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長征的決策和部署

長征是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從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以三大主力紅軍於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台堡勝利會師為長征結束標志。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按現今行政區劃，為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10多個少數民族地區。長征歷時之長、規模之大、行程之遠、環境之險惡、戰斗之慘烈，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戰爭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是中央紅軍長征決策和出發90周年，回顧這段輝煌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長征的艱難抉擇

長征是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也是艱難的抉擇。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妄圖用50萬兵力“剿滅”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主力有8萬多，但由於“左”傾錯誤和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紅軍放棄歷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戰略方針，照搬正規陣地戰經驗，實行軍事冒險主義方針，主張“御敵於國門之外”，軍事上提出“短兵突擊”的戰術，讓紅軍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打陣地戰、堡壘戰，同敵人拼消耗，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導致中央蘇區日益縮小，黨和紅軍面臨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

1934年4月廣昌失守之后，根據地區域日益縮小，軍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國民黨軍隊調整部署，加緊對根據地中心地區的“圍剿”，紅軍雖經頑強抵抗，但節節失利，陷入困境。5月，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准備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並將這一決定報告共產國際，不久，共產國際復電同意：“我們完全贊成你們目前根據對形勢的正確評價而實行的計劃”，“如果說主力部隊可能需要暫時撤離中央蘇區，為其做准備是適宜的，那麼這樣做也只是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擊。”

根據共產國際6月16日來電指示，博古於6月下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在討論中毛澤東發言，建議紅軍主力應盡速向外突圍轉移，轉移的方向不宜往北，可以往西。會議沒有接受毛澤東的主張，只是決定派紅七軍團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派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游擊戰爭開辟新區。

博古、李德開始了撤離蘇區突圍轉移的秘密准備工作。博古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團”，對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秘密進行籌劃。“三人團”具體分工是：博古、李德負責制定政治、軍事方面的行動計劃，周恩來負責軍事計劃的實行。

“三人團”成立后，最初決定將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時間定在是年10月底11月初。1934年8月底9月初，中革軍委總參謀部第二局通過無線電偵聽，獲悉國民黨軍隊提前開始對中央蘇區發起總攻。面對這一緊急情況，中央決定將原定於10月底11月初實施的戰略轉移計劃提前。李德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中記述道：“八月計劃預定突圍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為根據我們獲得的情報，蔣介石企圖在這期間集中力量發動新的進攻，突圍的日期選擇在這時，必然會使敵人扑個空。”“此外，從華南地區的地理氣候上來考慮，這也是行軍和作戰最有利的時間。”9月17日，博古就戰略轉移問題再次致電共產國際。9月30日，共產國際復電中共中央：“考慮到這樣一個情況，即今后隻在江西進行防御戰是不可能取得對南京軍隊的決定性勝利的，我們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正式同意中共中央的轉移計劃。至此，經中共中央多次研究討論，並經共產國際批准，紅軍實行戰略轉移的決策最終正式確定。

長征前的安排與部署

從1934年6月底7月初開始，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與敵人五次‘圍剿’‘決戰’”等口號掩護下，中央蘇區開始了紅軍主力突圍轉移的秘密准備工作：

一是軍事戰略的部署安排。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壓力，並准備實施戰略轉移，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組織兩支部隊北上和西進。首先是組建北上抗日先遣隊。1934年7月，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領導的紅七軍團改稱北上抗日先遣隊，於7月6日從瑞金出發，向東出擊福建，然后北上閩浙皖贛邊，歷時6個多月，行程5600余裡，血戰東南半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長征突圍。其次是安排紅六軍團西征。1934年7月下旬，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撤離中央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奉命西進帶有探路的性質。

同時，為減輕中央紅軍突圍的阻力，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與國民黨粵軍陳濟棠部曾進行了秘密的“和平談判”。1934年9月，朱德致信陳濟棠，提議“雙方停止作戰行動，而以贛州沿江至信豐而龍南、安遠、尋烏、武平為分界線”，並期望陳濟棠“移師反蔣”。10月5日，中央派潘健行（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同陳濟棠部代表在尋烏羅塘進行談判，一致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相互通商和必要時相互借道等五項協議，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早期順利突圍起到了關鍵作用。

二是擴大紅軍，補充兵員。193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出通知，要求在5、6、7月擴大紅軍5萬名。到6月30日，全中央蘇區實際完成擴紅任務62269名。9月1日，中央組織局、總動員武裝部發出關於9月間動員3萬新戰士上前線的通知。9月4日，中革軍委在《紅星》報上又發表了《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的號令》，要求中央蘇區“無論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間動員三萬新戰士去上前線”。與此同時，中革軍委決定成立紅八軍團和教導師等，壯大了中央紅軍的力量。到9月27日止，實際完成18204名。這樣，從這年5月中旬到9月間，整個中央蘇區共動員80473名新戰士充實到紅軍主力部隊和地方部隊。設在興國、於都、寧都、瑞金等地的紅軍補充師、補充團，加緊對新兵進行軍事訓練。

