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紀律建設的實踐與探索

紀律嚴明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紀律建設貫穿黨的百年歷史。毛澤東同志在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寶貴經驗時指出，我們黨有三件“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第一件就是“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有紀律”作為“主要武器”，是我們黨經受住生死考驗、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克服一個個困難，渡過一個個難關，最終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根本保障。

“紀律立黨”被確定為重要建黨原則

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就開始探討黨的紀律建設。蔡和森在1920年9月致毛澤東的一封信中，詳細闡述了建立共產黨組織的設想，首次提出“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的主張。毛澤東回信表示：“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決議，對黨的組織紀律、保密紀律、財務紀律等作出要求。一年之后，中共二大通過的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黨章——《中國共產黨章程》，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對黨的紀律作出規定，強調“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地方黨組織必須執行和宣傳中央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屬全國性的重大政治問題，不得單獨發表意見﹔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等。同時，還規定了包括“言論行動有違背本黨宣言章程及大會各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案”在內的開除黨員的六種情形。這些規定集中體現了政治紀律的核心內容和民主集中制的建黨原則。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熱潮中，中國共產黨黨員隊伍迅速發展壯大。截至1926年11月，全國黨員數量從一年前的3000余名增加到1.8萬余名。隨著黨員隊伍的不斷壯大，黨內不可避免地混進了一些投機分子，破壞了我們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紀律建設迫在眉睫。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清醒指出了黨員隊伍中存在的“缺乏理論及確定的革命人生觀”“有雇佣勞動傾向，缺少從前那樣刻苦奮斗的精神和自發的革命情緒”“發生貪官污吏化”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1926年8月，黨中央發布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反對貪污腐化的文件《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鮮明指出對“投機腐敗的壞分子”，“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如此“才能鞏固我們的營壘，才能樹立黨在群眾中的威望”。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開前夕，黨員數量已增長到5.8萬余名，給紀律建設帶來新的挑戰。為此，會議突出強調紀律問題，首次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並正式使用“政治紀律”這一概念，其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強調要將政治紀律條文化、規范化。從中國共產黨創建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從中共一大綱領和決議到歷次修訂的章程，從行為規范到程序規定，黨在建章立制、創設機構的過程中，不斷深化對紀律建設的探索，逐步奠定“紀律立黨”的基石。

紀律嚴明的政治底色愈加鮮明

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面對生存環境的新變化，黨不斷拓展紀律建設的內涵，使紀律建設在創建人民軍隊、開展土地革命和建設革命根據地的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攻打長沙受挫后，決定改變原計劃，向敵人統治力量較為薄弱的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軍。由於長途行軍和頻繁戰斗，部隊由5000余人銳減到不足1000人，士氣低落、軍紀鬆弛。面對嚴峻形勢，毛澤東在江西永新主持召開前委會議，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並下大力氣加強部隊紀律建設。10月下旬，部隊不斷遭到地主武裝的襲擊，隊伍一時被打散，戰士們既疲勞又飢渴。當看見一塊紅薯地時，大家一擁而上，連泥帶苗拔出紅薯，胡亂地擦掉泥巴，就咬了起來。毛澤東趕上來后，看到這一情景，忙問在場的幾位干部：“你們經過老表的同意沒有？”當得知沒有時，毛澤東十分生氣。吃一個紅薯事小，損害群眾利益事大。於是在部隊整裝出發前，毛澤東在江西茨坪荊竹山“雷打石”前向部隊講話，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系，還鄭重宣布了三大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第三，打土豪要歸公。這也成為中國工農紅軍“三大紀律”的雛形。

