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理論的探索歷程

　　 2023年10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回顧中國共產黨對我國文化建設的探索歷程，總結其寶貴經驗，對於我們深刻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內涵及精神實質、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覺肩負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而完成這一歷史任務，不僅需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軍事斗爭，而且也需要進行思想文化戰線的斗爭。我們黨自成立伊始就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並使其成為黨領導開展思想文化斗爭和文化建設的銳利思想武器。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為了完成推翻“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集中力量致力於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舊政治、舊經濟和舊文化，建立一種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

　　 那麼，我們要建立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新文化呢？毛澤東同志認為，這種新文化隻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8頁、第708~709頁）。關於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他也從推陳出新的角度明確提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7~708頁）毛澤東同志關於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重要論述，從根本上解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根本性質、領導力量及建設目標等問題，為中華文化的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1949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詞中明確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其后，毛澤東同志還把這段話作為他給《新建設》雜志創刊號的題詞。由此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建設在未來新中國建設中有著多麼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

　　 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有計劃地在全國開展了群眾性掃盲運動，結束了舊中國文盲半文盲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歷史﹔深入開展了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文化教育活動，推進了新中國文化教育的除舊布新，有計劃、有步驟地對舊中國的教育文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思想文化建設領域的指導地位。

　　 為了推進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我們黨在繼承和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礎上，不斷推進新民主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的轉變。早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委托起草的會議宣言中，毛澤東同志就指出，要“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348頁)。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了“准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的戰略構想。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發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明確提出了“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正是根據這一主要矛盾，我們黨把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1957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在這篇講話中，他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文化中的主導地位，指出了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強調這一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2頁）。

　　 為了更好地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還提出了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問題。他指出：“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頁）這些重要思想對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國思想文化事業的發展，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僅強調物質文明建設，而且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頁）

　　 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7頁）。如果隻注重物質文明，而忽視精神文明建設，那就會走偏方向，“隨著經濟的發展，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設，就有很大危險”（《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13~814頁）。在鄧小平同志的推動下，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根本任務和指導方針，深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什麼必須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等重大問題。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與“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機統一起來，明確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新世紀新階段我國文化建設實際，明確提出必須高度重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等重大戰略思想。

　　四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謀劃和部署，推動新時代我國宣傳思想文化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極大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提出了關於新時代文化建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內涵十分豐富、論述極為深刻，是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2013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論斷。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提出“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這一重大命題，強調“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應該而且一定能夠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實踐創造中進行文化創造，在歷史進步中實現文化進步”。在2018年8月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回顧黨的十八大以來宣傳思想工作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系統總結了實踐中所孕育的理論創新，並將其概括為“九個堅持”。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兩個結合”的重要論斷，並隨后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兩個結合”的科學內涵和根本要求作了系統闡釋。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關於新時代文化建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概括了文化建設的“十四個強調”，並明確提出了“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

　　 2023年10月，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提出和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對新時代我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七個著力”戰略要求。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時代我國文化建設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堅持什麼原則、實現什麼目標等根本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為做好新時代新征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學理論遵循和行動指南。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認真回顧總結我們黨一百多年來對文化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探索歷程及其經驗，對於不斷深化對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以更加堅定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韓振峰，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交通大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