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的紀律建設

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創了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增強了全黨的黨性，改進了黨的作風，純潔了黨的肌體，厚植了黨的群眾基礎，取得黨的建設歷史性成就。黨在這一時期開展了黨的紀律建設突破性實踐，形成了黨的紀律建設創新性理論，為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延安時期，我們黨以黨的建設為統領，著力抓好黨的紀律建設，不斷完善紀律規矩，大大增強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

一是以制度規范保障紀律建設。“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了“黨內法規”概念，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重要黨內法規，完整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重要原則。1942年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正式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原則。黨的七大高度重視制定和完善黨的章程，七大黨章將黨的紀律作為組織基礎寫入總綱，規定了黨員均有遵守組織紀律的義務，確立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一黨的紀律建設的重要原則。

二是以執紀從嚴推進紀律建設。執行紀律的嚴肅性直接關系到黨的紀律的權威性。一方面，我們黨及時清除分裂主義、宗派主義錯誤影響，將叛黨反黨的張國燾開除出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克服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另一方面，將道德敗壞、蛻化變質的黨員清除出黨的隊伍並嚴肅處理違紀犯法者。黃克功對陝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后持槍殺人，被邊區高等法院判以死刑﹔肖玉璧貪污受賄、倒賣邊區物資，亦被判處死刑﹔劉力功拒絕執行組織決定，在組織多次與其談話后仍不服從安排，被開除黨籍。

三是以學習教育引領紀律建設。到1938年底，黨員人數已經從全面抗戰爆發時的4萬多人增加到了50多萬人。在大量發展黨員的同時如何保証黨員的質量，使全體黨員能夠在統一紀律下團結起來，成為黨面臨的緊迫問題。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要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彰顯了黨加強自身建設的自覺。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毛澤東主持編印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這三部“黨書”對歷史上的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進行比較，使黨的高級干部在學習中分清是非、更加團結。

延安時期，我們黨探索出一條局部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黨的紀律建設走上系統化規范化的軌道，保障黨領導的事業不斷取得勝利。

黨章黨規越來越成為全體黨員干部的總規矩，“鐵的紀律”保証了黨的行動上一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立下了許多重要的政治紀律，具有規范性和穩定性的黨的紀律實質上具備了黨內法規的性質，黨更加注重依靠黨內法規來規范和約束組織與個人的各種關系與活動。“黨章就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規矩。”作為黨的歷史上第一部完全獨立自主制定通過的黨章，七大黨章對紀律的闡述指明了黨紀的重要性和執行紀律的嚴肅性，成為這一時期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的總依據和總遵循。我們黨建構起以黨章為綱領、以各項黨內法規文本為支撐的基礎性體系，為探索制度化、規范化的黨內法規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極大地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氣質和面貌。經過紀律教育，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分散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不斷被掃除，黨內政治生態得到淨化。具體來說，“三多三少”成為延安的標志性現象，即“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方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黨內良好的政治生態對塑造積極向上的社會風尚形成示范作用，陝甘寧邊區“十個沒有”的優良作風彰顯了共產黨人和邊區群眾團結奮進的精神風貌。

實現了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團結和統一。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破壞黨的紀律，王明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這些黨內一度存在的無紀律無領導狀態讓中國革命付出了慘痛代價。為了“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逐漸成為全黨的思想共識和行動自覺。黨的七大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延安時期，黨的紀律建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了重大突破，為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提供了有力保障，積累了豐富經驗。

把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放在首位。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証”的重大論斷，把紀律放在最前面，作為決定黨能否堅持革命、戰勝敵人、爭取勝利的首要條件。在黨的各項紀律之中，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

不斷完善黨內法規體系。我們黨在這一時期不僅注重制定綱領性文件，以黨內根本大法的形式在七大黨章中充分肯定了紀律建設的重要性﹔而且形成了專門性法規，實質上涵蓋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等多重維度和財經紀律、宣傳紀律等多個方面。不僅聚焦突出問題，克服黨內存在的自由主義、分散主義，嚴明黨的紀律、維護中央權威，推動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還注重預防潛在問題，制度防線與思想防線相互促進。

黨紀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普通黨員還是領導干部，在黨的紀律面前都一律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黨內不准有不遵守紀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組織”。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

黨內監督和其他監督形式相結合。依托制度和黨內法規開展黨內監督，七大黨章再次專列“黨的監督機關”一章，恢復了黨的紀檢監察有效制度。其他監督形式也在推動黨的紀律建設中起到重要作用。這一時期，“三三制”政權中邊區參議會的參議會監督、邊區司法機關和檢察機關的司法監督、《解放日報》等報刊的輿論監督以及毛澤東提出的“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的群眾監督等多種監督形式形成合力，以黨內監督為主導、多種監督形式貫通協同的監督體系建設獨具特色、卓有成效。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必須從嚴抓好黨的紀律建設，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提供更加堅強的紀律保証。

提高政治站位，將“兩個維護”作為紀律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刻領會“兩個確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自覺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知行知止、令行禁止。堅持靶向施治，增強紀律約束力和制度執行力。紀律是管黨治黨的“戒尺”，紀律的生命力在於執行，要持續盯住“七個有之”問題，嚴教育、嚴管理、嚴監督、嚴制度、嚴責任，使得執紀必嚴、違紀必究成為常態。堅持系統思維，黨性黨風黨紀一起抓。推動思想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等貫通協同，思想建黨、紀律強黨、制度治黨同向發力，推動各項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注重常態長效，推動黨紀學習教育在全黨范圍內走深走實。紀律教育隻有常抓不懈、久久為功，才能統一思想、錘煉黨性、凝聚人心。在學習貫徹《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上下功夫見成效，做到學紀、知紀、明紀、守紀，讓黨員、干部受警醒、明底線、知敬畏，使鐵的紀律轉化為日常習慣和自覺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