市場取向改革的威力，也為改革重心轉向城市、推進經濟體制的改革創造了條件。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突破了長期以來的僵化觀念，指出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這就進一步回答了長期困擾人們的理論問題，深化了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企業管理體制、貿易體制、金融體制、糧食購銷體制、對外開放體制等具體領域的體制改革也漸次展開。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帶動下，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也進行了部署。改革實踐的發展要求理論創新的跟進。經過長期的觀察和思考，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深刻指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他的支持下，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從而實現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跨越。

“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

鄧小平始終重視“靠實踐”的作用，強調要用創造性的方式解決問題，“有好多問題不能用老辦法去解決，能否找個新辦法？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

干部年齡老化是改革開放初期存在的突出問題。鄧小平認為，問題的症結在於黨和國家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把培養選拔接班人與解決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結合起來統籌考慮，一方面，強調“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務，第一位的任務，是提拔年紀比較輕的干部”，鼓勵老同志解放思想，大膽選拔年輕人進領導班子，在鍛煉中識別和發現優秀人才﹔另一方面，強調“制度是決定因素”，推動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實行任期制，建立退休制度。在他的指導下，黨的十二大採取了設立中顧委的辦法，實現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和平穩過渡。

鄧小平正確處理安徽蕪湖“傻子瓜子”的問題，生動體現了他“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的解決思路。1984年，在雇工問題引發激烈爭論的時候，他在中顧委會議上明確表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他又重申了“不能動”的觀點，強調“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正是他對私營經濟採取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新政策，才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祖國統一問題上，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在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過程中，“一國兩制”科學構想開始成為實踐，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關於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政策體系。對於“一國兩制”，鄧小平評價說：“這是個新的問題，也是新的想法，馬克思沒有說過，列寧也沒有說過。這是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面臨的必須解決的新問題。”“一國兩制”成為解決這些“新問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創造性方針和最佳制度安排。

堅持問題導向，是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勇於攻堅克難的責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