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生活化傳播的歷史經驗

　　 【黨史鉤沉】

　　 日常生活是與每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的領域，也是意識形態發揮引領塑造作用的重要場域。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對群眾日常生活的引領作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斗爭裡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然而，延安時期因群眾文化水平較低，加上傳統封建思想的束縛等原因，黨的意識形態要通達群眾的心靈，面臨極大的困難和障礙。為此，黨和邊區政府不僅全面教育引導群眾，而且契合群眾的內心訴求，通過優化各種傳播手段進行生活化傳播，實現理論宣傳與日常生活的有機融合，使黨的意識形態為廣大群眾接受認同，也為當前黨的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提供了有益啟示。

　　一

　　 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對黨的意識形態的接受認同，其緣由除了理性層面對黨的意識形態的認知外，情感層面的認同也有重要作用。延安時期，廣大群眾因文化水平所限，要完全從理性上認知黨的意識形態，無疑是困難的。群眾更多的是從黨員干部的日常作風形象中去感知黨的方針政策，進而通過情感上的親近、信任、喜愛，接受和認同黨的意識形態。因此，黨和邊區政府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培養良好作風，塑造良好形象，著力夯實黨的意識形態生活化傳播主體，為黨的意識形態引領群眾日常生活奠定情感基礎。

　　 傳播主體是傳播活動的發出者、實施者和調控者，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或組織。1941年7月，《中央宣傳部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群眾鼓動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宣傳鼓動工作“必須抓住群眾最切身的最迫切的事實，抓住當前的動人事例，才易於激起群眾的感情”。延安時期，黨員干部、八路軍戰士熱心幫助人民群眾，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以實際行動詮釋黨與人民群眾的魚水之情，塑造了“隻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局面。例如1943年，三五九旅全體官兵平均每個人義務幫助三個雇工，在春耕、秋收、割麥期間紛紛深入田間地頭幫助群眾，在群眾中產生了巨大感染力。人民群眾真心誠意地擁護黨的方針政策，堅定了永遠跟黨走的信念。美國記者斯蒂爾在訪問延安后寫道：“我要是在延安住上十一天，那我一定也將變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

　　 始終把廉潔奉公放在重要地位，既是黨的建設的重要要求，也是黨的意識形態生活化傳播的情感紐帶。1945年7月，黃炎培受邀訪問延安，在訪問期間的所見所聞，使他深深為共產黨廉潔清明的政治作風和生機勃勃的革命精神所感動。早在1938年8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並公布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對貪污罪作出較為詳細的規定。1943年5月頒布的《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要求政務人員“知法守法，不濫用職權，不假公濟私，不耍私情，不貪污，不受賄，不賭博，不腐化，不墮落”。凡有違反者，黨和邊區政府從嚴治罪。比如，因戀愛不成槍殺對方的革命功臣黃克功和貪污3000多元的戰斗英雄肖玉璧，先后被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死刑。這兩個案件在邊區、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均產生了強烈反響，群眾同聲稱贊共產黨公正無私、紀律嚴明。這些政策和舉措有力地樹立了黨的廉潔奉公形象，贏得群眾對黨的意識形態的情感認同。

　　二

　　 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使黨的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為群眾理解接受，就必須用群眾最熟悉的、喜聞樂見的傳播載體。延安時期，由於群眾娛樂方式的貧乏，長於視覺和聽覺效果的標語、傳單、畫報、演講、戲劇、歌謠、秧歌等成了最常見、最受歡迎的意識形態生活化傳播載體。

　　 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到民間文化資源對發動群眾和宣傳革命的重要意義。1941年7月，《中央宣傳部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群眾鼓動工作的指示》中強調，“各種民間的通俗文藝形式，特別是地方性的歌謠、戲劇、圖畫、說書等，對於鼓動工作作用更大，應盡量利用之”。由此，邊區成立了劇團、秧歌隊、社火隊等文藝團體，多渠道、多層次擴展了黨的意識形態生活化傳播載體。隨著周揚、丁玲、何其芳、艾青、冼星海、賀敬之、石魯、吳奚如等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延安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文藝工作隊伍。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以及一系列宣傳動員工作，廣大文藝工作者紛紛下鄉、下廠、下部隊，深入群眾的日常生活，自覺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中國革命文藝實踐相結合，以不同的表現形式歌頌工農兵在對敵斗爭、生產支前等方面的生動事跡，使文藝成為教育群眾與推進黨的意識形態生活化傳播的重要載體。