為突圍轉移需要，中革軍委於9月21日發出命令，在興國縣古龍崗以紅軍第二十一師和第二十三師為基干部隊，新組建紅軍第八軍團，由周昆任軍團長，黃甦任政治委員。同時，在瑞金縣武陽新組建紅軍中央教導師，專門擔負保衛中央黨政軍機關安全的任務。此外，中革軍委於1934年9月10日下達命令，要求紅軍各軍團迅速建立后方勤務組織，征調5000人組成運輸隊，准備隨軍行動。

三是籌集軍需物資和軍費。紅軍轉移時要求輕裝，每人隻帶一床被毯、一袋夠吃十天的干糧、兩雙草鞋，還有一個挂包裝衣服和簡單的日用品。每個衛生隊准備四副擔架、兩擔藥箱。為此，中央先后多次發出緊急指示，發起“借谷運動”“籌款運動”“節省運動”等，得到蘇區群眾積極支持。廣大民眾紛紛表示向先進學習，踴躍借谷給紅軍，收到良好效果。赤衛軍與少先隊的群眾武裝組織有了極大的發展，擔架隊直接配合前線作戰，晝夜不停。婦女們忙著做軍鞋，幫助紅軍家屬們搞好生產。蘇區的經濟建設取得很大成績。蘇區發起退還公債和谷票運動，主動把公債券和谷票無償退還給政府。婦女們發起剪發運動，把頭上的銀飾和手上的戒指捐獻給政府。此外，通過向地主籌款，發動群眾查找地主埋藏的金銀窖等形式，僅兩個月時間，在博生、會昌、於都、西江四縣籌款 18萬余元。到紅軍長征時，國家銀行隨軍擔運了數十擔銀元，對長征途上紅軍給養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隨著轉移計劃的臨近，急需趕制大量武器彈藥。為了解決生產原料問題，1934年5月16日，中央國民經濟委員部發出布告，“號召蘇區廣大工農群眾將所拾到或留存的子彈、子彈殼、銅、錫、舊鐵等物品，作價賣與國家以供軍用。”中央蘇區隨即掀起收集軍用物資的突擊運動，到8月31日，短短3個月，蘇區群眾共收集銅8.28萬余斤、錫4.95萬余斤、鐵15.95 萬余斤、子彈14.09萬發、子彈殼1.32萬斤、白硝1.53萬斤…

在蘇區群眾的支持下，紅軍的糧食與其他物資需要得到很好的解決。據參加長征的同志回憶，凡參加長征的紅軍都可以領到一份在長征途中使用的裝備、糧食和物資，“戰斗員們都是帶著四個或六個手榴彈，一支步槍、一把刺刀，以及滿袋的步槍子彈”，“我們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綁帶、皮帶，從頭到腳都是嶄新的東西”。

四是去留人員的安排。據李維漢回憶：長征的所有准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秘密進行的，隻有少數領導人知道，我隻知道其中的個別環節，群眾一般是不知道的。干部走留名單也是保密的。中央黨政軍高級干部誰走誰留，由博古等人親自確定﹔中央各部門走留人員名單，由各部門黨團負責人和行政領導決定后報中央書記處審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決定后報中央批准。凡是確定隨軍突圍轉移的人員名單，統一由中央組織局編隊。中央和省級機關及紅軍部隊中的女同志，由中央婦女部提出了一份隨部隊長征女同志的名單，然后組織她們體檢，身體合格者隨部隊行動、中央領導人的夫人和在中央直屬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的女同志隨軍轉移人員名單，由中央書記處和組織局決定，無須體檢。所有隨軍轉移的人員名單確定后，一直等到突圍轉移前一兩天，才臨時通知有關人員。有些人是因工作需要留下來的，如項英、梁柏台、劉伯堅、阮嘯仙、周月林等﹔有些是因病或負傷而留下來的，如周以栗、陳正人、陳毅等。

五是輿論上的准備。長征前夕，中央連續發布命令和指示，對紅軍主力轉移后中央蘇區的各項工作作了具體部署與安排。9月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發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署名社論，指出“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這篇社論暗示著中央紅軍即將實施戰略轉移。

長征的整裝出發

長征是偉大的遠征。10月9日、10日，中革軍委先后在瑞金發布《野戰軍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表》和《中革軍委關於第一野戰縱隊撤離中央蘇區的命令》，對紅軍戰略轉移的行動計劃作了具體安排。其中，《野戰軍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表》是紅軍長征的“總命令”，《中革軍委關於第一野戰縱隊撤離中央蘇區的命令》是執行這一命令的具體命令。為便於隨軍行動，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編為兩個縱隊，與紅軍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軍團，約8.6萬余人，共同組成戰略轉移的野戰軍。

第一野戰縱隊代號“紅星”，由中革軍委、紅軍總部和干部團組成，下轄四個梯隊。第二野戰縱隊代號“紅章”，由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機關、后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等組成。鑒於中央紅軍各部隊正分散駐扎在中央蘇區各地。從10月7日開始，中革軍委陸續向紅軍第一、第三、第八、第九軍團和中革軍委直屬機關部隊下達撤離戰場、集結補充的命令。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8.6萬余人，踏上戰略轉移的征程，開始了長征。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編在第一縱隊所屬的中央縱隊，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等也隨縱隊行動。

