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以抓落實開創新天地

　　中央蘇區時期，在“敵軍圍困萬千重”的極端困難下，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廣大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真心實意為群眾”“一切為了蘇維埃”，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和社會治理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與實踐，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開創了“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以政治示范為先導，以上率下抓落實

　　蘇區時期，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及領導機關嚴於律己、以身作則，從我做起、率先垂范，踐行“蘇區干部十帶頭”制度，形成了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全黨行動的政治示范力。

　　帶頭守規矩。毛澤東嚴於律己，從不搞特殊，生活上非常簡朴。他愛夜晚工作，按規定他的油燈可點三根燈芯，可他堅持隻點一根。1933年8月17日，毛澤東到江西省長勝縣鏟田區調查開會時，拒絕廚房加菜，照章繳納食宿費用。官兵一致、軍政一致，“有鹽同咸，無鹽同淡”，形成了上行下效的勤廉之風。

　　帶頭行節省。1934年春，隨著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日益激烈緊張，蘇區的財政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為全力支援反“圍剿”斗爭，蘇維埃中央政府通過《紅色中華》報，於1934年3月13日發出“為四個月節省八十萬元而斗爭”的口號。中共中央機關博古、陳雲、羅邁、鄧穎超等23位同志率先倡議響應節省運動。在中央機關的帶動下，蘇區各省、縣、區、鄉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紅軍部隊廣大指戰員和各工廠、企業、商店的工人、店員、職員，都積極行動起來，響應《紅色中華》的號召，投入節省運動。

　　以嚴格督查為關鍵，雷厲風行抓落實

　　巡視督查。黨和蘇維埃政府根據《中央巡視條例》，定期或不定期派巡視員到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實行巡視，督促其貫徹落實黨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決策部署。在巡視中，中央巡視員將“中央一切決議案”“向各地黨部負責同志作深刻詳盡的解釋，考據一切決議不能充分執行的原因，找出一切工作中的具體缺點與錯誤，並及時想出糾正和轉變的方法”，核心就是保証黨中央和中央政府政策方針落實到蘇區的每一寸土地上。

　　突擊檢查。盡管中央蘇區時期各方面條件十分艱苦，但蘇區干部成功探索出一套切實可行的督查方法。這些方法中既有工作報告、巡視檢查、工農檢查等形式的有計劃明察，也有突擊檢查、發動群眾實地檢查等突擊性暗訪。其中，突擊檢查是頗具靈活性的、依靠群眾力量的一種督查工作方式。突擊隊員沒有門檻限制，凡有選舉權的人都可報名加入，一般不脫產，利用空暇時間或休息日開展突擊檢查，隱蔽性強。

　　輿論監督。大力開展輿論監督與引導，是中央蘇區推進抓落實的重要方法。如《紅色中華》第23期以《蘇維埃建設——怎樣去轉變安遠龍布區的工作》為題，指出安遠龍布區在蘇維埃政權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原因，並指出今后應做的工作。在表揚先進模范時，也客觀地指出存在的不足，以促進先進模范做得更加出色。同時，通過報道正反兩面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激勵先進，鞭策后進，從而營造推進抓落實的濃厚氛圍。蘇區媒體開設“光榮的紅匾”“紅榜”“紅板”等欄目，專門報道各項工作中正面或先進典型﹔設置“黑板”“鐵帚”“鐵錘”等專欄專門報道工作中反面或落后典型。

　　專責督促。蘇維埃政權建立后，為了改變有令不行、政令不暢的問題，切實加強中央對地方蘇維埃的領導，1932年3月，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發布第五號命令——《切實執行工作檢查》，專門部署和強調檢查工作。同時，構建以工農檢查為主體的督查工作機制，專門負責對政府機關和政府工作人員及其工作情況進行督促檢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除了採取工農檢查作為主要的督查形式，還發展和完善了工作報告制度、巡視檢查制度，作為督查工作的拓展和延伸，這兩項制度也成為這一時期督查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的頒布和實施，為落實蘇區各項工作而進行的督查，奠定了法理依據。

　　以調查研究為基礎，求真務實抓落實

　　摸准情況，提實對策。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始終把調查研究作為摸清情況、找准問題、提實對策、落實工作的前提，進行了20多次大大小小的各類調查。1930年5月，毛澤東在尋烏縣城進行社會調查，撰寫出《尋烏調查》和《反對本本主義》，首次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著名論斷。10月，又在新余羅坊對興國縣永豐區參加紅軍的八位農民進行調查，撰寫出《興國調查》。1933年11月，為籌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對蘇維埃工作的模范興國縣長岡鄉和上杭縣才溪鄉進行了社會調查，撰寫了《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毛澤東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進程中一系列重大問題。

　　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部分干部就開始想“當官做老爺”，工作作風日趨官僚化，命令主義不同程度存在。毛澤東曾指出，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另一種是命令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裡去”。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嚴重損害了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形象，阻礙了工作落實。如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劉開，“脫離群眾，瞧不起工農分子，對上狡猾，對下驕傲”“在總務處工作一年多，工作毫無成績”。后經過“公審”，撤銷了其職務。黨和蘇維埃政府為了防止官僚主義泛濫，從1932年9月開始，領導蘇區軍民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官僚主義斗爭，制訂了懲治官僚主義的條例。

　　以發動群眾為根本，群策群力抓落實

　　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指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隻有依靠群眾，把千百萬群眾凝聚起來，才能實現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偉業。

　　宣傳群眾，發動群眾。黨和蘇維埃各級干部採用靈活多變的宣傳方式，宣傳蘇維埃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如在各地的選舉中，許多地方選民參選率都在80％，甚至90％以上。他們都親切地稱蘇維埃政權為“老埃”“埃政府”，他們深切地知道，隻有保住蘇維埃政權長在，才能維護工農群眾的翻身解放與自由幸福。因此，蘇區廣大貧苦農民將自己的前途命運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傾其所有，踴躍報名參軍參戰、積極支持革命戰爭、努力發展生產，支持蘇維埃政權，形成了“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革命場面。

　　組織群眾，凝聚群眾。黨和蘇維埃政府通過啟發群眾的政治覺悟，廣泛地向群眾宣傳黨的政治主張，獲得了廣大工農群眾在情感上的認同，群眾自覺地團結和凝聚在黨和蘇維埃政府周圍，群策群力地完成黨和中央政府各項工作任務。如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前夕，為籌措軍糧，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先后於1934年6月2日和6月27日發出緊急指示，要求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萬擔的借谷計劃。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決定舉行秋收借谷60萬擔運動。這兩次籌糧計劃都順利完成，保証了紅軍的糧食供給。

　　（摘編自《黨史文苑》2024年第3期 廖九平 蘇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