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亞子與彭澤民的交往

柳亞子是著名的愛國詩人、民主人士，早年加入同盟會、光復會，組織南社，參加辛亥革命，后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先后參與國共合作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民主運動，為民革創始人之一。彭澤民，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支持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

柳亞子與彭澤民有多次交集，在其撰寫的《八年回憶》中有很多描述。從中可以深度了解柳亞子與彭澤民的交往，了解二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史實。

“彭先生是我的老朋友”

抗戰時期，柳亞子與彭澤民在香港再次相遇，柳亞子有如下的記載：

這時候……又看見了張仲仁、彭澤民兩先生……彭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國民黨第二屆的中委，兼任海外部部長，孫總理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記得1926年5月我去廣州出席二中全會，有人提出“整理黨務案”，破壞孫總理三大政策，在會場中劫於惡勢力，居然通過了。廖夫人起來反對，當然無效，她慷慨激昂地講了許多話，連頓其足，我是義憤填膺，幾乎刺激到失去知覺的程度，半個字也講不出來，隻有連連拍掌，贊成廖夫人的講話，以出我心頭之氣。彭先生呢，他當場也氣得手足發抖，不能發言，到散會以后，對著總理的遺像，傷心地大哭起來。這樣一來，廖夫人頓足，柳亞子拍掌，彭澤民痛哭，傳為二中全會的痛史，直到前天還有朋友在提起呢。后來南京清黨，武漢拆台，彭先生好像也曾參加汕頭的起義，失敗后遠走南洋，住了好幾個年頭，還到香港，以做醫生自給。我見了他，當然是悲喜交集，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了。

這段話內容比較多。首先，柳亞子與彭澤民初次有非常深刻記憶的見面應該就是1926年5月，因為筆者翻查相關史料，未找到這個時間點之前柳亞子與彭澤民有深刻交往的記載，或許二人見過，但肯定也只是見過而已。但是這次見面，因為兩人志趣的一致，給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柳亞子對彭澤民1927年之后的一段時間的了解並不十分准確。所謂汕頭的起義，說的是彭澤民參與了南昌起義，后彭澤民參與的這支部隊一直退到潮汕地區，失敗后彭實際上退到了香港。所謂“遠走南洋，住了好幾個年頭”的說法不准確。實際上，這段時間，彭澤民主要參與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事宜，雖去過南洋，但是在香港和內地的時間也不少，更不是單純以做醫生自給。

具體事實為：1930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彭澤民被選為中央干部會干事，在香港負責南方區干部會的會務工作。1933年福建事變時，彭赴閩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后回香港。1935年11月參加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二次代表會議，此會決定將組織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彭則被選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

二人互動頻繁的時期

香港時期，柳亞子與彭澤民之間發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二人圍繞著皖南事變的一系列互動與交往。據柳亞子回憶：

我到香港，已是1940年的年底，隔了十多天，便是1941年了。此時正在新四軍皖南事變的前夜，國內政治逆流，一天高漲一天，廖夫人發起，約了我和孫夫人，還有彭先生，開了一個四頭會議，發表宣言，想制止事情的變化。誰知等到這宣言印好了，由國新社分發到各報館的時候，皖南事變早已爆發，重慶方面駐滬辦事的人想扣留這個宣言，不給我們發表……

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和彭澤民，都是當時有一定威望和影響力的人物，這幾位召開四頭會議，目的自然是在抗戰的大環境之下，阻止國共沖突的可能。同時，就皖南事變的發生，向蔣介石問責。但從具體的效果來看，這次四頭會議並沒有直接的作用。且所謂宣言最終並未發表，當然其復雜程度，也非本文所能描述。因此柳亞子此時的心態並不佳。

柳亞子說：“此時我痛苦極了，一方面和孫夫人、廖夫人、彭先生繼續交換意見，寫信給重慶的要人們，營救希夷，一方面隻好作詩來發泄我的牢騷。這時候的詩，是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好了。”

因而，柳亞子也好，彭澤民也好，雖然都不斷交換意見，但此時都沒法直接影響到時局，柳亞子還一度消沉。這段時間也是柳亞子與彭澤民互動相當頻繁的時期。

共同參與民革創建

此后，柳亞子與彭澤民共同參與了民革的創建，筆者曾著文《1948年元旦前后，柳亞子的政治抉擇》（載《人民政協報》2018年12月27日），內中提及：

（1947年下半年）柳亞子與何香凝、彭澤民、李章達、陳其瑗、李濟深等人一道，在給宋慶齡的信中寫道：“本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我們應海內外大多數黨內同志的要求，特發起本年11月12日總理誕辰紀念日，在香港開一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

從中也可知，彭澤民作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元老，參與了民革的創建部分事宜。從中可以推斷，這段時間柳亞子與彭澤民應該有不少互動。其中的史實，希望日后能看到有心的史家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柳亞子紀念館文史研究員，農工黨蘇州市委黨史理論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