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佔領遂川縣城后，組織宣傳隊開展宣傳活動，還派人下鄉領導貧苦農民打土豪。其間，有個別人把商人小販的貨物無故沒收，甚至還把藥店裡稱藥的戥秤也拿了。毛澤東進城后不斷找群眾談話，了解群眾對部隊的意見，發現了不少問題。為了解決部隊存在的紀律和作風問題，毛澤東於1月25日在遂川李家坪向部隊宣布了最早的“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雇夫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3月，毛澤東在桂東縣沙田村將“六項注意”的前面兩項改為“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后來，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兩項，這就是最初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嚴格執行，使紅軍在群眾中樹立了良好形象，對人民軍隊建設和鞏固軍民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土地革命前期的淬煉，紀律嚴明已初步成為黨和紅軍的政治底色。黨在長征期間加強政治紀律建設取得的重大成就是粉碎了張國燾分裂黨的圖謀。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張國燾自恃手下兵強馬壯，在“北上”還是“南下”問題上與中央產生分歧，拒不執行黨中央的“北上”決議，強行帶領部隊過草地“南下”。為維護中央權威和黨的團結，1935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揭露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嚴厲指出其機會主義、軍閥主義傾向。為了教育和爭取張國燾，這一決定並未向全黨公布。然而，利令智昏的張國燾在背叛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竟發展到了另立“中央”的地步。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電令張國燾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傾向。經過黨中央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長期斗爭和規勸教育，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在這場不見硝煙的戰爭中，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政治紀律建設，在粉碎張國燾分裂黨的圖謀的同時，還進一步為全體黨員、戰士堅定革命信仰、服從組織領導筑牢了思想堤壩，為長征的最終勝利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証。

“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

全面抗戰爆發后，面對新形勢，黨不斷深化對紀律建設的認識，提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証”“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等重要論斷，並堅決同違紀現象作斗爭，維護了紀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就在張國燾叛變革命前后，黨內又發生了王明將個人凌駕於中央之上、擅自發布錯誤政治主張的事件。兩人都是黨的高級干部，卻絲毫不具備高級干部應有的黨性修養和政治覺悟，肆意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嚴重違反了黨的紀律，影響了黨的威信。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完整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四個服從”原則：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定與紀律的決定》，規定“各中央委員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

張國燾、王明破壞黨的紀律，根源在於極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作祟。而自由主義的思想不隻存在於高級干部之間，也存在於一般黨員之中。黃克功是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長征的“老資格”，時任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在與陝北公學學員劉茜的日常接觸中，對其產生愛意。1937年10月的一天傍晚，黃克功多次要求劉茜和自己結婚並公開宣布，但被對方拒絕。黃克功因情生恨、喪失理智，一怒之下開槍將其打死。案發后，有人認為黃克功在戰場上立過功，可考慮從輕處理。他本人也曾給毛澤東寫信，表示願意在戰場上戴罪立功。毛澤東未予偏袒，同意了邊區高等法院判其死刑的意見，並要求現場宣讀法庭判決書，以此教育全體黨員和戰士“以黃克功為前車之戒”。在黃克功案之后，還發生了因貪污挪用公款3050元邊區幣，被判死刑的肖玉璧案﹔因不服從黨組織分配，拒絕執行黨的決定而被開除黨籍的劉力功事件等。經過對這些事件的嚴肅處理和廣泛的紀律教育，延安一時出現了“三多三少”的現象，即“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方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1947年，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改變，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即將到來。隨著黨員數量迅速增長，黨內軍內存在的一些問題逐漸暴露，部分解放區相繼出現違反政策、破壞紀律的現象。為保証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中共中央於1948年1月發布《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3月，又發出《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規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除了要定期向中央作綜合報告外，對下發出的一切有關政策及策略性質的指示及答復，均須同時發給中央一份﹔同時，下級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報告，重要內容也要同時報告中央。這就進一步細化和完善了請示報告制度，為維護和嚴肅黨的紀律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年9月，毛澤東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時指出，我們的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突出強調了加強紀律性的極端重要性。“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鮮明響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黨共識，很快化為各級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軍隊的行動。

實踐証明，黨的紀律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完成黨的任務的重要保証。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是黨堅持革命、贏得群眾、戰勝敵人、奪取勝利的關鍵所在。（張大勇 孫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