為了革命信仰，無數軍民毅然決然舍骨肉別親人，舍小家為大家。比如長征前夕毛澤東和賀子珍忍痛將自己的兒子毛毛托付給賀怡。劉伯堅、林伯渠、鄧子恢、羅炳輝等人都將自己的子女留在了中央蘇區。蘇區人民也對紅軍依依不舍，據中革軍委教導師參謀長孫毅回憶：鄉親們依依不舍歡送紅軍，有的婦女拿著草鞋、毛巾、襪子、鞋墊等，遞給自己的兒子、丈夫、兄弟……部隊已經走出二裡路了，送行的鄉親們還是難舍難分，跟隨隊伍前進。長征前夕，無數革命伴侶就此訣別。蘇區“五老之一”的董必武，1933年與時任中共汀州市委宣傳部部長的陳碧英結為夫妻。陳碧英體檢時體重僅差了半公斤，不能參加長征。臨別時，陳碧英的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把系在腰帶上的手電筒解下來，送給了董必武，哽咽著說：“你年紀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在紅軍到達信豐古陂楊坊宿營時，賀子珍從休養連前來看望毛澤東，含淚講述蘇區男女老少相送時的情景，毛澤東聽后，神情凝重地說：“我們欠根據地人民的實在太多了。”

長征后的浴血堅守

為了掩護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堅持中央蘇區的斗爭，中央決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部隊繼續在中央蘇區堅持作戰。10月3日，中共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聯合發布《為發展群眾的游擊戰爭告全蘇區民眾》，號召蘇區群眾“武裝起來，發展游擊戰爭”，保衛自己的土地和家園。10月8日，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發布訓令，指示紅軍主力突圍轉移后，中央蘇區黨組織要繼續堅持廣泛發展游擊戰爭，10月13日，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中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在瑞金雲石山馬道口成立，由項英任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任辦事處主任。留在蘇區的紅二十四師及地方武裝共1.6萬余人，在項英、陳毅等人的領導下，開展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為保証野戰軍和中央機關能安全集結和突圍轉移，蘇區軍民實行赤色戒嚴、堅壁清野，嚴密封鎖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敵人。中央政府全套機關名稱都被暫時保留下來。各部門、各機關被留下在蘇區堅持斗爭的負責人，繼續照常領導各部門工作。

各部門的工作任務和工作制度仍照舊執行。《紅色中華》報繼續正常出版，宣傳內容仍舊是擴紅、征糧、優待紅軍家屬等。這些措施有效地迷惑了敵人。到10月下旬，北路敵軍佔領寧都縣城后，才確知紅軍主力已突圍西進。東路敵人到11月上旬，還以為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仍在中央蘇區。據蔣介石南昌行營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在新中國成立后回憶，蔣介石直到1934年11月中旬，才徹底搞懂中央紅軍主力西移的戰略意圖。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留守紅軍和蘇區民眾採取的上述措施，在各個戰場上有效地阻擊、遲滯著30余萬國民黨軍隊向蘇區的進攻，解除了野戰軍集結休整及突圍轉移初期的后顧之憂，使野戰軍從容進抵湘南地區。

10 月下旬，國民黨軍隊20余萬人從北、東、西三面加緊向中央蘇區腹地進攻。11月底，中央蘇區疆域被國民黨軍“蠶食”，紅色區域最終淪陷。為了“剿滅”紅軍留守部隊和游擊部隊，國民黨軍隊採取碉堡圍困、經濟封鎖、移民並村、保甲連坐、大肆燒殺等最殘酷最毒辣的手段，實行反復“清剿”。

面對國民黨軍隊的“清剿”，紅軍游擊隊和革命群眾一起，進行英勇頑強的抵抗，表現了無比堅毅的英雄氣概。項英、陳毅等根據中革軍委指示，於11月初率領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機關，由瑞金轉移到於都縣寬田地區的龍泉村和石含村。此時，陳毅等一些領導人清醒地認識到，中央蘇區面臨的形勢已非常嚴峻，他們主張中共中央分局等領導機關和留守紅軍迅速改變斗爭方式，組織蘇區軍民和留守部隊靈活開展游擊戰爭。1935年2月中旬，項英、陳毅根據黨中央在長征途中發來的指示電，率領近萬名紅軍和黨政軍干部分成九路，分別突圍。突圍過程中，何叔衡、賀昌、阮嘯仙、毛澤覃、李賜凡、李天柱等一批黨和紅軍高級領導干部英勇犧牲﹔瞿秋白、劉伯堅、梁柏台等被俘后英勇不屈，慷慨就義。突圍后的隊伍轉移到贛粵邊、湘粵贛邊、汀瑞邊和閩西南這些地區繼續堅持艱苦卓絕的游擊斗爭。留守中央蘇區的部署，有力地牽制了敵人，配合了主力紅軍長征。以后，又成為抗日戰爭在南方的重要戰略支點，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鐘燕林，江西省瑞金市史志研究室編研股股長﹔黃雲，江西省贛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長﹔蘇春生，江西省瑞金市史志研究室負責人，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副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