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喚醒新青年

　　《新青年》（LA JEUNESSE），原名《青年雜志》，1915年9月15日創刊，由陳獨秀主編，上海群益書社發行。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號改名為《新青年》。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新青年》，長25.3厘米，寬18.5厘米，厚0.5厘米。從封面上可以看到，改刊后的《新青年》有陳獨秀號召青年做“新青年”的《新青年》一文﹔也有李大釗所撰、揭露封建制度給中國帶來的危害，並強調要寄希望於“青春中國之再生”的《青春》一文。

　　辛亥革命失敗后，中國的先進分子沉浸在極度的苦悶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夢破滅了，中華民國的成立並沒有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民族獨立、民主和社會進步，軍閥勢力繼續利用封建傳統思想來禁錮人民的頭腦。面對嚴酷的現實，包括北京大學師生在內的先進知識分子、廣大青年學生深深感到，要反對封建主義的腐朽統治，必須大張旗鼓地批判封建思想，大力宣傳科學和民主思想。

　　民國初年，北京大學辦學宗旨開始從京師大學堂的“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向“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民需要”轉變。在學科和課程設置上，廢除了經科，提倡東西方哲學、中外史地文學“兼收並蓄、廣納眾流”。

　　1916年9月，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仁源向比利時公司貸款20萬元，在漢花園（今沙灘）操場興建四層高、有300余間房的宿舍樓。1918年8月，該樓落成，因樓體由紅磚砌成，紅瓦蓋頂，故稱“紅樓”。該樓落成后，並未用作宿舍樓，而是用作校本部、圖書館、第一院的文科校區。 

　　1916年秋，在北大紅樓開工建設的同時，遠在法國考察歐洲教育的蔡元培接到了教育總長范源濂請他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電報。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曾留學歐洲，富有學術修養和民主精神，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骨干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蔡元培后來曾回憶說：“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后說，進北京。”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以“學詣為主”，羅致各類學術人才，搭建了一個自由且自治的平台。為了貫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整頓和改革。

　　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力排眾議，邀請陳獨秀到北京大學任教。1917年初，陳獨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學長，把《新青年》編輯部從上海遷到北京。

　　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的具有發刊詞性質的《敬告青年》一文，鮮明地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向封建思想文化挑戰，是新文化運動第一篇綱領性文獻，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滿懷激情謳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他以進化論的觀點，論証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

　　《青年雜志》的內容新穎獨特，樹起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與青年共同探討各國學術、思潮，給沉悶的思想教育界吹來一股清風，使人們從封建專制主義造成的盲從和蒙昧中解放出來，被譽為“青年界之金針”和“良師益友”。

　　陳獨秀把主編《新青年》與改革北大結合起來，並幫助蔡元培羅致人才。當年8月，就在陳獨秀來北京的幾個月以后，年僅26歲的留美學生胡適也被蔡元培聘請為文科教授。胡適提倡白話文，反對陳腐的文言文，以實際行動響應陳獨秀發起的文學革命，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魯迅，原名周樹人，與蔡元培同是紹興人。中華民國成立后，受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后，魯迅被聘為國文系講師（按北大規定，到北大兼職隻能被聘為講師）。雖然參加新文學運動稍晚，但魯迅在這場反封建主義的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是《狂人日記》，刊登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雖然篇幅不大，但書中的批判卻及於封建社會的各個方面，從封建權勢者、家族長、走狗，到封建禮教、習俗、思想文化，無不痛加鞭撻。

　　《新青年》是個綜合性的學術刊物，每號約100頁，6號為一卷。從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到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1日），由陳獨秀主撰。從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15日）起，《新青年》由陳獨秀個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第4卷第3號《新青年》刊登了一則《本志編輯部啟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后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

　　當時的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生毛澤東這樣評價《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

　　1918年11月，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新覺醒。次年5月，李大釗為《新青年》主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並親自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這是中國人著作中第一次對馬克思主義作系統完整的介紹。

　　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時，租住在離紅樓不遠的吉安所東夾道7號的3間北房裡，他在北大圖書館任圖書館助理員，每天往返於紅樓與住所的小夾道上。紅樓，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毛澤東紅色革命生涯的一個起點。憑借在北大學習到的新聞實務知識，他創立了《湘江評論》，熱情歌頌十月革命。

　　在1919年5月4日的日記裡，魯迅先生用了一個字來描述北京的天氣：“曇”。這是烏雲密布的意思，懷揣著心中的“烏雲”，學生們就是從紅樓出發到天安門、東交民巷、趙家樓，一路的憤怒，一路的吶喊，一路的激情演說。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席卷全國，震驚世界。

　　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的洗禮之后，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紅色思潮的傳播，社會主義學說的信仰者的聚集，使進一步成立革命組織成為可能。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倡導下，北大紅樓裡誕生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匯聚了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何孟雄、羅章龍等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人。

　　北京早期共產主義者在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同時，還深入工農群眾之中開展工作。他們通過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深入北京郊區農村和工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李大釗這時已開始認識到，在中國僅僅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不夠的，必須籌建無產階級政黨。10月間，李大釗在北大紅樓一層東南角的圖書館主任室，也就是119房間秘密召集會議，宣布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當眾宣布每月從個人薪俸120元中捐出80元為北京黨的早期組織開展各項活動的費用。李大釗在送別奉共產國際之命來華幫助建黨的維經斯基時說：“我們這些人只是幾顆革命的種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種子栽培起來，將來是一定會有收獲的。”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從建黨醞釀、准備，到組織建立后各項工作的展開，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在北大紅樓裡，有先進青年救民於水火的家國情懷，有追求理想的堅定信念，有早期共產黨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民族血性，更有那百折不撓聞過則喜的博大胸襟。

　　（摘編自《文物中的紅色基因·家國情懷卷》 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