　　 延安時期黨的意識形態生活化傳播的載體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文藝形式的結合。文藝工作者根據每一時期的中心工作，將識字、征糧、征兵、民主選舉、減租減息、募捐等運動的政治宣傳話語編入戲劇、秧歌等民間藝術中，借助秦腔、京劇、陝北道情、歌劇、眉戶等群眾喜歡接受的傳統形式，長期堅持在農村演出，將黨的意識形態種子撒播到鄉村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使原本閉塞的鄉村社會變成了火熱的政治劇場。據丁玲回憶，《血淚仇》《白毛女》是廣大農村的精神食糧，深受群眾的歡迎，每次演出時都是滿村空巷，扶老攜幼，屋頂上、牆頭上、樹杈上、草垛上都是人，淒涼的情節與悲壯的音樂激動著全場觀眾，有的淚流滿面，有的掩面嗚咽，一團團怒火在觀眾的心中燃燒。通過這些群眾最熟悉的、喜聞樂見的傳播載體和文化形式，對廣大群眾進行無產階級意識和革命理想教育，將黨的意識形態內化為群眾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模式。

　　三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族抗戰和解放戰爭，其基本力量是廣大群眾，如果不能提高群眾的文化知識水平就會增加政治動員的難度。正如列寧所說，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識字。1939年3月，鄒韜奮在《動員全國知識分子掃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識以利抗戰建國案》中指出，中國人口估計為4.5億人，16歲至46歲佔全人口的50%，其中文盲約達80%（1.8億），而且這些人均為國民中的壯年，即廣大群眾的中堅力量。這種高文盲率成為黨的意識形態生活化傳播的障礙，為此，迫切需要提高廣大群眾文化水平。

　　 黨和邊區政府結合群眾的實際情況，採取識字組、識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學、民教館等靈活多樣的社會教育形式，將教育從少數人的專有品中解放出來。比如，陝甘寧邊區到1941年共有識字組、夜校、半日校、冬學3940處，人數為47071名。又如，1945年至1946年晉察冀邊區建立民校5242處，參加學習的達328076人。從這些不完全的統計數據來看，靈活多樣的社會教育使邊區的民眾教育網絡深入到廣大群眾的生活之中，使文化教育的主導權實現了從地主資本家到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轉變，激發了群眾學習熱情，培養了他們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覺悟，也是黨的意識形態走進群眾日常生活的有效形式。

　　 冬學、識字班、民教館等多樣化的社會教育形式是一次大規模的全民學習活動。通過有意識、有計劃的課程安排，多樣化的社會教育提高了群眾的文化知識水平，清除了基層群眾中長期存在的某些錯誤認識和糊涂觀念。群眾不僅能夠理解抗戰、理解邊區政權、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高了對光明前途的認識﹔而且體悟到馬克思主義不只是先進的理論，更是指導群眾學習、生活、工作的准則。正如劉少奇同志所指出：“這樣，農民的革命思想樹立起來了，農民說‘換了一個腦袋了’。這就是以馬列主義教育農民，是新的啟蒙運動，也就是階級教育。”由此，黨找到了社會教育這一發動群眾的有效路徑，將黨的意識形態傳播到群眾的日常生活，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創新之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傳播手段和話語方式創新，讓黨的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當前，如何讓黨的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我們可以從延安時期黨的意識形態生活化傳播的歷史經驗中獲得啟示：首先，要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發揮黨員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增強日常生活中群眾對黨的意識形態的情感認同﹔其次，要綜合運用黨的意識形態傳播的多元場域、多種方式，將日常生活中黨的意識形態傳播的“顯”與“隱”相結合﹔最后，要依據群眾受教育程度與文化水平的差異性選擇不同的傳播媒介，運用群眾日常生活中聽得懂、喜聞樂見的形式傳播黨的創新理論和意識形態。

　　 （作者：朱斌，系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意識形態生活化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